婺学自南宋吕祖谦开宗立派以来，至宋末元初何基、王柏、金履祥和许谦等北山四先生承朱学正统，再至明初宋濂续北山学脉而会通三教，明中叶章懋综合理学、心学和事功之学，一直引领学术思潮的风气之先，是浙学的核心内涵。此后，婺学长期处于沉寂状态，直到晚清经朱一新推动才得到重振，并融通西学而向近代转型。
朱一新（1846—1894），字鼎甫，号蓉生，义乌人。同治七年（1868），朱一新就读于金华丽正书院。同治八年（1869），至杭州诂经精舍肄业，师事朴学大师俞樾。光绪二年（1876）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朱一新的一生正处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这段时期。时局的急剧变化需要新的学术和文化思潮引领时代变革，推动社会进步。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朱一新赓续了学术经世的浙学精神，以中国文化为本体，博采西学众长，积极倡导晚清学术转型和浙学文化创新，以应对和引领社会变革，使学术研究与社会经世紧密结合在一起。
朱一新学术上主张汉宋兼采，理学为本，倡导朴学向理学的回转，注重学术的修身措事之功。朱一新在诂经精舍师从俞樾，重视乾嘉朴学传统，认为“小学训诂，治经之始事”。乾嘉朴学以通经训诂为学术特点，因其以汉儒训诂方法解读经学，又被称为汉学。乾嘉朴学反对宋学，即反对宋代程朱理学重义理思想的解经方法，而重视文字训诂、典章制度考证等内容。其优点是求真求实，重视学术的科学性；其缺点是忽视了学术的思想阐释，缺乏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解决。
朱一新虽然主张汉宋兼采，但更强调理学的根本性，重视经学的义理思想探求，“训诂既明，乃可进求大义之所在耳”。在汉学与宋学的关系上，朱一新认为汉学是手段，宋学是目的，训诂是为了明理。显然，朱一新与乃师俞樾都主张汉宋兼采，但俞樾重在汉学，朱一新重在宋学，前者是晚清学术主流，后者是对学术主流的纠偏。朱一新倡导朴学回转理学，其目的在于修身措事之功，重视学问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和解决，体现了学术经世的浙学精神。
朱一新十分重视浙东史学传统的继承，尤其注重家国情怀的史意和史识的贯通，开拓了史学新成就。史学是浙学的重要学术传统，从宋代吕祖谦到清代黄宗羲，史学一直是他们的突出学术成就。清中期，朴学在浙江盛行后，浙江史学有所衰退。晚清，不少浙江学人对史学有所接续，其中朱一新就是重要代表人物。朱一新提出“经学即其史学”，是对清中期浙东学者章学诚“六经皆史”的呼应。朱一新还提出“治经不如治史”，因为“通经于史”更能实现经世致用的学术目的。
朱一新著有京师地志《京师坊巷志稿》，该书是《顺天府志》第十三册《坊巷门》的单行本，全面详细地考证了明清两代北京坊巷胡同的名物变化，大量征引相关琐闻佚事和掌故传说，赋予地志以丰富的人文底蕴。刘承干称此书“固与《梦华》《梦粱》二录同为凭吊之资”，这体现了朱一新藉著史而凭吊明清京师的繁华和强盛的家国情怀。朱一新史学的家国情怀还体现在边疆地图考证上，他著有《东三省内外蒙古地图考证》一书，今未见，但在《无邪堂答问》中略有相关考证。这些史学研究都体现了朱一新对国家安危和民族强盛的现实关怀。
朱一新早年在朝为官，是一名诤臣，他积极建言献策，特别是面对外敌入侵和列强蚕食的危邦现实，提出一些具有建设性的振聩之言。光绪九年（1883）夏，法军侵越，窥视我国，他上《请速定大计以措危局疏》，建言朝廷要积极备战，备战而“非果于求战”，“非迫于万不得已”，才可以言战。他认为外敌是“得陇望蜀”，贪得无厌，而“越南一役，为数十年安危系”，所以必须备战；但国内又是“民穷财匮”，国力积贫积弱，所以备战而非必定要战。此后，朱一新又与同事上《和议未可深恃疏》，认为法国“要挟多端，和议终不可恃”，反对屈辱妥协。
朱一新认为朝廷应加强海防建设，增强海军力量。如《海防策》认为“今之防海与古异”，古代海防往往只限于一隅或少部分地区，而如今海防线“绵亘万余里”，因此他提议海军应分设北洋军、江浙军和闽粤军，每军五六千人，并配以战船三四艘。《敬陈海军事宜疏》又提议各海军之间宜加强联络，认为南、北洋地势辽远，应建膠州为重镇，以资联络，并提议设立海军协调的官署机构。除海军建制外，朱一新还提议因地制宜多从闽粤等地招募海军人才，添置水陆学堂，培养海军人才。
作为监察御史的朱一新还敢于直陈政弊。光绪十二年（1886）八月，朱一新上奏《预防宦寺流弊疏》，弹劾李莲英随大臣到天津巡阅海军是太监干政，有违礼制，是结党营利，必须整饬宦寺流弊，严肃纲纪。慈禧看到奏疏后，万分震怒。朱一新又上《明白回奏疏》，进一步揭露李莲英恃宠而骄。弹劾李莲英触怒了慈禧太后，朱一新被降为补六部主事，遂以母疾请归，辞官归乡。
朱一新的建言献策虽未被朝廷采纳，但体现了他的思想具有前瞻性，能够以学术经世致用，也体现了他为官刚正不阿，有着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朱一新辞官后，光绪皇帝对近臣说：“朱某所奏语自不差。”
朱一新辞官后，于光绪十四年（1888）应两广总督张之洞之邀，主讲肇庆端溪书院，并委兼理星岩书院。光绪十五年（1889）转至广州，主讲广雅书院，直至光绪二十年（1894）病逝于广雅书院。朱一新的岭南讲学，既推动了浙学的岭南播传，又广泛博采西学众长，开启具有近代化色彩的书院教学改革。
朱一新广泛而自觉地接受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并以中国文人的传统思维初步与西方文化进行对话和交流。由于西方自然科学多涉及技艺运用，朱一新按照中国传统知识谱系，把它们归入到子学当中。如他认为海战是西学之长，可补中国兵书之阙。《无邪堂答问》是朱一新掌教广雅书院时与学生讨论学问的答问记录，书中有许多有关自然科学的问题讨论，涉及农学、医学、军事学、天文学等。著名学者王元化高度评价：“朱一新吸取了截至那时为止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所积累的最新最全面的成果。”
朱一新主持广雅书院时，进行了一场具有近代化色彩的书院教学改革。课程设置上，改变过去以经史为主导的全科式教学，改为分科式教学，书院课程分为经学、史学、理学和文学，诸生可自由选择课程。教学形式上，由过去的灌输式教学改为学生主动参与的开放式教学，采用问答形式，学生提出疑问，山长解答疑问，《无邪堂答问》即是这种教学方式的成果。教学内容上，除传统的经史文学外，还大量采纳西方的自然科学，讲解重学（即力学）、化学、物理学、光学、气学，启发学生研究地球、水利、金石、测绘以及西医、农机、铁路等，引导学生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培养，并鼓励动手实践。
朱一新的广雅书院教学改革取得丰硕成果。光绪十七年（1891），朱一新典湖北乡试时所取之士周树模奉命典试广东，揭榜后，出自广雅书院肄业生有18人，周树模于是率此18人拜谒恩师朱一新，一时传为佳话。广雅书院的教学与考课方式后来又为梁启超所主持的湖南时务学堂广泛采用。
朱一新在岭南还与康有为有着密切交往，对康有为的维新思想有着重要影响。康有为年少朱一新12岁，常以己作及门生日记、书信请朱一新批阅，朱一新也甚爱其才，乐于切磋学术，因此两人常有书信往来。特别是康有为著述《新学伪经考》时，曾与朱一新有过重要讨论，《答康长孺书》《答康长孺第二书》即朱一新对康有为的论辩书信。朱一新强调治史的重要性，认为“史越近者，越切实用”，康有为则高扬今文经学，虽然两人的学术思想和主张不同，但以学术经世的理念和目标是一样的。
总之，朱一新一生在朝为诤臣，在野为良师，面对内忧外患、新旧鼎革、中西碰撞的时局，他积极进取，革旧创新，扬浙学之精神，启时代之新风，以学术经世，以教育化天下，他不仅是婺学的殿军，也是浙学的中坚，更是时代得风气之先者。在“崛起浙中”的新征程中，朱一新奋发有为、迎难而上的精神值得每位金华人学习和继承！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自《金华日报》2022年4月18日 A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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