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特科（三）

王明是个有仇必报的人，大权在握之后，在重要部门全部安插上自己人，张国焘抓住这个机会，猛拍王明马屁，王明也需要老同志支持，两人一拍即合，张国焘就这样到了鄂豫皖，当上了红4方面军一把手，也就有了红军草地分裂的事情，被毛教员视为一生最黑暗的时刻。

张国焘到鄂豫皖根据地，一路上由顾顺章负责护送，顾顺章完成任务后，没有直接回上海，而是在武汉勾搭上了一个戏子，为了挣钱养小三，违背保密工作原则，公然登台表演魔术，被捕后叛变，如果不是钱壮飞及时通报，党中央差点就被一锅端。

党中央在上海终于混不下去了，后来被迫迁入中央苏区，王明的小伙伴博古又坚持不懈的给毛教员添堵，通过一年多毫不停歇的骚操作，终于把根据地搞垮了，中央红军被迫跑路，这就是长征。

王明干啥啥不行，坏事第一名，他的小翅膀在上海轻轻一扇，就给毛教员和中国革命制造了无限困难，实在是厉害。

王明在重要岗位上安插上自己人，那原来在这些岗位上的人呢？统统踢到边上去，很不幸，潘文郁就是其中一个。

这个在党内曾经风光无限的年轻才子，被下放到河北省委宣传部当干事，从实际主管中央宣传部，到地方宣传部当职员，落差实在太大。

说到这里，有必要强调下，上海也好，北平也罢，在1931年这个时间点，分别是蒋委员长和他的小兄弟张学良的地盘，也就是课本上所说的“白区”，1927年大屠杀过后，共产党变成了非法组织，在白区只能从事地下工作。

这时候顾顺章已经叛变，正带着国民党特务到处抓人，用书上的话来说，叫白区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连总书记向忠发都被抓住后给枪毙了，其他被抓被杀的党员就更多了。

特务们也学精了，抓住共产党员后不再喊打喊杀，改以诱降为主，把人往审讯室一带，在一堆令人毛骨悚然的刑具中，挨个介绍具体用法，再描述使用之后的各种惨状，精神上的强烈刺激非常容易让人崩溃，很多软骨头当场就给跪了，当了叛徒，中央北方局的军委书记廖化平就是这么叛变的。

对当时搞地下工作的人们来说，每天的工作就像开盲盒一样，没有意外的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似的，每天心都是揪起来的，看着熟悉的面孔，却不知道对方依然还是同志或者已经成为了敌人。

1931年7月21日，潘文郁奉命在北平西交民巷附近接头，他不知道的是，这个地点已经被廖化平出卖，潘文郁就这样落到了特务手中。

戴着镣铐，坐在审讯室里的潘文郁，看见廖化平出现的一霎那，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大家都是聪明人，想蒙混过关已经不可能了，他很干脆就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和廖化平不同的是，他拒绝出卖自己的任何同志。

潘文郁的被捕引发了另外一个人的共鸣，此人正是张学良的头号谋士黎天才，为啥会引起共鸣呢？因为黎天才在潘文郁身上看到了自己从前的影子。

黎天才这人不得了，他的资历非常深，是我党早期学生和工人运动领袖，文笔也很厉害，深得李大钊欣赏和信任，李大钊躲在苏联大使馆那段时间，主要是靠他和外界联络，李大钊遇难后，他的职务是中共北平市委书记。

如果不出意外，按照他的资历，开国后当个副国级问题不大。

这一切可能在1927年10月戛然而止，当时北伐暂时停止，蒋介石在南方反共，张作霖在北方反共，黎天才被张作霖逮住了，各种酷刑折磨，还被强行灌大粪。。。。

坚持到底，会成为烈士，李大钊选择的就是这条道路，举手投降，能苟延残喘，但心灵会受到永久的诅咒和折磨，两者只能选一个，实在太残酷了。

书上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就是这个意思，在革命的道路上，有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人走着走着就没了，能坚持到最后的，只是极少数意志无比坚定，运气好到爆棚幸运儿。

张作霖之前看过黎天才的文章，知道这是一个难得的人才，等他投降后，立即委以重任，还让张学良拜他为师，从此，黎天才成了少帅身边的红人，强烈鼓动东北军和红军合作，在后续的西安事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就这么一个人，看到潘文郁被捕后，自然心有戚戚焉。

虽然从未谋面，对这个大名鼎鼎的中共“文胆”，他是久仰大名，既有同情之心，也有爱才之意，在他的劝说下，潘文郁登报脱党，8月28日，潘文郁被中共开除。

对于这样一个人才，戴笠垂涎三尺，在狱中没怎么对他动粗，为的就是日后好相见，三番五次递出橄榄枝，邀请潘文郁加入军统，当然，都被潘文郁拒绝了。

潘文郁依然信仰共产主义，可却没有勇气直面死亡，没能当成烈士，内心的纠结和郁闷可想而知，于是他找到了好哥们陈豹隐，两人都才华横溢，精通6国语言，两人在一起干啥呢？翻译《资本论》。

《资本论》出版后，潘文郁又到大学去教书，专门讲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

一个共产党叛徒天天大讲特讲共产主义思想，这叫什么事？潘文郁的反常行为引起了吴成方的注意，此人就是前文所说的，北平特科的负责人。

吴成方是一个老革命了，阅人无数，他敏感的察觉到，潘文郁虽然被开除党籍了，可他的内心依然渴望共产主义事业，从精神上他并没有叛党，那么他“共产党叛徒”这个身份，不就是从事情报工作最好的掩护吗？

于是吴成方找到潘文郁一顿猛聊，果然如他所料，潘文郁又一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过这一次，潘文郁抱定了必死的想法。

找“叛徒”合作，对当时的中共来说，绝对是一件石破天惊的事，为啥？当时王明已经掌权了嘛，非常激进，要求革命队伍纯之又纯，绝对不能和坏逼或者有一丝坏逼成分的人合作，何况叛徒这种避之唯恐不及的货色？

后来蔡廷锴在福建闹事，要求和红军合作，毛教员举起双手赞成，但遭到博古断然否决，坐视19路军覆灭，为啥？在博古看来，蔡廷锴不过是一个死军阀嘛，作为纯洁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怎么能够和军阀混在一起？

那么问题来了，吴成方为何如此大胆？居然敢违背中央的指示和精神，难道不怕秋后拉清单？

实际上吴成方非常怕，王明上台后，以马列主义的传人自居，对同志们要求非常严格，既然是无产阶级政党，那就必须有个无产阶级的样，坚决不能沾染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比如市内交通基本靠走，如果乘坐人力车遭举报，极有可能被开除党籍。

这样情报工作就没法干了，毕竟要深入敌人内部，经常需要摆谱装13，如果连人力车都不能坐，工作的确没法开展。

当陈赓找吴成方聊的时候，吴成方就把这个事情提了出来，陈赓告诉他大胆干，怎么对工作有利就怎么干，得到了陈赓的尚方宝剑，这才有了吴成方找“叛徒”合作的事。

至于陈赓的胆子是哪里来的？那肯定是周恩来嘛，周恩来知道王明一伙人在瞎搞，如果跳出来公开反对，注定成为炮灰，在找到好的解决办法之前，只能是和稀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消除错误的做法。

他派陈赓到北方之前，交的底就是“只要把工作搞起来，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办事，不要执行打倒一切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