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滩公园是婺江的“江心岛”，早晨的公园是热闹的。沐浴在晨光中的人们三五成群，跑步、舞剑、吹拉弹唱。吕祖谦的雕像便竖立在这一派勃勃生机中。他手执书卷，神情淡然，目光深邃。一刀一凿之间，婺学宗师的风范显露无遗。
“心平气和，不立崖异，一时英伟卓荦之士皆归心焉”，《宋史·吕祖谦列传》中的描述道出了吕祖谦的“出圈”场景。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这些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均与吕祖谦有着密切关联。可以说，在当时的南宋学术界，吕祖谦活跃于顶流而高雅的庞大文人朋友圈，风光无限。
书院既是教书育人的场所，也是思想碰撞、文化交流的平台。博采众长，融会众家之长的学术态度，让学者们都很愿意来到吕祖谦这个讲学会友的场所。不同学派间的交流碰撞推动了学术繁荣发展，学者间的频繁互动也给丽泽书院注入了蓬勃发展的绵绵动力。
在吕祖谦所主导和参与的学术交流中，他主持的鹅湖之会堪称古代学术史上的盛事。这场驰誉史册的学术辩论会，进一步奠定了吕祖谦学术上的“江湖地位”，也为丽泽书院带来莫大声誉。
在南宋学术界，吕祖谦是“交友大户”，他常邀请当时的知名学者来丽泽书院讲学，与师生探讨学术，交流思想。这其中，包括永康学派的创始人陈亮和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薛季宣、陈傅良、叶适，有的一来就会住上十天半个月。
在一众友人中，吕祖谦与朱熹之间的交流互动最为人津津乐道。朱熹（1130—1200），理学集大成者，他尊称吕祖谦为“东莱吕祖谦伯恭父”。伯恭，是吕祖谦的字；父，是古代男子的美称。
朱熹与吕祖谦相识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那一年，18岁的吕祖谦随父亲吕大器到福州，并拜师习孔孟之学。年底，25岁的朱熹跟随父亲拜访吕大器，由此迎来两人的首次见面，也开启了双方长达一生的深厚友谊和频繁的学术探讨。
吕祖谦与朱熹持不同学术观点，私交却甚好。朱熹写好文章有时先寄给吕祖谦审阅，吕祖谦也会详细阅读并提出修改意见。两人还一同完成《近思录》，作为理学入门教材。
由于通信和出行的不便，吕祖谦与朱熹见面次数并不多。据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屈原学会名誉会长黄灵庚考证，两人共有3次会面，平时主要靠书信联系。目前可考，朱熹私信吕祖谦达104封，吕祖谦私信朱熹有66封。两人通过书信相邀聚会，探讨学问。
朱熹认可、欣赏吕祖谦的学识和人品，写给吕祖谦的第一封信就称“老兄不忘一日之雅，念之过厚”，后又叹服“学如伯恭，方是能变化气质”。
朱熹是理学大家和教育家，学识渊博，门下弟子众多，但他把自己的长子朱塾送到吕祖谦门下学习，叮嘱“事师如事父，凡事咨而后行”。
那是乾道九年（1173），朱塾20岁。朱熹来信，称“欲遣儿子诣席下”。吕祖谦欣然同意，回信说：“令嗣欲见过，幸甚。但裹十日粮，其他皆不须办。”吕祖谦特意安排朱塾就寝于门生潘景宪舍旁书室，学习上还有潘景宪的弟弟潘景愈为伴，并妥善安排每日课程。后来，朱塾娶了潘景宪的女儿为妻，成了金华女婿。
淳熙六年（1179），朱熹重修白鹿洞书院，邀请吕祖谦为书院作记。吕祖谦在《白鹿洞书院记》中称“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字里行间是对朱熹书院办学的高度评价。
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原主任吴远龙认为，正是这种紧密的个人私交和通信往来，促进了不同学术的交融和发展。
南宋，浙江历史上文化繁盛的高光时期。当时，浙学引领风骚，和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之学并驾齐驱。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是构成浙学的重要一支。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说，“乾、淳之际，婺学最盛。东莱兄弟以性命之学起，同甫以事功之学起，而说斋则为经制之学”。
同甫即陈亮，他对吕祖谦的学术水平和思想境界很是推崇：“三四年来，伯恭规模宏阔，非复往时之比，钦夫元晦已愿在下风矣。”钦夫、元晦分别是张栻和朱熹的字，在陈亮看来，淳熙三四年时，吕祖谦的学术地位已经在张栻和朱熹之上。
除了与朱熹密切交往，吕祖谦与张栻、陆九渊也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往来。张栻在严州任太守时，吕祖谦是严州州学教授，两人相当投机。在张栻的支持下，吕祖谦大力整顿严州书院，制定学规，各倾所学。
对于知心莫逆之交陆九渊，吕祖谦还有“伯乐”的知遇之恩。当年，陆九渊考进士，吕祖谦是考官之一。他看了陆九渊的答卷后赞叹：“此卷超绝有学问者，必是江西陆子静之文，此人断不可失也。”事实证明，陆九渊不仅为官有政绩，其哲学思想亦对后世有极大影响。
温州永嘉学派的学者与吕祖谦亦交往甚密。永嘉学派先驱人物郑伯熊与吕祖谦曾是同僚，学派代表人物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都来拜访过吕祖谦。
薛季宣是永嘉学派的创始人，也是吕祖谦挚友。薛季宣为官时，将自己对田赋、兵制、水利等研究与吕祖谦商榷。吕祖谦称他是个脚踏实地的人。叶适是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体现其思想精华的《习学记言》提到了不少关于吕祖谦的思想内容。黄灵庚认为，叶适虽不是和吕祖谦最亲近的人，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永嘉学派里接纳传承吕祖谦思想最多的人。
淳熙八年（1181）的夏天，吕祖谦与世长辞，在他离世前不久，还在关心永嘉学派的动向。那年梅雨季节，永嘉学派代表人物组织了一次聚会，陈亮赴会后带回了学术探讨的情况，这让病榻上的吕祖谦倍感欣慰。
淳熙二年（1175），看似一个平常的年份，而在古代的思想史上，发生了堪比“华山论剑”的重大事件，开我国书院会讲之先河，这便是赫赫有名的鹅湖之会。位于江西上饶的鹅湖寺也因这场旷世之辩而载入史册。
鹅湖之会的发起人和主持人正是吕祖谦，起因源自他的一番好意。
朱熹主理学，陆九渊主心学。站在消除学术分歧的中间立场，吕祖谦希望调和朱熹、陆九渊两家的学术观点，于是出面邀请陆九渊兄弟俩与朱熹会面，地点在江西铅山县鹅湖山麓的鹅湖寺。
虽然直接参加辩论的是朱熹和陆九渊兄弟，但列席旁听者不少。鹅湖寺地处闽、浙、赣三省交界地，闻风而至的学者们将小小的鹅湖寺围得水泄不通。
鹅湖之会的中心议题是“教人之法”。朱熹强调通过外物的考察来启发人的潜在良知；陆氏兄弟则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反对多做读书穷理之功夫。观点相左，双方的辩论异常激烈。
要主持这样一场辩论会，难度可想而知。那一年，吕祖谦年仅38岁。辩论中，他充当调解人的角色，认真听取两方意见，不时从中沟通、斡旋。
鹅湖之会持续了十余天，并未分出高下，但精彩的辩论和思想的碰撞让观会者获益匪浅。会后，吕祖谦作了简要总结，但这并不是给鹅湖之会画上句号。之后，吕祖谦又从长计议，分别向朱熹和陆九渊兄弟做了大量耐心的沟通工作。陆九龄后来拜访吕祖谦，表达了自己往后要多看书讲论的想法。三四年后，朱熹与陆氏兄弟开始互相拜访、交流讲学。
“鹅湖之会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来所未有之佳话，体现出极为开放兼容的学术态度，也展现出吕祖谦博采众长的学术特长和宏大气魄。”黄灵庚研究吕祖谦多年，主编了900多万字的《吕祖谦全集》，他感慨说，“鹅湖之会向后世学人昭示，学术研究需要时时与不同学派交流切磋，在比较中不断求进步、求发展，还需要宽和容众的学术氛围和求同存异的博大胸怀。”
如今的金华，城市以北有名为丽泽花园的小区，婺江以南有名为东莱路的街道，还有直接叫作丽泽书院的中学。浸润在丰厚的历史人文土壤里，金华人自然而然地将吕祖谦和丽泽书院的影响融入生活、出行和求学，更将兼容并蓄的精神气质印刻在为人品性中。
在大部分关于丽泽书院的介绍中，普遍认为“丽泽”之名取自《周易·兑·象》：“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
嘉靖《金华县志》记载：“宋吕成公作书堂于城西，观前二湖，悦焉，取易兑象之意，以'丽泽’名。”也就是说，吕祖谦看到屋前临二湖，两泽相连，其水交流，相互滋养。他觉得，这不正如君子通过讲会而交流学说吗，因此将自己讲学会友的地方取名“丽泽”。类似这样的解释，朱熹也曾说过，“两泽相丽，互相滋益，朋友讲习，其象如此”。
据黄灵庚研究，吕祖谦最早提“丽泽”二字是在乾道四年，他在《祭徐尧臣文》中写有：“丽泽之会，子复来居。”
浙江师范大学教师金晓刚则认为，书院取名“丽泽”，还有另一种与金华地理地貌情况有关的解释。丽泽堂位于当时的一览亭北面，地势较高，南面双溪美景尽收眼底。双溪交汇，正合两水相连之意。清初丽正书院山长张祖年，也主张吕氏命名丽泽是“悦所居西流带水，仿佛洙泗，取易兑象义，以丽泽名其堂”。婺江水是自东向西流的，流经曲阜孔子故里的洙水、泗水也是这样，这在我国并不多见。金华民间也多认为金华得名“小邹鲁”，除名儒辈出外，亦与双溪向西流的独特地理特征相关。
铅山县地处武夷山脉北麓，建县于南唐保大十一年（953），距今已逾千年。辛弃疾晚年寓居铅山，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
鹅湖书院位于铅山县鹅湖镇鹅湖山麓，为古代江西四大书院之一，占地8000平方米。鹅湖书院曾是一个著名的文化中心。尤其是南宋理学家朱熹与陆九渊等人的鹅湖之会，成为中国儒学史上一件影响深远的盛事。人们为了纪念鹅湖之会，在书院后建了“四贤祠”。宋淳熙十年赐名“文宗书院”，后更名为“鹅湖书院”。2006年，鹅湖书院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被评为国家4A级景区。
坐落在群山环抱中的鹅湖书院，四周林木葱茏，风景秀丽。这座红白相间、错落有致的古建筑，前有石山作屏，左右两侧山势合抱，重峰叠峦，苍翠欲滴。书院里，古木参天，曲径流泉，幽静无比。院内设有“鹅湖之会与鹅湖书院”“辛弃疾与铅山”等固定的展览。
（摘编自铅山县人民政府官方网站）
黄灵庚
二级教授
博士生导师
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中国屈原学会名誉会长
吴远龙
金华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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