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21日，丙子年的春节已经过去了28天，但陕北高原仍是千里冰封。这天凌晨，一队人马从红军驻地瓦窑堡悄悄出发，他们的目标是国民党东北军第67军军部的驻地洛川。
队伍中的领头者戴着一副深度眼镜，身着中山装，打扮得像个陕北绅士，此人正是年仅37岁的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他此行的目的是奉命和张学良进行谈判，以架起一座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桥梁。此行的由来也颇有说头。
李克农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为了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中央建立了中共中央联络局，由李克农任局长，在在周恩来、叶剑英的领导下，从事对国民党、特别是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
对如何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毛泽东作出了战略性的决策，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保存东北军、西北军在抗日的旗帜下，以壮大抗日的力量。在他们不觉悟的时候，还是要打他们一下。”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李克农开始做争取东北军的工作，他首先把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这3次战役中俘虏的东北军中下级军官约120人集中起来，办了一个“解放军官学习班”，并把争取的重点放在了第619团团长高福源的身上。
高福源
高福源是在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军俘虏的，他起初以为自己一定会被处死，但他和其他俘虏到训练班以后，却发现简陋的教室里贴满了标语：“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不打红军！”、“停止内战、枪口对外！”这些标语一下就把东北军和红军之间的关系拉近了很多。
此时十几名红军战士又唱响了歌曲《打回老家去》，那悠扬的歌声仿佛把东北军官兵带回了正好遭受日寇蹂躏的松花江畔，他们不禁听得泪流满面……
这些当然都是李克农的精心设计。高福源在瓦窑堡住了约两个月后，亲身感受到了红军对他们亲切友好的态度，对共产党和红军越来越钦佩，最初的那种敌视的情绪完全消失了。
高福源的这些变化都在李克农的关注之中，他于是趁热打铁，以高福源本人为原型写了一个话剧剧本《你走错了路》，说的是一位国民党团长被红军俘虏后，如何悔过自新、掉转枪口打日本人的故事。
李克农
话剧演出的当天，当演到团长在逃荒的人群中看到自己的妻子不敢相认时，台下的人忍不住性急地喊起来：“她就是你婆姨，快叫呀！”此时在台下观看的高福源禁“哇”地一声哭了出来，然后便捂着脸跑开了……
第二天，高福源主动找到李克农说：“为了东北军的前途，为了抗日救国，我自愿回去做张副司令和他人的工作。”
李克农没有立即答复，高福源又问：“是不是怕我回去就跑了？”
李克农摇摇头：“高团长，我同意你回去。只是考虑这样做，对你会不会有危险。”
高福源坚定地说：“你放心，我有把握，再说为了抗日救国，就是死了也值得。”
李克农将这一情况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后，他们都同意放高福源回去。临行前，李克农又叮嘱高福源说：“你不要说是共产党派你回去的，先用个人身份试探一下张学良将军的态度再说。如果他有意，红军愿意派正式代表前去谈判。”
高福源在第二天清晨就回到了洛川，他向第67军军长王以哲说自己有重要的事情要向张学良报告。在西安的张学良得知以后，马上乘飞机到了洛川，他一进67军部就高声喊道：“高福源在哪里？高福源在哪里？”
王以哲
高福源向张学良立正敬礼，然后报告说：“报告少帅，我回来了！我是红军派回来的，有要事向您汇报！”
此时张学良突然变脸，他向高福源吼道：“你好大的胆子！你自己打了败仗，当了俘虏，还有脸来见我，还敢要我通'匪’，我枪毙了你！”
高福源却不害怕，他也对张学良吼道：“你算什么英雄好汉，你还有脸去打抗日的红军，把自己的家乡让给日寇，却在这里打内战！”
张学良转怒为喜，他请高福源坐下，然后说：“你回来很好，我就是从西安赶来听你陈述情况的，杀了你，岂不是一大损失？刚才我是想试试你的胆量。”
张学良
张学良也早就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满，这天他和高福源整整谈了一个通宵，最后说：“你谈得很好，我同意你的意见。你马上回瓦窑堡，请红军派一位正式代表，我们正式商谈。”
高福源于是马上赶回瓦窑堡，向李克农汇报了这一情况。最后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决定派李克农作为红军代表，去同张学良谈判，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李克农一行于2月25日到了洛川，当时张学良因事在南京不能马上回来，嘱咐王以哲先进行接待，可先商谈一些具体问题，其余的重大问题等他回来再谈。李克农于是先和王以哲进行会谈，很快达成了以下几点口头协定：
1.红军与67军互不侵犯，各守原防地；
2.红军同意恢复67军在富县、甘泉、延安之线的公路运输；
3.红军同意在甘泉被围半年之久的东北军两个营换防；
4.红军与67军恢复通商。
李克农
3月4日，张学良抵达洛川，准备正式和李克农会谈。会谈前，张学良的副官提前来到会场，对李克农板着脸说：“少帅不抽烟，也不容许别人在他面前抽烟。”
李克农深知这是张学良给他的一个下马威，当时没有吭声。但当他和张学良正式见面后，他却叫副官给他拿烟，而且当着张学良的面抽了起来。张学良见了以后，也没有说什么。
会谈开始后，张学良首先说话了：“李先生辛苦了。”
李克农见张学良身穿银灰色长袍，上衣是黑丝绒马褂，头戴礼帽，眼架墨镜，手提文明棍，像一位精明的富商，又有一副风流倜傥的派头，于是开玩笑说：“张将军，你解甲从商啦？”
张学良笑着回答说：“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言下之意是他与王以哲所谈的事情并不一样。
然后张学良问道：“蒋介石是全国最大的实力派，要抗日就得联合他，否则很困难，你们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为什么不包括蒋介石在内呢？”
李克农回答说：“蒋介石一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对日本侵略步步退让。我们现在号召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他仍然专打内战，我们怎能把他列入团结的对象呢？凡是抗日的我们就团结，这是我们的方针。”
张学良又问道：“李先生是干什么工作的？”
“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这是李克农此行的公开身份。
“我不知道李先生能不能负责？要能负责的话再谈下去。”
“当然能负责，既然派我来，我就是代表。”
此时张学良突然试探性地问了一句：“你们红军能不能放下武器，接受改编？”
张学良
李克农听后生气地说：“张副司令，我是红军的谈判代表，不是投降代表。”浓烈的安徽芜湖口音，更给语气增添了几分坚定，他说完以后就准备起身离开。
张学良没有想到李克农竟然真的动怒了，他感到自己确实有些唐突，马上起身拦住李克农，并连声劝说：“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
李克农这才再次坐下。张学良为了引开话题，用手指着地图说：“能不能把瓦窑堡让给我？”张学良的意思是请红军帮个忙，这样他就可以用所谓剿共的“战果”去堵蒋介石的嘴，减轻蒋介石对自己的压力。
李克农爽快地说：“如果副司令要此地，为什么不多要一些地方？我们共同抗日，收复失地，岂不更好？”
到3月5日凌晨5时，此次谈判顺利结束，红军和东北军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初步协定。张学良又提出：最好由毛泽东或周恩来为中共全权代表，与他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
李克农回去以后，马上将情况向毛泽东进行了汇报，毛泽东高兴地称赞说：“李克农单枪匹马，搞得很好！”
最后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偕李克农一起到延安与张学良谈判。4月9日这天，周恩来和李克农到达延安城，晚上正式开始和张学良进行会谈。
周恩来
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见。周恩来见到张学良后，首先自我介绍说：“我是在东北长大的。”
张学良回答说：“我了解，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过。”
周恩来听后很是吃惊，因为张伯苓是南开大学的校长，而他从来没听说过张学良曾在南开念过书，便问道：“张伯苓怎么是你的老师？”
张学良笑着说：“我原来抽大烟，打吗啡，后来听了张伯苓的规劝，完全戒除了，因此就拜张伯苓为师。如此说来，我和你是同师。”
一旁的李克农不禁感叹道：“真是一个痛快的汉子！”
此次谈判非常顺利，周恩来和李克农回去以后，向中央详细汇报了会谈的内容，此后中共中央经过热烈的讨论，一种对待蒋介石的抗日作用上的新政策获得通过，这就是把“反蒋抗日”改成“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以后，李克农被任命为中共代表团秘书长，和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一起前往西安。在西安的这段时间里，李克农除了在会谈中配合周恩来与张学良坦诚相见以外，还通过各种渠道对东北军和西北军中其他高级将领、中下层军官和社会各界人士做思想工作，为稳定他们的情绪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2月25日，张学良不顾周恩来和李克农的劝阻，坚持亲自乘飞机送蒋介石回南京，结果到南京后立即被扣留。东北军内部也因此产生了分裂，1937年2月2日，王以哲在家里被东北军少壮派军人打死，有人还造谣说，王以哲之死是共产党指使人干的，共产党还要杀一批东北军官。
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周恩来决定和李克农亲自去王以哲家里进行吊唁。他们来到王以哲家里后，王以哲的妻子拉着儿子问：“今后我们孤儿寡母依靠谁呀？”
李克农坚定地回答：“依靠红军，依靠共产党！”
后来王以哲的儿子果然由共产党抚养成人，并在解放后当了一名工程师。
此后张学良因为长期被蒋介石囚禁，一直没有机会再和李克农见面，但他一直在心里记挂着这位朋友。1962年李克农去世后，张学良悲痛地说：“李公非将非帅，但文武兼备，才思敏捷果敢，难得人才啊！可惜英年早逝，可叹！可惜！”
李克农和妻子
张学良还专门写下了一首诗悼念李克农：
君在此处嗟叹惜，念及彼时悔思量。
若与李公抗倭寇，留下丹青慰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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