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2年王任叔离开印尼雅加达回到北京。作为外交部党组成员，被安排在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参与我国对外政策的调研、制定和咨询。这时他暂住北京东城区羊尾巴胡同赵堂子2号外交部宿舍。
尽管人在外交部工作，但王任叔依然钟情老本行，总有股回归文坛的冲动。工作之余，撰写了不少关于苏联文学的评论，主要有《关于（牛虻）》、《我所看到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读（斯大林时代的人）》《高尔基的（母亲）》《（青年近卫军）的艺术构成及其形象》、《一部反保守主义的作品——读》、《重读（毁灭）》、《果戈理——封建制度的掘墓人》等等。他还以1940年由上海珠林书店出版的文学理论旧著《文学读本》和《文学读本续编》改编本《文学初步》为基础，重新“加工翻造”，于1953年6月完稿，易名为《文学论稿》。该书分上下两册，近60万字，1954年6月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此书一问世，立刻成为国内高校文科教材，销路非常好，半年多时间里共添印了5次。仅第5次印刷印数就达4万4千册。至1957年2月，出第二版。1959年1月再出新版。前后再版、重印达二十余万册，这在中国文论出版史上，属于罕见。正如学者陈丹晨指出：“王任叔的《文学论稿》具有开山的性质，在中国现代文艺理论批评史上占有一页重要的地位（《一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经验》）。”
1954年初，在当时国家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的争取下，对王任叔有着充分了解的总理，考虑到在外交家和文学家之间，王更适合于后者，因此同意他回归文坛。同年4月，王任叔从外交部调至人民文学出版社（简称人文社），担任副社长兼总编辑，1959年改任社长兼党委书记。在离开外交部政策委员会时，王任叔高兴地对同事说：“我喜爱文学，解放后由于工作需要，我一直没有机会能够重返文坛，现在总算如愿了。今后我要为繁荣新中国的文艺做些扎实的工作！”
为了弘扬和继承我们民族宝贵遗产，王任叔很重视文学古籍的整理和出版。他专门组织成立了“文学古籍刊印社”，亲自抓选题，撰写《重印文学古籍缘起》，影印了_一大批古典文学名著。在直接关心下，由王任叔和文学研究所共同协商，陆续编辑出版了《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丛书》和古典文学十大作家集等几十套书籍。现代文学方面，王任叔非常重视“五四”以来著名作家作品的重新出版，先后出版了《鲁迅全集》1-3卷、《茅盾文集》、《沫若文集》、《巴金文集》等各十余卷，还编印了《叶圣陶文集》、《郑振铎文集》，以及其他“五四”以来作家的选集共50种左右。1959年10月，人文社遴选当代作家中较有影响的作品近40种，定为新创作选本，向国庆十周年献礼。
外国文学方面，他组织编选出版了莎士比亚、泰戈尔全集，巴尔扎克、马克吐温、雨果、屠格涅夫等人的多卷集等等。至于东西方作家代表作的单行本，为数更多。文学理论方面有《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4卷；梅林、蔡特金、法拉格、季米特洛夫等人的专著。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则有丹纳、布封等人的。其中，《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外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和《外国古典文学理论丛书》这3套丛书，被读书界公认为范本，影响深远。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佳作，编辑出版不可能有成就。为充实创作队伍，一大批声名卓著的专家学者，受人文社特约，开始长期地、有计划地从事编选、整理、校勘、注释、翻译中外古典名著。如周作人当时因历史原因无经济来源，人文社就每月预支稿费200元，后来又增加至400元，请他做翻译。
除了请进来，王任叔还两次走出去，如在上海，王任叔初遇华东师大的徐中玉，一见如故，当场敲定两部书稿，双方立刻在合同上签字。
王任叔主持人文社日常工作，有胆识、有魄力、敢做主。老友楼适夷夸奖他“作风泼辣，大刀阔斧，领导重视，群众爱戴，把工作大大地开展起来了”。许觉民认为：“读书界和出版界的同志，往往回忆起这一段光景，常称之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黄金时代。”
二
王任叔定下规矩：凡新进人文社的人员，不论学历高低、资历深浅，一律先到校对科和原稿整理科工作一段时间，接受基本功训练，熟悉出版一本书的全过程。对确有真才实学的，他不拘一格选拔使用。曾任人文社社长兼总编的陈早春回忆：“许多人没有名气，没有高学历，甚至有的就是初中生，但王任叔有胆识、有见识，不论资排辈，大胆地提拔到编辑部和各科室加以任用。他敢于破格使用，也注意精心培养。”人文社规定编辑们每年看稿8个月；接触社会外出组稿以及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与作家读者联系3个月；坐下来读书充电1个月。社里专门为此拟定了一份书目，其中关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中外古典文学名著部分，就是王任叔亲自加上去的。
强将手下无弱兵。能征善战的队伍只能在苛刻严谨的历练中锻炼出来。人文社出版的书籍里，当时平均每8万个字中约1个错别字，但王任叔还不够满意。王任叔在书稿终审签发时，必读初审和复审意见，如发现问题，马上找有关人员面谈，或予以否决、或重新返工，毫不含糊、毫不留情。王任叔的继任者都称赞他们的老社长老总编，以一丝不苟、严肃认真、严格要求、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和作风，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精干的编辑。
王任叔不仅严格要求别人，更极端约束自己。他从外交部调到人文社后暂住在东单草厂胡同27号。每天起得很早，7点多钟就去单位办公。傍晚六七点钟才下班。晚上伏案写作。深夜，邻居们总能看见他房间的灯光亮着，几乎天天如此。忙得连近在咫尺新落成的首都剧场也没空去瞧瞧。王任叔的大部头著作，全是在8小时以外业余时间发扬“钻空子”精神写出来的。在他书柜里，珍藏着大量未发表的作品手稿。但他从未利用过职权为自己发表一部作品，这件事在人文社有口皆碑。著名老作家黄源曾无限感慨：“解放后，王任叔当过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却没有出过自己一本书。并不是他没有书可出。从这点可看出他的人品。长篇小说《莽秀才造反记》（荣获1986年第一届人民文学奖）早就写好，却在死后出版。”直到1957年，北京出版社一位编辑出于尊敬，越俎代疱，四处搜集了王任叔近来发表的杂文，代为编成一集，他盛情难却，取名为《遵命集》交付该出版社出版。
王任叔惜才、爱才。彝族作家李乔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走厂》手稿早在1937年抗战时期，便交给王任叔保管。解放后王任叔又亲自过问后来使李乔一举成名的新作《欢笑的金沙江》，并亲笔题写书名；乡土作家浩然，20世纪50年代还是个热爱文学创作的文艺青年，是王任叔在众多来稿中一眼发现这位作者的潜力，亲自为他的处女作《喜鹊登枝》担任责任编辑，一步步引导和指导浩然，使一个连初小都未读完的青年成长为著名作家；《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最初的手稿字迹潦草不够规范，甚至有的地方用图画表达意思。这样的稿件，一般处理便是退稿。但王任叔看完内容，组织人员重新誉写，促成了这本书的出版，并轰动一时成为红色经典；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出版后褒贬不一，王任叔别具慧眼，将该作品编入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精选本。之后又组织力量作了较大的加工，比初版本增加了若干情节和细致的描写，使之更完美，并成为译成各种外文的底本；雷加的长篇小说《春天来到了鸭绿江》，原稿和编审意见送到王任叔手上后，他没有马上签署意见，而是耐心、深入、细致地阅读了全部手稿，除表示同意两位责任编辑的意见和处理办法外，另从作品的题材处理、矛盾关系、主题表现、人物形象描写、情节结构、政治观点及遣词用字等方面，写下了相当具体的审稿修改意见。当这份情真意切的审稿书转到雷加手里，他无比动容。
三
1956年5月，“双百”方针公布后，《人民日报》等报刊倡言繁荣杂文创作。杂文曾经是王任叔在上海“孤岛”时期参加抗日运动的锐利武器，他自谦是“一副只会写写杂感的材料”。因此宝刀不老的王任叔，短短一年半时间里，有感而发杂文20多篇，分别刊登在《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等报刊上。
王任叔在杂文_中，针对社会时弊，鞭挞了以及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以治病救人的诚恳态度，向新社会肌体中的疮毒开刀。同时，王任叔也清楚认识到：在新中国，对杂文的运用，必须掌握好分寸。尽管他小心谨慎，但最终仍然被卷进越演越烈的“左倾”思潮漩涡中。其实首先惹祸的倒并不是那些刺向的杂文，而是一篇发表在1957年《新港》第一期上的《论人情》。该篇随笔是王任叔应天津一位老朋友之邀，根据自己几年来对文学作品中“人”的描写的深思熟虑的结果。王任叔这样写道：文艺作品引人入胜的主要东西是人情。而当前的文艺作品，偏偏是政治气味太浓，人情味太少。这就必然地要受到冷遇，政治也因此落空。所以他主张通情达理。通的是“人情”；达的是“无产阶级道理”。那什么是“人情”呢？王任叔提出，“人情是人和人之间共同的东西。饮食男女，这是人所共同要求的。花香、鸟语，这是人所共同喜爱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是普通人的共同希望。这些要求、喜爱和希望，可说是出于人类本性的。”王任叔强调如果这社会有人阻止或妨碍这些普通人的要求、喜爱和希望，那就会有人起来反抗和斗争。
《论人情》发表不到两个月，文艺界的一些“左派”批评家挥舞大棒，口诛笔伐，纷纷围剿。有权威甚至打电话质问《新港》编辑部。原先向王任叔约稿的那位老朋友顶不住了，赶忙问王任叔可否“写点什么，应付一下困难处境”。王任叔对朋友历来重交情，文章是他写的，叫老朋友承担风险的事情他绝对做不出来，好汉一人做事一人当。因此《新港》杂志1957年第三期又刊登了王任叔的《给新港编辑的复信》一文，尽量为老朋友开脱。王任叔自以为检讨文章也写了，总可以平安无事，加上他公务繁忙，根本抽不出时间和精力参与论争。况且本来学术上的争论，完全可以遵照“双百”方针，与人为善进行探讨。但在极左思潮笼罩下，只准存在一种看法，且动不动就扣帽子打棍子。从1957年至1960年这4年间，等人在《文史哲》、《新港》、《长江文艺》、《新观察》、《光明日报》、《中国青年》等20余种杂志报刊上，发表了几十篇批评文章。内容自20世纪50年代的《论人情》、《文学论稿》一直“清算”到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创作和鲁迅研究，批判得可谓“彻底”。到了1960年，在康生授意下，兴师动众，更把王任叔作为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代表人物展开了规模更大的围剿，在《文艺报》上接连抛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论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和《批评王任叔的“人性论”》等文章，危言耸听地说什么“王任叔的人性论是成体系的，他几乎把它贯穿到文艺上一切方面去，把许多问题都搅浑了”。七拼八凑，给王任叔罗列了一大堆所谓罪状，诬陷王任叔“披着美丽外衣的人性论，其目的就是要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战斗旗帜，用抽象的人性来掩盖形形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资产阶级分子和修正主义者的阶级性，让资本主义自由泛滥”。
在带头起哄下，一顶顶大帽子往王任叔头上戴，公然叫喊“王任叔是漏网大”。1959年“反右倾”时，王任叔被康生定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代表人物，翌年，更被当作修正主义思潮的典型人物而遭到全国性的长时间批判。1960年3月，曾为革命出生入死的王任叔，被定性为“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所有著作不准出版和发表。回归文坛才数年的王任叔，就这样被扫地出门。
四
王任叔终因杂文而获罪，十几篇杂文使得他“变成了中国最早的修正主义者”。王任叔不用去上班了，过去像雪片似的请帖和稿约，全部被那阵“左倾”歪风吹得无影无踪，他突然空闲至极。受到如此打击，王任叔并没有消极悲观，也没有从此研究养身之道安度晚年，而是为自己制定了一个庞大读书计划，准备精读一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其子王克平回忆：他以惊人的毅力，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读完了全部经典著作。厚厚的精装书的每一页，都有他划的杠杠、记号，或是端正书写的眉批。
后来，组织上对那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甄别摘帽子。据楼适夷回忆：据说文化部一共划了131个。130名全甄别了，结果留下了一名。这一名就是王任叔。有领导体谅他，念王任叔曾经当过社长，再让他留在原单位做个小编辑面子上挂不住，因此于1961年2月，调到人文社编译室任主任。同年4月，王任叔被调往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亚非研究所任编译室主任，主要研究印度尼西亚历史。
王任叔视印尼为“第二故乡”，自然有着深厚的感情以及相当的了解，且写一部印尼通史是他多年夙愿。于是在王任叔书房里，堆满了大本的世界地图册和印尼地图、数以百计的外文书籍和砖头般的各种外文词典。王任叔未正规学过外文，尽管略懂日文、英文、印尼文，但要编译大量的外文资料，仅凭“三脚猫”的外语水平是远远不够、无法承担的。因此，年过花甲的王任叔，下硬功夫死啃，家里时常会响起他带有宁波腔的外语朗读声音。
为了更好读书写作，王任叔严格要求自己生活规律化。这时他已搬入宽街10号，每天早晨6点起床，不论寒暑，坚持在院子里小跑步，做套自编体操。6点半收听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同时吃早点、喝咖啡，那是他从印尼带回来的生活习惯。8点钟进书房伏案工作。午餐后打个盹，又继续工作至傍晚。用完晚饭稍作休息再接着干。22点左右就寝。差不多天天如此。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王任叔居然顺利通过了外文关，编译出上百万字的资料，其中有范希克伦的《印度尼西亚青铜器、铁器时代》和克罗姆的《印度时代》两部专著，尤其是后者，乃是研究东南亚古代史经典。王任叔还写了几十万字的《关于自七世纪至十二世纪爪哇历史的考察》学术论文。
整整3年，王任叔沉浸在印尼史的钻研中。1964年元旦起，他开始动笔。到1965年底，王任叔已完成了一百多万字的史学专著《印度尼西亚近代史》初稿。遗憾的是，未来得及最终定稿和继续《印度尼西亚古代史》一书的写作，一场浩劫从天而降。
五
1965年11月，各大报上点名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凛冽的“左倾”之风越刮越恐怖。王任叔熟稔的一群作家，一个接着一个挨批。饱经风霜、特别是作为文人的王任叔，对政治气候格外敏感。一天，他把儿子王克平叫到卧室，打开书柜，指着里面满满一大叠稿纸，心情沉重地说：“这些作品大多是1950年代中期，我利用业余时间写成的，但一本也没出版，因为我是出版社社长。今后我再也不能搞创作了，我将尽全力写好《印尼历史》，因为这是党的需要。这些稿件，看来也将由你来保管了。若没有用处，就留作纪念吧。”
王任叔的预感不幸应验。1966年5月，“”如火山爆发，不久席卷全国。虽然王任叔早已被打倒，并不是什么“当权派”，照样受到中联部造反派的高度“重视”。他不仅被当作“老牌修正主义分子”，更被扣上“叛徒”、“反动文艺理论家”帽子。某银行也心血来潮揭发王任叔曾于1954年兑换过“金圆券”，有特务活动经费嫌疑……事实上，王任叔向来对金钱看得很轻。1953年，他主动向组织上交20000元；1966年，又上交16000元；1968年，他再次上交3000元。总共加起来绝对称得上是笔巨款。然而在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年代，谁肯用理智去思考？谁愿意相信“叛徒”的解释？
王任叔被揪斗，并被关进牛棚。他不断地写交待材料，无休止地被提审，受到残酷折磨。由于他冠状动脉血管和脑血管硬化，血压高达二百，常常发生昏厥，大小便失禁，走路都要拄拐杖，身上还要缝上某机关叛徒字样的白布条。一天外出，王任叔竟一头撞在电线杆上昏倒在地，幸被发现，送他去派出所。但知道其身份后，人们就不敢再理他了。有一次单位在楼上开批斗会，王任叔匍匐上楼梯，跌跌撞撞爬进会场。楼适夷这样记述：“是我们出版社的造反派，把王任叔从研究所的牛棚揪回到出版社，开所谓斗争大会，我们都低头站在一边，听造反小将们的批斗。他们把任叔同志掀翻在地上。那时，他早已被斗争折磨得非常苍老，要依靠一支拐杖才能站立起来。”
经过一年多的隔离审查批斗，王任叔心灵上肉体上都受到极大创伤。而此时，家庭这个原来温馨港湾也被政治风暴扫荡得一片破败。1969年10月，在“五七干校”劳动的妻子马兖生，迫于女儿王高潮的前途，含泪写信给王任叔，提出离婚。马是王任叔的第三任妻子，女儿王高潮生于1956年，王任叔老来得女，最为钟爱，曾经邀请在京的老朋友庆祝过一番。从小到大，王任叔对她百依百顺，自然也享受到天伦之乐。可现在妻子和女儿全离他而去，这对年近古稀的老人来说，感情上难以承受，身体迅速垮下去。
1969年11月15日，王任叔一早醒来刚想起床，突然晕倒，大便失禁。幸亏他脑子还算清醒，拼命挣扎，摸到茶杯，喝下一大口冷茶，借以刺激，才慢慢恢复。
家庭破碎、身心倍受摧残，不过王任叔仍念念不忘《印尼历史》，他认为完不成是欠人民的债。但因为造反派将他花费几年心血积存的一大盒子印尼现代史研究资料给随随便便弄丢了，所以只能支撑着病体从头搞印尼古代史。
凄凄凉凉的一个孤独老人，生活上没人相帮料理，后来又中风过两次。单位造反派见这情景，唯恐王任叔在牛棚出意外，就不负责任一推了之，把他赶回宽街10号家里。但原住所已被隔壁厂家和街道革委会挖了防空洞和防空壕，搞得院内一塌糊涂，几乎无路可行，且地下水管也因此在外。天一冷结冰，家中断水，只能用脸盆去附近工厂打点水来将就。不但生活上陷入绝境，王任叔在政治上同样陷入绝境，专案组的造反派口口声声要开除他党籍。
如此折腾，再加上病情不见好，王任叔为预防万一，1969年12月14日，他执笔立下遗嘱：如果允许的话，死后火化，分骨灰为两瓶，一送我出生地大堰，在我们宅后竹山上埋下；一投之于海——我依然关心印度尼西亚的革命胜利！
1970年2月，王任叔在痛苦、寒冷和孤寂中度完了他在北京的最后一个春节。他再也不能带着女儿去胡愈之等老朋友家中拜年。往日的朋友很少有登门探望的，甚至走在对面也快点避开。3月份，上面终于传来处理意见：由康生亲笔批示，将身患重病的王任叔遣返原籍宁波奉化大堰村改造。老家交通闭塞、缺医少药，这就等于把王任叔从绝路推向死路。
1970年3月8日，王任叔被押回大堰。遣送书中规定：不准参加群众大会、不准参加一切社会活动、不准使用无线电收音机、不准县外就医，只能在附近卫生院治疗。即便火车从北京开往杭州途经上海站时，押车的造反派也不允许他下车去看望定居上海的儿子。
王任叔自20世纪20年代离开故乡，仅在1953年探望九十高龄母亲回过一次，如今受迫害叶落归根，他唯一要加紧做的，就是那部《印尼历史》的定稿。王任叔竭尽全力同时间赛跑，抵达老家第二天，他便打开从北京带来的大木箱，取出资料，在儿时用过的八仙桌前埋头增删、修正书稿。
王任叔住的厢房不到10平方米，幽暗，室内仅一桌、一椅、一床，一盏15支光电灯泡高悬。平时靠侄子、侄媳、侄女照应他。
头一年，王任叔生活还是挺有规律。他早晨起来，散步到后山，听听有线广播，从中了解一些时事政治，早饭后开始写作，午饭后稍事休息，继续写作。每当夜深人静，自他窗出的灯光久久不熄。侄子王梦林后来对人说：“有时夜已深，窗口灯还亮着，我叔在熬夜写作。听到他连续的疲乏的咳嗽声，唉，心里真难受。”
山村民风淳朴，同族血浓于水。多少年来，大堰村一直将王任叔引以为荣，谁也不相信他是什么“叛徒”、“修正主义者”。谁家烧了好吃的定会送点过来，请这位“对象”尝尝。1971年10月19日，正逢王任叔七十大寿，乡亲们买来猪肉、面条，为他做寿。在王任叔漂泊的一生中，身经百战经历了无数坎坷磨难，最终却落得如此结局。反而是乡情给他带来了一丝温暖和安慰。
一天，王任叔在侄子那里无意中看到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公报，精神严重受刺激。他本来还抱着相信党、相信群众的态度，指望自己的冤屈终有洗净的日子，希望虽然渺茫，却是他活下去的精神支柱。现在可好，连堂堂国家主席都被中央“永远开除出党”，那么自己的命运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此，王任叔意志彻底崩溃，并逐步发展成精神分裂。曾经喜欢的香烟也不抽了，经常会莫名其妙抱头痛哭，最痛心的是会突然把写好的稿纸撕碎，就像疯狂的果戈理烧毁他的《死魂灵》第二部中的段落一样，王任叔的部分手稿（印尼古代史第三篇第一、第二章）就这样消失了^更严重的是他晚上不睡觉，深更半夜常常跑出去，敲打别人家的门，且发出惊恐的呼叫声。寒冬腊月冰天雪地，他竟不穿衣服披着散乱白发踉踉跄跄狂颠，甚至还发生过倒卧在雪地上直到天亮才被村民发现的痛心场面。
王任叔的病，乡下卫生院已无能为力。家属多次写信向中联部军管组反映，要求去大医院治疗。北京派人来大堰后商定，送宁波地区疗养院。不料当车行驶到疗养院所在地奉化溪口时，王任叔瞧见大门上刻的“武林”二字，知道那是故乡，立刻大叫起来：“这是骗局。我不去。你们说我是叛徒，为什么把我送到的老巢来？我要回去。”无奈第二天只得返回大堰。儿子和侄子经过多方请求、联系，才获准去杭州古荡精神病院治疗。那里条件虽好，但王任叔属于“打倒对象”，医院个别医生冷眼相待，勉强住了半年。不得不再返大堰。
1972年春。王任叔病情加重，大小便不能自禁，常不穿衣服外出癫行。侄子无奈，一狠心忍痛拿一条围巾将他捆绑在座椅上。王任叔可怜巴巴反复念叨：“我失去自由了，我已被绑架了。”7月23日，王任叔病情恶化，整整折腾了_一夜后被送往奉化县人民医院，25日凌晨，并发脑溢血，耳朵、鼻子和嘴流血不止，最终心脏停止跳动。弥留之际，身边只有侄媳_人。
第二天，侄子侄媳拉着平板车走了六十里山路，扶灵返回大堰，用寿材让叔叔安歇在故乡群山的怀抱中。
1979年6月26日，王任叔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冤案得以昭雪。党和国家给予王任叔“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作家，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的高度评价。6月28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新华社讯，报道了追悼会消息。王任叔生前好友胡愈之为修葺一新的墓碑题写了“王任叔巴人同志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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