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古以来，侠义精神就是中国文化中重要而独特的成分。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演变，它已经逐步沉淀为国民性格的一部分；而墨家是先秦诸子中与儒家并列的显学之一，其开创者墨子虽出身寒微，却一生奔走于列国之间，传道救世，“放踵摩顶， 以利天下” （《孟子・尽心上》）。墨子和墨家弟子的一言一行都为国为民，光明磊落，深合侠义精神。本文从侠出于墨或墨出于侠的讨论入手，继而详细描述侠义精神的内涵与墨家理论和实践的高度契合，阐释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
关键词：侠；任侠；墨家；侠义精神
0 引言
自先秦两汉以降至明清，历史上关于侠的记载不可谓不多；而民间关于侠的演义、笔记、小说，更为人津津乐道。然而其形象，在不同的时期，从不同的立场看来，却褒贬不一。“侠 ”一词最早见于 《韩非子・五蠹 》篇 ： “儒以文乱法 ，而侠以武犯禁”。在法家看来，侠是危害社会的五种人（学者，言谈者，带剑者（即侠），患御者，工商之民）之一；其贬抑不言而喻。在《汉书・游侠传》中班固更直言布衣游侠“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因此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司马迁一针见血地指出：“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若只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来谈仁义、论褒贬，则不免有失偏颇。故而司马迁称赞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隼В�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可谓公道。
在先秦诸子中，墨家是最为特立独行的一支。墨子家世不可考，据称为受过墨刑之人，在孔门受教过，后来却自创教义（钱穆《国史大纲》）。他提出“兼爱”、“非攻”等观点，反对大国对小国的兼并，并广收门徒，推行并实践他的主张，其言行深合侠义精神。因此侠与墨之间的联系，成为学者们热衷讨论的话题。
1 侠出于墨抑或墨出于侠
侠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比如士说、刺客说、诸子说、民间说、原始氏族遗风说、神话原型说、精神气质说等等，不一而足。其中的诸子说，即有侠出于儒、墨、道等不同说法。本文仅关注与墨家相关的部分而不及其余。
1.1 关于侠出于墨的讨论
王桐龄在《儒墨之异同》中写道：“墨子以行道为目的，以抑强扶弱为手段，开后世游侠一途。 ”闻一多《关于儒、道、土匪》：“所谓侠者不又是堕落了的墨家吗？ ……墨家失败了，一气愤，自由行动起来，产生所谓游侠了。”顾颉刚认为：“任侠源于墨家。”
这种观点的提出，大抵与韩非子的说法有关。《韩非子・显学》中说：“世之显学，儒、墨也。”；而在《韩非子・五蠹 》篇中又说“儒以文乱法 ，而侠以武犯禁”。显而易见将墨与侠等同了起来。但韩非所言，恐怕只是将以文武犯乱法禁之人统称为儒和侠而已。正如《孟子・滕文公》篇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孟子没有列出儒家，只不过是想树立批判的标靶而已。因此依据韩非之言（反对方，至少是利益攸关方）而断定侠出于墨，依据似乎并不充分。
而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记载：“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言儒、墨皆排摈不载，则易见侠之独立于两者，而没有传承的关系。《汉书・游侠传》中说：“陵夷至于战国，合从连衡，力政争强。由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借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班固将战国四公子列为游侠，而并没有记载表明四公子是墨家。再者《墨子》中通篇未见一侠字，似也更加强了对于此说的疑问。
1.2 关于墨出于侠的讨论
冯友兰《原儒墨》说：“此种人（士）大别言之，可分为二类：一为知识礼乐之专家，一为打仗之专家；或以后世之名词言之，即一为文专家或文士，一为武专家或武士。用当时之名词言之，则一为儒士，一为侠士。韩非子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即指此二种人也”，“贵族政治崩坏以后，失业之人乃有专以帮人打仗为职业之武专家，即上述之侠士。此等人自有其团体、自有其纪律。墨家即自此等人中出；墨子所领导之团体，即是此等团体。”
墨家的团体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最高领袖为“矩子”（巨子），成员称为“墨者”，由“矩子”执行“墨子之法”， 所有墨者都服从巨子的指挥，甚至可以“赴汤蹈火，死不旋踵”。这种说法大致仍是基于文武的二分法，并未有对于其精神主张的限定；且如果当时的士非儒即侠，则司马迁必不至于痛惜侠的资料散轶匮乏了。而其中关于韩非子引文的部分，已在前一节中讨论过。
1.3 侠与墨的起源小结
侠与墨的起源显然并非简单的此因彼果的关系，虽然如此，并不妨碍我们比较两者之间的特质，即墨家具有通常意义上的侠义精神。正如西方的“骑士”或“武士”，与中国的侠显然并无谱系上的因果关系，但我们仍然可以拿来比较他们的特质与侠义精神之间的异同。
2 墨家理论及行动中所体现的侠义精神
2.1 言必信，行必果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盛赞布衣之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侠义精神中最重要的一点即是守然诺，所谓“季布无二诺，侯赢重一言”，“ 三杯吐然诺 ，五岳倒为轻。”（李白《侠客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易水上的荆轲，明知入虎狼之强秦必不能回，却义无反顾，只是因为对燕太子丹的一诺。而《墨子・兼爱下》中也写道：“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这里的言和行，甚至要更进一层。言和行固然要一致，更要符合大义的要求。这是墨子的倡议，也是他终其一生的践行。
2.2 扶危济困，抑强扶弱，不求回报
《史记・游侠列传》：“赴士之�隼В�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这正是侠义精神为世人所称道之处。人处逆境，莫不希望有人挺身而出，扶危济困。而助人者功成身退，不以为意，则犹为难能可贵，这正体现出侠义精神的光芒。 《墨子・公输》记录了墨子止楚攻宋的事件：公输般为楚国建造了云梯准备攻打宋国。墨子得知消息后，接连十天，昼夜兼程赶到楚国。在一番理论之后，楚王仗着公输般的攻城之具，以为胜券在握，并不为所动。墨子只好与公输般解带为城，以牒为械进行了沙盘推演。公输般攻，而墨子守；九攻皆败，公输般攻打的办法已经用尽，而墨子防御的手段还层出不穷。最后公输般只好说：“我知道打败您的办法，但是我不说。”墨子也说：“我知道你的办法，我也不说。”楚王不明其故，于是问墨子。墨子说：“公输般的办法，不过是想杀了我， 这样宋国就没人知道怎么防御了。但他不知道的是，在我来楚国之前，已经命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带了我的守城器械，星夜赶往宋国帮助守城。所以即使杀了我也无济于事。”楚王于是只好放弃了攻宋的计划；宋国因此得以保全。
值得回味的是墨子回来的时候路过宋国，正赶上天降大雨，无处躲避，而宋国守城的军士却不放他入城。至于墨子，是否对着这些军士夸耀自己的功劳，原文并无直接的记载；但“治于神者，众人不知其功。”其中的意味自然是不言而喻了。试想，救国于兵灾，救民于水火，办下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却毫不居功，这不是侠义精神又是什么呢？
2.3 慷慨赴义，不爱其躯
《史记・游侠列传》说：“不爱其躯，赴士之�隼А薄�“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这些都体现了侠义精神里重义轻死的特质。这些侠士，往往知难而往，明知不可而为之。而《墨子・经上》篇说：“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是说宁愿损伤自己也要达到目的，这也正是任侠的精神。其实侠也未必不爱其驱，只是在他们的心中，有然诺，有大义，有比自己生命更值得重视的东西。
在《吕氏春秋・离俗览・上德》中记载了孟胜殉城的事件。墨者钜子孟胜受阳城君之托守卫他的封地。后阳城君获罪于楚王，楚国要收回他的封地。孟胜并没有畏惧，而是决心与阳城共存亡。这时他的弟子劝他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反而使墨家绝世。孟胜说：“吾于阳城君也，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这非常能体现墨家的价值观。大义的传承比保存生命更重要。最后城破，孟胜连同其弟子一百八十人皆死。其中三人更是在突围送信后返回就死。其慷慨悲怆令人何等钦佩！
2.4 以天下苍生为己任
侠者不容于国，主要原因是他们并不以国法为是非善恶的标准，而是遵循天道，以天下苍生为念，止戈为武，为国为民。这是侠义精神的升华，也与墨家的兼爱非攻思想非常相似。
墨子认为，天下之所以为乱，是因为君臣父子只知自爱而不爱人，因此损人而自利；“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因而他提倡兼爱：“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
《墨子・天志上》：“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这才是顺天意的义政。
金庸先生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历史上的游侠，限于能力，往往只在民间抱打不平，惩恶扬善，而墨子无疑达到了这种侠义精神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3 结束语
墨子及墨家的传人具有伟大的信仰，并穷一生之力躬行。他们行侠仗义，救国救民于危难，为然诺慷慨赴义，视死如归。虽然他们不为统治者所容，屡屡遭受打击，但是他们的侠义精神一直流传下来，为民众所称颂。墨家最终归于式微，此后再也不见类似的团体。但他们对于侠义精神的践行与示范仍然激励着后人。“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侠客行》中的名句，然而这世间事犹未了，却已不见斯人，又不能不让人唏嘘。
参考文献
[1] 余英时.中国文化史通释[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1
[2]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11
[3]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 冯友兰.原儒墨 [J].清华学报（自然科学版）， 1935（2）：279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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