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包含了两层含义：“城”为行政地域的概念，是人口聚集的地方；“市”是一个商业概念，指得是商品交换的场所。城市的形成，最初是因为人们需要一个聚集的场所来从事商品交换，聚集的人多了，就产生了市，进而发展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修筑城池一方面是为了防御这个聚集地不受外敌侵犯，同时也是为了给人们商品交换活动提供一个安全的场地。建城修城是一项重要的公共工程，历来都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修筑城池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都很巨大，其资金筹措及劳动力征募的方式多种多样，并体现出各种错综复杂的政治、社会、经济关系。
明代中后期，内外交困。沿海倭寇的挑衅和辽东后金的入侵，让政府财力捉襟见肘。为了筹措军费，只能不断加大对百姓的勒索导致百姓不满，从而造成了严重国内社会动荡。加固修复建造那些处于战略位置的城池成为那个特殊时期的一项重要的措施。一大批州县治所在这时不仅新建了城市，还有将土城改建为砖城。近年来，江南等地发现的大量明代城砖就是那个时期兴修城市的一个证明。
在目前发现的明代银锭中，仅存“栾城县修城银二十五两”、“休宁县修城银”和“弘光长泰县修城银五两整”银锭三件，通过对该三件修城银铭文分析，大致可以判断修城银征集的来龙去脉。
修城银，顾名思义就是为修筑城池而征集的专项经费。其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来自于朝廷的直接拨款或地方上的公用经费。例如，嘉靖三十三年(1554)，由于倭寇突然入侵嘉兴府，知府刘悫亲自主持缮修城池，筑四水门。当倭寇再次来临时为地方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安全保障，知府刘悫利用四个水门灵活运用战术，假如倭寇聚集东门，则开西门接纳难民入城；如果倭寇在南门，就开北门接受难民。
其二是用田赋附加的形式来征收。即将修城的经费摊征于民，通常以“按亩起科”、“输财于粮”等田赋加派的形式向百姓征收。明末，政府把加重赋税作为应付财政困难的手段。各种田赋加派层出不穷，“有借兵以私加，有假饷以擅派，有因修筑而科敛，有借解运而重征”。足见修城银的产生也与这类加派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三是私人捐助。通常是主事的地方官和当地的豪绅士民出资。另外，修城银也可能是徭役折银的一种。修城需要大量的民工，明代早中期，修城民工是里甲形式征派。其后，随着徭役折银的展开，力役也发展成以银代役，也就是交纳一定数量的白银免除亲自服役，而政府则用银雇佣民工来修建城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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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休宁县 修城银”阴刻五两银锭
“休宁县修城银”银锭形态端正，为明代中后期银锭典型式样，据《休宁县志》记载，休宁县曾多次修筑城墙。如：明初，城墙倒塌，于是环绕民居重新修筑，废东南、西南两门，只辟四门。嘉靖三十五年(1556)，安徽休宁县知县林腾蛟，为防备“倭寇”侵扰，再次修城，城墙周长九里三十步，城墙高度和厚度均増加为二丈五尺，辟有七门。清代初期休年县也多次对城墙进行修缮。
尽管修城银银锭存世寥寥，但是，从一个侧面足以反映出明代政府对修城的重视和投入。
出处：《明代赋税银锭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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