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在浙江江山老家养老的王庆莲，突然听说有两位也曾参加过军统工作的“同志”要来看她，她突然变得敏感起来，因为她曾是军统的这个身份，让她足足接受了20多年的劳改。
要来看王庆莲的两人分别是戴以谦与祝仁波。当年为军统工作时，他们三人都没有见过对方。这次见面，他们相当低调，目的也仅仅只是为了了解江山还有多少军统活着，以及他们的过往。
见面不久，三人放下戒心后，就聊起了彼此解放前与解放后的生活。
1928年，王庆莲在浙江江山出生，父亲战死，母女俩相依为命。1942年，日军占领江山，母女俩的日子越发艰难。
就在母女俩不知未来该怎么办的时候，军统东南办事处来到江山，在那里展开了秘密招募，王母为王庆莲报了名，让她成了军统成员。
加入军统之初，王庆莲并不知道自己是军统特务。她和20多人同时接受培训后就来到了重庆，先被安排到乡下做打印员，后又被调到重庆做电译工作。
这时，她才清楚自己是谁。
1946年，戴笠飞机失事，她急流勇退，离开了军统。
戴以谦成为军统是一件很偶然的事。
1937年，戴以谦在江西一家招待所做招待员，恰巧戴笠来到这里。
两人相聊甚欢，在谈话之中发现彼此是堂侄辈的血亲，戴笠于是就将戴以谦留在身边，让他担任自己秘书。
戴笠死后，戴以谦也选择了离开军统。
祝仁波出生于上海，他之所以成为军统特务，与他的姐夫有关。
他姐姐嫁给了当时中国的电信专家陈一白，陈一白的另一重身份就是特务。
在姐夫的培养下，祝仁波也成了电信专家，并在军统工作。后来，他被派到腾冲给远征军修复电台通讯，做得很好，为远征军的腾冲保卫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样是戴笠死后，他就离开了军统。
然而，尽管他们三人急流勇退，不再参加军统工作，但解放后都被调查了出来。
解放后，王庆莲来到杭州白肉市场工作，后来又来到粮食局工作。
她在粮食局一干就是8年，但在1958年被查出了身份，不久就被下放到农场劳改。
1981年，王庆莲终于重获自由，不久得到平反，但她也失去了23年的青春，从一个30岁的少妇变成了50岁的中年妇女。
之后，她来到塘栖镇参加工作，90年代退休后回到江山老家。
国家并没有亏欠王庆莲，她从农场走出来后，国家将她20多年的劳改算进了工龄，让她领得了一定的工资，晚年生活得到了保障。
戴以谦退出军统后，没有到别的地方去，而是选择回到老家当农民。对当年给戴笠做过秘书的事，他一直绝口不提。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他终究还是被查了出来。
与王庆莲一样，他被下放到农场劳改，直到80年代初期才被释放出来，并得到平反。
之后，戴以谦做过各种工作，如今孑然一身的他住进了养老院。
退出军统后，祝仁波果断带着妻子儿女过上隐姓埋名的生活，不再过问政治问题。
本以为就此相安无事，但国内局势很快发生转变，他随之也被揪了出来。
1950年，政府查清了他姐夫陈一白是军统特务的身份，他也就被查了出来，隐居生活结束。
1952年，陈一白死在了提篮桥监狱，祝仁波不久也被定罪，以“历史反革命”罪参加劳改。
这一期间，因为妻子顶不住压力，同他离了婚，随后带着儿女到外地生活，余生都没有再与他见面。
与王庆莲、戴以谦不同，祝仁波因为有技术，所以获刑10年就被放了出来。
之后，他来到农场工作。
1980年，祝仁波离开农场，来到浙江宁海一个小镇，靠给人维修电器谋生。
戴以谦和祝仁波在机缘巧合下相识，后来打听到了王庆莲的消息，他们于是决定在2013年与王庆莲见一面。
这也就有了他们低调见面的那一幕。
虽然之前没有认识，但会面后的聊天，让他们感慨万千。
有人说，时间能治愈一切。这种说法对，但也有不对的地方。对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事将会从人们的脑海中消失；不对的是，尽管时间在流逝，但一些伤害仍在。
比如，抗日战争至今已过去几十年，但日寇当年对我国造成的伤害依然历历在目，这个旧恨我们始终难以忘却。
对于王庆莲、戴以谦和祝仁波这类军统特务，我们无法判断他们是否做过伤害人民的事，也许有，也许没有。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也渐渐被人们原谅了。
他们曾做过军统，但他们接受了劳动改造，成了新社会的新公民，这一点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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