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寿与浙江宣纸

▲1958年潘天寿在杭州西子湖畔华侨饭店作画《初晴》

     1958年，我从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雕塑系毕业后，留校在生产科工作。当时大学里提倡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所以在生产科下办了一个水印木刻工厂，招收了十几个附中和工农专修班学员，并请版画家邓野、夏子颐担任指导。

     我被指派为管理人员，负责产品设计，采办宣纸等原料以及对外联系工作。

     国画大师潘天寿时任院长。他不仅是李叔同的学生，也继承了吴昌硕的精华，并发展了浙派的国画艺术。当时，某位中央首长称其为“艺苑之首、画师班头”之后，国内名流、政府首长，都纷纷前来索画，国画之风为之大振。

     同时，我们工厂成了学校接受外来要求供画的窗口。学院决定生产当代画家和近代名家的复制作品，以应付社会上求画之盛风。这样一来，宣纸大量缺货。

    

      1915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受教于经亨颐、李叔同等人。其写意花鸟初学吴昌硕，后取法石涛、八大，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美术学院院长等职。

      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委员；1958年被聘为苏联艺术科学院名誉院士。著有《中国绘画史》《听天阁画谈随笔》等。1970年8月，因得不到及时、认真的治疗，出现严重血尿。1971年9月5日，天明前潘天寿逝世。

      潘天寿为人温厚笃实，正直勤奋，人品高尚。艺术上擅长写意，亦善作指墨画。所绘花鸟、山水，格调清高，骨力雄强，独步近代画坛。主要作品有《雁荡山花》、《雄视》、《苍茫暮色》、《映日荷花别样红》等。

     安徽宣纸是国画专用纸张，当时只有安徽泾县宣纸厂一家生产，产品供不应求。采购者需排队等候，住在当地招待所，一住就是个把月。厂供应科门庭若市。

     潘天寿院长多次向时任轻工业厅厅长翟翕武反映，学院缺少宣纸的现状。

     1961年7月，浙江省轻工业厅决定自己生产宣纸，并成立了浙江宣纸试验小组。

     浙江省是造纸大省，全国三家老厂，浙江占两家。嘉兴民丰造纸厂是生产特种纸的专业厂，技术优秀。省厅抽调该厂总工陈志蔚、厅造纸科吴文山，美院则派出我，由我们三人组成浙江宣纸试验小组。

     院党委副书记高培明，厂领导范基根特别交代，我的任务是：①将试生产出来的宣纸送给潘天寿先生鉴定；②做好美院方面与省厅吴文山之间的信息传达工作，同时党委安排了潘先生助教兼秘书长叶尚青带我去潘先生家认了个门。

     经过陈工的研究分析，了解到宣纸与西方纸张性能完全不同。纸张是由于原料、生产工艺的独特而形成特色。中国的传统造纸方法使宣纸适合国画的墨色、晕味，形成国画特殊的表现形式。

     宣纸的原料是檀树皮纤维和“连塘早稻草”纤维，加上石灰、阳光的作用进行漂白，造成了宣纸的可渗性和不变的纸张白度。而檀树只在泾县与天目山西侧大片成林，所以宣纸只产于安徽泾县，集散地在宣城，故名宣纸。

     不断深入调研之后，我们终于找到了浙江能大批供应的纤维原料——榆树皮。榆树皮与檀树皮相仿，可以作为宣纸原材料。

     同时，省厅确定当时的龙游县蜡纸厂试制浙江宣纸（后试制点转移至衢州蜡纸厂，省厅投入四万元）。在陈工的指导下，浙江宣纸生产出来了。

     我的任务就是隔一段时间将纸样送到潘院长处请他鉴定。潘先生家住在南山路景云屯一号，二层楼的小洋房住了三户人家，楼上住的是党委书记陈陇和黎冰副院长，楼下是潘先生家。

     潘先生办事一丝不苟，每次送上纸样，他总是在画纸上一面动笔，一面与我讲解国画特点，如何在纸上用水、用墨、运笔。潘先生讲，好的宣纸每下一笔都会有“笔触”、交界线，并且水晕清晰。

     在试纸的过程中，我不但了解了宣纸的一些特性，而且又上了一门国画课。我在中学时期的美术老师是我院前身国立艺专毕业生，是林风眠、吴大羽等艺术大家的高足，名叫朱膺。他是上海油画名家，当时是上海美协的油画组组长，与吴冠中、朱德群都是同学。 受其影响，我也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当然，这更与我家庭有不少习画的长辈有关。我的二姨母王霭拜于近代美术教育家陈师曾门下，七姨母王燕如与雕塑家刘开渠同窗，解放前担任浙江省女子中学（杭十四中前身）复校首任校长的四姨母王守梅与潘天寿夫人是同学。而我的大姐何珊美在台湾师从著名书画家溥心畬。

     解放前夕，潘天寿是国立艺专刚下任的院长。他和潘师母到我家与我四姨母聚会的场景，我还历历在目。所以，在我送纸样给潘院长时，潘师母总会给我倒一杯龙井茶，我至今铭记。

     潘先生为人正直，待人忠厚，不重钱财，对人关心体贴。那时，我们水印工厂裱画车间有一位苏州籍的徐师傅，好饮酒，但家庭负担重，子女多，有时缺酒资，就向潘先生求画换作酒钱，潘先生均能授以小品帮之。

     1962年底，我们试制的宣纸质量上已经过关，我也即将完成常去潘先生家的试纸任务。记得我最后一次去潘先生家，临走前向潘先生要了一张试纸画作——“鸟石图”。经潘先生同意，我选了潘先生桌上最大一方印章盖上以作留念。

     岁月如梭，浙江生产宣纸一事一晃50年。据吴文山先生回忆说，当年他将我送去的潘先生试笔画作均交与翟厅长秘书，但文革期间已散佚，实在可惜。

     当年的陈工已经过世。没想到我如今保留的这张“鸟石图”成了那个年代浙江生产宣纸历史的见证图。

     1963年3月，省轻工业厅在厅会议室召开了浙江宣纸鉴定会议，会议室的长桌上放了三张我们试制的浙江宣纸。省厅特地请了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三位老师，分别在纸上各画了一幅“芭蕉图”。

     会议结束后，浙江宣纸算是通过了鉴定。我们这个试纸小组也算完成了历史使命。

     现在我已近暮年，每每想起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在宣城采购的故事，我在潘先生家试纸时得到潘先生教诲的情景，心中总是有一种感慨。

     为什么现在物质丰富了，生活富裕了，而好画精品不多，如潘天寿、黄宾虹这样伟大的画家却难以出现？

     现今浙江宣纸已由浙江富阳、临安生产，大家把浙江生产的宣纸改称为富阳宣纸。每当我见到富阳宣纸，就会想起潘先生鉴定浙江宣纸的情景。

     浙江宣纸仍在，而潘先生已仙逝，心中常常抹上酸酸的滋味。真所谓，生者仍常在，逝者已远矣。

写于201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