如果从近代化的角度来看，湖南戊戌维新中所兴办的一切，如学堂、学会、学报、保卫局、小轮公司等等，并无新奇之处；在当时的通商口岸，如上海等处，已司空见惯；即便是放在其他省会城市，如广州、杭州、武昌，也不彰显；然而，湖南是一个思想相对保守的省份，湖南人的激烈性格使之冲突激烈，康有为、梁启超一派的介入又使之格外引人注目。湖南两派的对立，影响到了北京。……湖南是戊戌政变后惟一受到惩处与清算的省份，原因是康有为一派的活动及其人事关系。
*文章选自《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茅海建 著 三联书店2021-6）。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张之洞与陈宝箴及湖南维新运动
（节选）
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三年秋来到湖南主持时务学堂后，湖南的维新思潮一下子高涨起来，由此激发了一些矛盾，其中有学术思想的，也有政治思想的。光绪二十四年二月，梁启超离开湖南，而湖南内部的矛盾非但未减弱，反而日趋激化。湖南巡抚陈宝箴、其子陈三立对于康、梁的学术思想，即新学伪经、孔子改制之类并不认同，陈寅恪称：“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 ”然对湖南新兴起的维新思想，陈宝箴、陈三立仍精心加以维护，以能用此促变湖南士绅的保守风气。作为一位地方官，陈宝箴在新旧两派对立中采取了折中主义的作法，尽力予以调和。尽管此时张之洞及其幕中对署理湖南按察使、长宝盐法道黄遵宪已有很大的负面意见，陈宝箴对黄仍是信任有加。然由学术对立而造成的政治对立，也使陈宝箴感到忧虑。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1898年 7月 12日），陈宝箴上奏“请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陈宝箴此折，陈词极为委婉，对康有为弹劾之时又有保全之意，这主要是考虑到当时光绪帝对康的态度；陈宝箴此折，又显示了他比张之洞更为敢言的性格，即直接站出来反对康有为学说。而该折最重要的言词，在于“其徒和之，持之愈坚，……嚣然自命，号为康学，而民权平等之说炽矣”，“以此窥其生平主张民权，或非定论”等句，即将“康学”的根本定为“民权平等之说”。陈对康有为政治思想的推测，又与前引陈庆年日记中所言张之洞称“康长素辈主张素王改制，……平等、平权，一万年做不到”，即张之洞的推测，是完全一致的；尽管从“张之洞档案”中还看不出来陈为此折与张商量过。六月十八日（8月 5日），光绪帝收到该折后，没有直接处理，而是发下交片谕旨给孙家鼐：谭继洵奏请变通学校科举、陈宝箴奏请厘正学术各一折，著孙家鼐于明日寅刻赴军机处，详细阅看，拟具说帖呈进。
孙家鼐奉旨对陈宝箴奏折“拟具说帖”，即“议复陈宝箴折说帖”，措辞要比陈折严重得多，称言：臣谨将康有为书中最为悖谬之语，节录于后，请皇上留心阅看。……臣观湖广总督张之洞著有《劝学篇》，书中所论皆与康有为之书相反，盖深恐康有为之书煽惑人心，欲救而正之，其用心亦良苦矣。皇上下诏褒扬，士大夫捧读诏书，无不称颂圣明者。……今陈宝箴请将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一书销毁，理合依陈宝箴所奏，将全书一律销毁，以定民志而遏乱萌。
孙家鼐完全赞成陈宝箴的意见，同时他也看出了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的“刺康”用意。但光绪帝没有采纳陈宝箴、孙家鼐的意见，而是对康有为依旧信任有加。湖南矛盾的激化，也传到了北京，康有为、梁启超的对策是通过光绪帝给陈宝箴施加压力。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1898年 8月 10日），御史杨深秀上奏由康有为代拟的“请申谕诸臣力除积习折”。该折虽未从档案中检出，但当天光绪帝对此下发的谕旨称：即如陈宝箴自简任湖南巡抚以来，锐意整顿，即不免指摘纷乘。此等悠悠之口，属在搢绅，倘亦随声附和，则是有意阻挠，不顾大局，必当予以严惩，断难宽贷。
这表面上是一道温旨，但指向却十分明确，如果对照当时湖南的情势，光绪帝是要陈宝箴对王先谦、叶德辉、欧阳中鹄一派下手，“予以严惩，断难宽待”。按照当时的通信速度，陈宝箴奉到此旨似在七月初旬，以他的政治经验，当知京中必有奏折。如果对照当时湖南对立的两派，及熊希龄、唐才常等人与康、梁派的关系，他也应知道，康、梁一派是背后的操作手。然而，湖南的形势仍未依康、梁的愿望而发展，时务学堂自放假后未能再度开学，南学会不复再开，《湘学报》的管束亦加严格，而陈宝箴的态度也越来越明显偏离湖南的激进派。七月二十九日（9月 14日），御史杨深秀再次上奏由康有为代拟的“裁缺诸大僚擢用宜缓特保新进甄别宜严折”，直接攻击陈宝箴：臣前奏湖南巡抚陈宝箴锐意整顿，为中华自强之嚆矢，遂奉温旨褒嘉，以励其余。讵该抚被人胁制，闻已将学堂及诸要举全行停散，仅存保卫一局，亦复无关新政。固由守旧者日事恫喝，气焰非常，而该抚之无真识定力，灼然可知矣。今其所保之人才，杨锐、刘光第、左孝同诸人，均尚素属知名，余多守旧中之猾吏。……倘皇上以该抚新政重臣，信其所保皆贤，尽加拔擢，则非惟无补时局，适以重陈宝箴以咎。仍请严旨儆勉，以作其气，于其保举之人，分别加以黜陟，万勿一概重用。
“被人胁制”、“无真识定力”，都是非常严重的用语，该折还要求光绪帝对陈宝箴“严旨儆勉”。光绪帝收到此折，感到情况十分严重，当日发电旨给陈宝箴：有人奏，湖南巡抚陈宝箴被人胁制，闻已将学堂及诸要举全行停止，仅存保卫一局等语。新政关系自强要图，凡一切应办事宜，该抚当坚持定见，实力举行，慎勿为浮言所动，稍涉游移。
这是一道不留余地的严旨，陈宝箴奉到后自知京中情况大变，圣恩不可测，上奏人必是康、梁一派。他于八月初二日（9月 17日）发电上奏，说明情况：昨承钧署电，奉旨：有人奏，湖南巡抚陈宝箴被人胁制，闻已将学堂及诸要举全行停散各等因。仰蒙圣训周详，莫名钦感。窃湖南创办一切应兴事宜，并未停止。现复委绅蒋德钧往湘潭等处，联络绅商，来省设立商务等局。前议派聪颖学生五十名至日本学习，近日来省求考选者千数百名。风气似可渐开。言者殆因学堂暂放假五十日，讹传停散所致。前七月十三日学生均已来馆，续聘教习亦到。其余已办各新事，当另折具陈。现在亦无浮言。自当凛遵圣训，坚持定见，实力举行。请代奏。宝箴肃。冬。
尽管陈宝箴找了许多理由为自己回护，但仍没有正面回答学堂、学会、学报等“要举”之情。到了此时，陈宝箴已在思考北京的政治形势，光绪帝前后两道严厉谕旨，是他为政期间前所未有之事。他感到朝廷的谕旨已很难继续贯彻执行。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1898年 9月 21日），即北京戊戌政变发生的当天，陈宝箴给张之洞发去一电：廿二日接总署电，奉旨：昨日明降谕旨，令藩、臬、道、府上书言事等因。本应即行传谕，因明降谕旨未到，疑必尚有条目分别办理之处，故且恭候。本日始经电局传到。廿七日谕旨内有其州县官应由督抚代递，即由督抚将原封呈递，不得稍有阻隔，总期民隐尽能上达，督抚无从营私作弊等因。是既设督抚以管辖州县，又使数十百州县以管辖督抚。仅一督抚安能胜数十百倍州县之钤制耶？今日督抚本畏州县反噬报复，惮于纠参，今又授州县以钤束之权，更何敢稍一过问？又道府径自奏事，士民上书皆由道府代奏，不许稍有阻格，恐自此奸伪朋兴，纪纲扫地，图治转以致乱。似宜据理直陈，以资补救。惟应由外间上言，抑姑听近臣谏阻，乞钧裁速复为盼。箴叩。鱼。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命司员士民可自行上书，后又扩大到藩、臬、道、府、州、县等地方官员，是当时重大的改革决策，也是康有为一派竭力推动的结果。陈宝箴对朝廷的这一决策非常不满。他认为，此举将会引发极大的政治混乱，致使督抚逐渐丧失对地方的控制力；而各地士民上书，由道、府代呈，将会“奸伪朋兴，纪纲扫地”。他先前奉到的两道谕旨，只是京官上奏的结果；如果地方官员及士绅也不停地“告御状”，将激起湖南更大的政潮。陈宝箴由此提议向光绪帝进谏，以取消这些新政策。他为此询问张之洞，是由各地疆吏直接上奏，还是请朝中近臣内中谏劝？依照陈的性格，说了就会做，如果张表示同意，他会立即上奏要求光绪帝收回成命。仅过了一天，八月初七日（9月 22日），陈宝箴发电总理衙门，请其代奏，要求光绪帝召张之洞进京：近月以来，伏见皇上锐意维新，旁求俊彦，以资襄赞。如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等皆以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仰见立贤无方、鼓舞人才至意。惟变法事体极为重大，创办之始，凡纲领、节目、缓急、次第之宜必期斟酌尽善，乃可措置施行。杨锐等四员，虽为有过人之才，然于事变尚须阅历。方今危疑待决，外患方殷，必得通识远谋，老成重望，更事多而虑患密者，始足参决机要，宏济艰难。窃见湖广总督张之洞，忠勤识略，久为圣明所洞鉴。其于中外古今利病得失，讲求至为精审。本年春间，曾奉旨召令入都，询商事件。旋因沙市教案由沪折还。今沙案早结，似宜特旨迅召入都，赞助新政各事务，与军机、总理衙门王、大臣及北洋大臣，遇事熟筹，期自强之实效，以仰副我皇上宵旰勤求至意。愚虑所及，谨冒昧电陈。乞代奏。宝箴谨肃。阳。
这是一封字斟句酌精心撰拟的长电，十分清楚地表示了陈宝箴对朝廷激进政策的不满，当然包含着对康有为一派政治倾向的不满；也十分清楚地表示了他对军机诸大员施政能力的不满，并直接提到“参与新政”四章京“阅历”不足。他用非常策略又相当明确的语言，请求光绪帝召张之洞入京主政，是其深思熟虑后开出的挽救时局的政治处方。他在该电中称张之洞“忠勤识略”、“于中外古今利病得失，讲求至为精审” —是他从光绪十二年到广州后与张相处十二年而得出的一个全面评价。这一份重要的电报，陈并没有与张商量。“张之洞档案”中录有张之洞幕僚许同莘所抄录的该电，题名“陈巡抚致总署电”，并书“同莘按：此电发后，陈中丞并未知会至鄂。兹从总署档案录出”。这显然是张之洞去世后，许同莘整理其档案时才抄录的，即张之洞生前根本不知此事。而这一份电报到达北京时，已是八月初八日，慈禧太后当日在西苑勤政殿举行了重新训政的仪式。如果从近代化的角度来看，湖南戊戌维新中所兴办的一切，如学堂、学会、学报、保卫局、小轮公司等等，并无新奇之处；在当时的通商口岸，如上海等处，已司空见惯；即便是放在其他省会城市，如广州、杭州、武昌，也不彰显；然而，湖南是一个思想相对保守的省份，湖南人的激烈性格使之冲突激烈，康有为、梁启超一派的介入又使之格外引人注目。湖南两派的对立，影响到了北京。除前节已述杨深秀两次上奏外，湖南籍保守京官左都御史徐树铭、御史黄均隆亦有相同的行动，先后上奏攻击湖南维新运动，而光绪帝皆未加处置，旨意十分明确。戊戌政变发生后，慈禧太后关注点是康有为及其北京的同党，对湖南并未十分注意。八月十二日（9月 27日），御史黄桂鋆上奏攻击湖南维新运动，要求捉拿黄遵宪、熊希龄等人，罢免陈宝箴、徐仁铸，派员接任。慈禧太后于十四日下令将翰林院编修、湖南学政徐仁铸革职，十六日派户部侍郎吴树梅为新任湖南学政。此为首次涉及到湖南。八月十六日（10月1日），给事中张仲炘上奏攻击湖南维新运动，指名黄遵宪、熊希龄等人。八月二十一日（10月 6日），湖南籍御史黄均隆上奏攻击湖南维新运动，指名陈宝箴、黄遵宪、熊希龄、陈三立、江标，涉及康有为、张荫桓、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皆是慈禧太后深恶痛绝之人），其中最重要的一段是：陈宝箴信任梁启超、黄遵宪、熊希龄等……屡保康有为、杨锐、刘光第等，其称康有为至有“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等语。……今逆党已明正典刑，陈宝箴应如何惩治之处，出自圣裁。
黄均隆此折，是湖南籍保守京官与康有为一派斗争的继续。但他完全歪曲了陈宝箴原折之意，将要求“自行毁版”称之为“保举”。慈禧太后不知陈宝箴前折之具体内容（此时似也无人敢以真情相告），盛怒之下，将该折中言及之人全部重惩：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陈宝箴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著一并革职。候补四品京堂江标、庶吉士熊希龄护庇奸党，暗通消息，均著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此处“滥保匪人”的“匪人”，应指康有为。当日，慈禧太后并令军机处电寄谕旨给张之洞：湖南省城新设南学会、保卫局等名目，迹近植党，应即一并裁撤；会中所有学约、界约、札说、答问等书，一律销毁，以绝根株。著张之洞迅即遵照办理。
该电旨中的内容，亦为黄均隆弹章所言。湖南是戊戌政变后惟一受到惩处与清算的省份，原因是康有为一派的活动及其人事关系。然而，八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罢免陈宝箴、陈三立等四人的谕旨，由于不是电旨，总理衙门于八月二十二日（10月 7日）申刻（下午 3-5时）发，当日亥刻（晚 9-11时）到达武昌。张之洞奉到该电，很可能大吃一惊。自从杨锐等人不审而诛之后，张之洞已身感政变后的萧寒。陈宝箴的罪名是“滥保匪人”，陈也确实保举过“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刘光第两人，但张之洞绝不会想到，慈禧太后因黄均隆的不实之词，误以为陈保举康有为而将之罢免。八月二十三日中午，张之洞分别发电其子张权、刑部主事乔树枏，探询情况。当日，陈宝箴发电张之洞，谈派学生留学日本之事，仍不知其已被罢免之事。八月二十四日（10月 9日），张之洞亲笔写下致陈宝箴电报：急。长沙陈抚台。贤桥梓忽遭絓误，不胜骇叹。因何挑动，未喻其故，尊处知之否？湘省失此福星，鄙人失此德邻，如何如何？以后湖南教案、开埠、铁路三事，必然枝节丛生，三湘无安枕矣。铁路如必不能办，只可缓办，教案、开埠，人岂容我缓哉？且路款已借，亦不能缓。思之忧灼，夜不成寐。新令尹尚未知何人。先此奉慰。敬。
张之洞此电情真意切，其中提到的诸多教案、岳州开埠、粤汉铁路，在思想相对保守的湖南皆是难办之事。当日，张之洞又发电盛宣怀和正在北京的瞿廷韶，询问新任湖南巡抚的人选。恰张之洞发电未久，陈宝箴于二十四日未刻（下午 1-3时）发来电报：督帅张：李臬司因病，急欲交卸。部文已到，拟委夏道献铭暂行接署。箴父子俱蒙恩，不加严谴。至印务应如何交代，今日想可奉旨矣。箴叩。敬。
从此电来看，陈宝箴已奉到革职的谕旨，但尚未接到张之洞“敬电”。该电只称“俱蒙恩，不加严谴”，无一语称怨，实有古大臣之风度；他将谕旨中“滥保匪人”一语，理解为保举杨锐、刘光第两人。而当陈宝箴收到张“敬电”后，又于八月二十五日亥刻（晚9-11时）回电：奉敬电，具蒙勤注，感刻零涕。湘中三年，幸叨广荫，获免颠隮，而溺职辜恩，复以丛疚之身，辱当世之士，为可痛耳。保卫局足为商埠程式，即欲创行新政，如印花税等类，亦非此不行。其法用意精深，实为一切善政始基，弃之良可痛惜。愿宪台派见信晓事之人，与湘密察事实，及商民向背，不行于湘，犹冀得行鄂汉，以闲执谗匿之口，留他日维新一线之机也。热血乍冰，忍勿能已，辄为我公一倾吐之。箴叩复。有。
陈宝箴已是被罪之身，并未为其父子之莫须有罪名而辩解，只是希望能够保全保卫局，并请张之洞将之推广到湖北的汉口。张之洞于八月二十七日（10月 12日）复电：漾、有两电悉。保卫局似不能有植党情事，惟严旨令撤，不能不撤。已电饬两司，改归保甲局……
……保卫局即是洋街巡捕，其详章敝处未能深悉，广询湘人，均言近来颇有成效，尚无植党情事。至兼办迁善习艺，教养穷民等事，乃地方应办之事。惟经费稍多，不易筹。窃谓若商民以为有益，自愿捐赀，似可仍用旧日保甲局之名，而力扫冗滥糜费、敷衍具文之积习，采取保卫局章，参考民情，斟酌妥善。……明春岳州开埠，系我自设巡捕，此项章程留为岳州开埠之用，亦甚有益。……至原定章程数百条，敝处并未得见，望速寄并转达陈中丞为感。感。
张之洞两电的基本意思，是在“保甲局”的名义下行“保卫局”之实，这是奉严旨而采取的回避周旋之法。张还根据陈电中提议，将之推广至即将开埠的岳州。陈宝箴和俞廉三等人对此均有复电，而陈宝箴再次建议在汉口试办。由此，保卫局实际上被保全下来。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899年2月 6日），张之洞上奏“裁撤南学会并裁并保卫局折”，对保卫局多有维护词句，称已改为保甲局；“张之洞档案”中存有该折底稿，其中一段是张之洞亲笔加上的：臣复于湘省来鄂官绅，详加询考，据称，保卫局系变保甲之名，而行保甲之实，颇有成效，尚无植党情事等语。
很可能是由于这一经历，张之洞后在武昌、汉口试办警察，为中国最早的近代警察事务开展地区之一。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1898年11月 1日），陈宝箴发电梁鼎芬，并抄送此时正在武昌的新任贵州布政使于荫霖：督署梁节庵：箴已交卸，从此不问人事，为之洒然。定廿日开船，因挈亡室榇，过鄂拟不泊。至浔后，再青奚布袜走谒南皮与次公及公辈，聚谈一夕而返。乞鉴，并代白。箴。啸。
陈宝箴的电报，用词极为委婉，虽称“不泊”，又称“代白”，隐隐有让梁鼎芬请张之洞出面挽留相邀之意。然此时梁鼎芬已赴上海，并转往镇江焦山，张之洞随即发电梁鼎芬：镇江电局，专差速送焦山，探交梁太史。觉叟电，箴已交卸，廿开船。因挈榇，过鄂不泊，至浔后，再回鄂聚谈等语。雅转。啸。
过了一天，九月十九日（11月 2日），张之洞思之不妥，另请幕中人士发电陈宝箴：急。长沙陈抚宪鉴：啸电帅座暨次公均呈阅，节已赴沪。宪舟过鄂，拟请稍驻，有事面陈。恩。效。
“恩”，似为王秉恩，该电请求陈宝箴过鄂停留，显然是张之洞之意。然该电发于亥刻（晚上 9-11时），虽是急电，次日开船的陈宝箴能否及时收到，仍然是个问题。“张之洞档案”存有湖南电报局一电，称言：“督署鉴：陈右帅今日午刻开船。湖。 ”此电当为复电，答复湖广总督衙门的询问，发于二十日申刻，当日酉刻（下午 5-7时）收到。张之洞收到此电后，于二十日（11月 3日）亥刻（晚 9-11时）再发电：岳州。陈抚台：台旌东下，过武昌时，务望留两三日，一罄积怀。已于纱局扫榻以待，局楼临江，登舟甚便。于次公病已愈，程雨亭亦将到，可以共谈。节庵赴沪，须月底方回。祈示复。洞。号。
此电为张之洞亲笔，读起来情意切切，发电至岳州，用意当是请岳州电报局送往陈宝箴的座船。然这一份电报，陈宝箴很可能也没有收到。长沙电报局于九月二十六日回电称：“督院鉴：陈中丞的系廿日由省开船，因风阻，于今早过洞庭湖。顷得岳电，于未刻过岳。长局禀。 ”而岳州电报局于九月二十六日回电又称：“督署鉴：陈中丞于今午后过岳，未停轮。号电已由县专红船赶送。岳局复。 ”可见陈宝箴的座船因风受阻于洞庭湖，至二十六日未刻（下午 1-3时）过岳州，又为赶时间而未在岳州停留。从现存“张之洞档案”来看，陈宝箴似未到武昌停留；他回到南昌后，也未再去湖北。由此至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1900年 7月 22日），陈宝箴“忽以微疾卒”。两人终未能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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