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沈尹默先生的札记（三则）
选自 | 《西泠艺丛》2021年第11期 总第83期 |
浙江教育报刊总社编审
浙江省博物馆理事会理事
沈尹默先生，生于清光绪九年（1883），逝世于1971年。初名沈实、君默，后更名沈尹默，字中，号秋明、匏瓜、君墨，别号鬼谷子，斋名秋明室、匏瓜庵。祖籍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生于陕西兴安府汉阴厅（今陕西汉阴县）。沈尹默先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著名的学者、诗人、书法家、教育家。今年6月1日，是沈尹默先生逝世50周年，爰作札记三则，以表达对先生的纪念。
01
沈尹默先生有无做过北京大学校长
由顾国华先生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的《文坛杂忆续编》，收有王瑜孙先生写的一篇文章：《沈尹默轶事两则》。王瑜孙先生写的这篇文章里说沈尹默先生1932年“长北大”，做北京大学的校长。但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
沈尹默先生做过北京大学的教授，没有做过北京大学的校长。而沈尹默先生做过的是北平大学的校长，1931年上任，第二年即辞去校长职务。“北大”是北京大学的简称，北平大学则简称“平大”。
北平大学的来龙去脉容当先做一回说明，以明了和北京大学的区别。清政府覆灭，民国肇建，其后北洋政府领导人轮换如走马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更无财力办教育。唐鲁孙有掌故文章说“北洋灾官的形形色色”，公务员薪水都发不出。所以北洋军阀就有合并大学的动议，裁撤大学重复设立的系科，希图少花点钱。奉系军阀张作霖1926年底占据北京，第二年6月自称安国军大元帅，7月12日颁布《教育部官制》，规定教育部直隶于大元帅。8月6日，大元帅令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国立九校，根据教育部呈请，改组合并为“国立京师大学校”，每月经费15万元，由财政部按月发放。但这也只是名义上的钱，财政部两手空空囊中羞涩，钱照样发不出来。转眼到了1928年，6月3日奉系张作霖退出北京，6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派阎锡山接收北京，6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直隶省为河北省。7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议决北平国立各校合组为国立中华大学；9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议决北京的国立中华大学改称国立北平大学，连同天津的北洋大学、保定的河北大学也一同合进来，改组为11个学院。一所“巨无霸”型的国立综合大学北平大学就此在燕山脚下华北大平原上诞生。但这所“巨无霸”大学组建前后，各校就抗议声不断。
早在北平大学诞生之前，1928年6月5日北京大学学生各班代表齐集西斋（西斋位于景山东街西口，现在叫沙滩后街，系北大学生宿舍），发表复校宣言；7月23日，北师大组成独立运动委员会，提出北师大应单独设立的八点理由。北平大学成立后，各校要求独立的风潮此起彼伏，尤以北大为最。11月初北大复校委员会发表宣言，抗议接收；11月29日，北大500多名学生集会游行，要求北大独立。直闹得北平大学校长李石曾12月2日派员率武装士兵数百名准备武力接收北大。博弈的最终结果是，1929年8月1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训令教育部，经8月7日32次会议议决，北平大学里的北大学院、第一师范学院、第二工学院、艺术学院均脱离北平大学而独立并恢复原来校名，即北大、北师大、北洋工学院（先组织筹备委员会）、北平艺专（实际独立要到1934年）。这个时候，国民政府又颁布了《大学组织法》26条，其中规定大学至少须有三所学院组成，大学得设研究院。顺带说一下，北大、北师大的先后从北平大学独立出来复校，1929年9月1日，教育部的政务次长马叙伦在部里接受记者采访，马叙伦说：“北京大学原为国内著名大学之一，备有文、理、法三院，与新颁布《大学条例》相符，应使之独立，自无问题。”“第一师范学院，即前师范大学，自来办理成绩与北京大学相伯仲，亦备有文、理、教育三部……并改文、理、教三科为三院，称为大学……与《大学条例》相符……”第一师范学院独立出来恢复为原先的北师大，也是顺理成章了。马叙伦的这番话，《申报》9月2日以“马叙伦谈北大复校运动”为题做了报道。
1931年2月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李石曾辞北平大学校长职，任命沈尹默为校长。所以沈尹默先生出掌北平大学校长职务时，北京大学早已从北平大学独立了出来。沈尹默先生没有任职北京大学校长的经历。
那个年代北平大学往往容易被人和北京大学混淆了起来。钱玄同1932年6月13日写给胡适的一封信里，就说到这样的事，说是上午在一个地方吃饭，有人突然问北京大学闹学潮了吗？怎么《晨报》忽然登启事说停止招生了呢？钱玄同是北师大教授，兼任北大国学门导师，听了大惊，马上要了《晨报》来看，果然有大学广告，钱玄同听了那人的话，匆匆忙忙中也不及细看，也误以为北京大学，所以急急地打电话问胡适，才知是误会。钱玄同给胡适信里说：“因有某君先入之言，竟对于那么大的一个'平’字熟视而若无睹，以至急急忙忙地打电话问你，岂不可笑！”可知那时分不清北京大学、北平大学，也不是偶然的事。放到今天，弄混的就更不少见了。误会沈尹默先生担任北大校长，也是可以理解。故特撰写这篇札记以辨析尹默先生的这一段大学校长任职。
沈尹默1931年任职北平大学校长，1932年1月就向教育部提出了辞呈。起因数端，一是学校经费积欠严重，当时《大公报》1932年2月12日报道称“平津院校一贫如洗”；二是平大学潮屡屡发生，有愈演愈烈不可收拾之势。教育部多次慰留沈尹默。但自8月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同意沈尹默病假一个月之后，沈尹默事实上就脱离了北平大学校务。平大校长职务先后由夏元瑮、徐诵明暂代。
关于沈尹默先生的辞北平大学校长职，也有一个故事。据说，当时国民政府为了压制北平大学的学潮，下令开除学生。尹默先生很气愤，说：“搞教育者，教育学生成人也。开除自己的学生，岂不是宣告自己在教育上的失败吗？”于是愤而提出辞呈。
沈尹默先生向教育部提出辞呈不止一次，不清楚这个故事说的是哪一次，按照常理推测，应该是在1932年1月的那一次。这个故事至少从一个侧面见出了沈尹默先生的教育理念。
02
沈尹默先生“泾渭不分，兼容并蓄”的雅量
沈尹默先生曾经说过自己年轻时书法受陈独秀当头棒喝而得悟的故事。这也让我想到了启功先生的故事。启功先生十七八岁时，一个表舅让他画一张画，说要裱好了挂在屋中。可这位表舅又对启功说：“你光画就行了，不要题款，请你老师题。”这显然就是嫌启功的字不好了。启功受了这个刺激，从此刻苦练字。
这两个故事，使我想到：一个人的成长，由于环境、条件的差异，也不一定一开始就走上康庄大道，但只要这个人能够听得进批评，哪怕是比较刺耳的，能够懂得自我的反省，即使做不到“每日三省吾身”，也总能够不断地生长起来的。
沈尹默先生说他曾经遍临各种北碑，“又得到了好多晋唐两宋元明书家的真迹影片，写碑之余，从米元章上溯右军父子诸帖，得到了很多好处。1933年回到上海，重复用唐碑的功。隋唐各家，都仔细临摹过，于褚河南诸碑领悟较为深入。经过了遍临各种碑帖及各家真迹的结果，到了1939年，才悟到自有毛笔以来，运用这样工具作字的一贯方法”。沈尹默先生说自己那时临习晋唐宋元明诸家碑帖的这个话，也可以从吴湖帆《丑簃日记》里得到印证。《丑簃日记》1937年10月19日记载：“今晚在誉翁吃夜饭。沈尹翁六时来同去。借去明拓《思恒律师志》与翁覃溪双钩唐本《庙堂》校本。”誉翁，即叶恭绰。《思恒律师志》全称《唐大荐福寺故大德思恒律师志文并序》。《庙堂》即《孔子庙堂碑》，覃溪即清人翁方纲的号，翁方纲手自追摹双钩。这条记载透露：帖学大师沈尹默对碑学亦有深研。沈尹默先生的深厚的艺术功力，源于他在广阔的传统书法的源流里的富于理解力的领会和勤练。
沈尹默学书的过程，也许可以说是出入百家，广收博取，而后自成一体。这是不是也可以说是一种“兼容并包”的精神呢？
这也让我联想起了沈尹默先生做事的风格。
沈尹默先生1929年7月出任河北省教育厅厅长，就职当日接受各地记者采访。记者问他：“当今政局虽南北统一，但文化教育人士思想复杂，革新派与保守派矛盾未能解决，作为有革新思想的学者，沈厅长如何组成这个新班子？”沈尹默先生答复记者说他的用人之道“采取泾渭不分，兼容并蓄的人才主义”。他举例说他的这个厅的官员，第一科科长是北大出身、留学欧洲的宗真南；第二科科长是直隶高师出身，留学日本的井守文；第三科科长是北师大出身、留学美国的李蒸……其他还有清华、南开、燕京、辅仁出身的，“人员的复杂性，是前无古人的”。这些人汇到一起以后，如何发挥呢？沈尹默先生又对记者说：《老子》中有“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用之”的话，一个厅如同一个“车”，各科室是有形的“辐”，厅长就是“空虚的'毂’”，所以应该“层层负责，各自为之，而主脑机关，把那关键，不亲细故”。沈尹默先生的这个答记者问，发表于1929年7月27日的《大公报》。
当然，事情实际做起来总会有许多的困难，所愿有时候也不一定能够所成，但这些答问，至少表示了沈尹默先生能够意识到要有这样的“泾渭不分，兼容并蓄”的襟怀。
沈尹默先生的容人的雅量，还有故事可以佐证。陈巨来著《安持人物琐忆》，在写白蕉的一文里，隐隐说白蕉“只他对沈尹默云云，似太对沈老过分一些”，这句话里恐怕会给人一点“联想”。但沈尹默先生对白蕉，则多有回护。大约1949年8月前后，沈尹默曾致信陈毅市长，信中写道：“白君素有狂士之名，言辞未免激烈，然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类多如此，虽涉做作，无关品行。民国号曰'共和’，社会上之封建思想一仍其故。文人之以病态为美学者，岂仅白、吴诸君哉？贤若张（元济）、徐（森玉）诸公，庸懦如尹默者，孰能其免之？”信里所说的“白君”，即白蕉；“吴”，即吴湖帆。沈尹默先生的措辞，可以理解为“以退为进”，婉转维护，其情可鉴。沈尹默先生在信里给了白蕉的书法很高的评价：“白君自以魏晋为中国书法之最。眼界既高，禀赋亦足以负之，下笔如有神助，恍若右军再生，故能睥睨一切。近之书法名者，鲜能与之并肩，手眼俱不能及。”沈尹默先生1883年生，白蕉1907年生，沈尹默先生以长者而赏识维护后辈，其度量有若此。至于青年时代，陈独秀批评沈尹默字“其俗在骨”，沈尹默从善如流，后又引介陈独秀入北大，这都早已成为了学林佳话，为世所传。虽然有人对沈尹默写字接受陈独秀批评这个故事有所疑问，但也只是猜测，并没有可以推翻的实证。
沈尹默先生于书学书法，对后辈从不要他们必顺着他的字来写，这也是一种气度。张充和女士也跟沈尹默先生学书法，她在《从洗砚说起——纪念沈尹默师》一文里说：“尹师从不要人学他的字，但他的友好中不自觉受他影响的也大有其人。”徐道邻有一时就刻意学沈尹默先生字，沈尹默先生说：“我说道邻啊！你千万别学我字，如真要学呢，就找我的娘家去学。”张充和说：“老师啊！你的娘家家族可大呢，叫人一时如何学得了？”尹默先生大笑。张充和“你的娘家家族可大呢”这一句话，说得真是有趣味，也如实道出了沈尹默书法所承续的广阔的书法传统。
沈尹默先生做事的“兼容并蓄”、为人的宽厚有气量和他学字的广收博取，源于他做人的宽厚和中庸，在其精神上果然有“同构”之处。金人元好问有句云：“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这是说文章和人品并不一定会一致，但在沈尹默先生这儿，写字和做事做人应该是一致的。所以沈尹默先生70岁时写的《谈书法》一文里说：写字不能“单靠练习技能”，还要“洗练思想”。话说得平淡，但值得记取。
03
沈尹默先生“博洽多闻”的学问修养
沈尹默先生有关于“书家”和“善书者”的见解。他1955年5月写的《书法漫谈》，最后一节是“书家和善书者”。“书家”是能够精通八法的，无论端楷或是行草，点画使转，处处皆须合法，不能丝毫苟且从事，“二王”、欧、虞、褚、颜诸家就是书家，就好像精通六法的画师。善书者，则如文人画，也有它风致可爱处，但不能学，只能参观，以博其趣。
张宗祥说这个见解是沈尹默的“一个创造”。
沈尹默谈写字，一再说不能纯技术地写字，要锻炼人品，还要多读书。1961年11月13日《新民晚报》报道了沈尹默先生应上海市青年宫邀请给青年讲书法，也记录了沈尹默先生的讲座的内容：
沈老还告诫青年们要在写字之外，多读些书。他说，宋代大书法家黄山谷曾对选集《淳化阁帖》的另一书法家王著说过，说他若能多读一点书，他的字便能写得更好，就是这个道理。沈老先生又说，苏东坡曾有诗曰：“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可见关键问题还是在于读书，还是在于写字的人的思想感情。他又举杜甫《赞张旭草书诗》中“峻拔为之主，暮年思转极”这两句为例说，可见，张旭的草书也是他具备了多方面的修养之后才能到达登峰造极的境界的。
《新民晚报》上的这段文字，也是沈尹默先生书法的看法的简明扼要的表述。沈尹默先生自己就首先是一个学养深厚的学者，然后才是一个书法家。所以陆维钊评沈尹默先生的书法：“沈书之境界、趣味、笔法，写到宋代，一般人只能上追清代，写到明代，已为数不多。”盖沈尹默先生的书法深深地受到了他的学养的浸润。
沈长庆给郦千明编著的《沈尹默年谱》写的序里，有这样一段话：“现在不少人只知道祖父是书法大师，而祖父生前曾叹息：'我无字不入诗，为诗坛之公认。平心而论，我之成就当以诗为第一，词次之，书法最下。世人不察，誉我之书法，实愧哉矣。’”这段话固然可以视作沈尹默先生对自己书法的自谦，但换一个角度来看，恐怕也是正好印证了沈尹默先生自己的关于必有多方面修养之后书法才能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这个写字的体会。
◎ 图1 初期白话诗稿 北平星云堂书店初版 1933年
◎ 图2 沈尹默新诗《三弦》
沈尹默先生先是在北京大学教授《诗经》和《中国史》，又在燕京大学讲诗。1930年12月18日北京大学发布研究所国学门招研究生通告，沈尹默先生为研究生导师，指导科目是“唐诗：（一）初唐诗（二）中晚唐诗（三）杜甫诗”。1935年2月16日北京大学公布年度文理法三学院各系名誉教授名单，沈尹默和沈兼士、钱玄同、钢和泰同为中国文学系名誉教授。中国新文学初起，新诗草创，沈尹默也留下了尝试的印记。周作人说那时新诗人，只有沈尹默和刘半农“具有诗人的天分”。刘半农将自己1917至1919年搜集到的白话诗手稿26篇，编成《初期白话诗稿》（图1），1933年北平星云堂书店影印出版，其中收了沈尹默诗歌9首。朱自清选编，1935年10月良友图书公司出版《新文学大系新诗卷》，以为沈尹默的《三弦》“是不该遗漏的”。胡适说《三弦》是“新诗中一首最完全的诗歌”。（图2）废名30年代在北大讲新诗，说民国7年1月《新青年》四卷一号上的九首白话诗，只有沈尹默《月夜》可以算“新诗”，有了“新诗的本质”，是“新诗的第一首诗”。张同道1998年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探险的风旗：论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里称沈尹默的诗也是“中国现代主义诗的初期尝试”，《月夜》“有点弦外之音”“拥有浓烈的象征色彩，却又摆出巴纳斯派的冷静”。沈尹默先生出入新学旧学，绝无门户之见。钱玄同1925年6月28日写的《敬答穆木天先生》，谈及沈尹默及其诗作：“……他对于旧诗是极深造有得的，他常有娓娓清言，不独令人忘倦，而且耐人寻味，我一向戏称他为'《世说新语》中人’。”穆木天1934年6月6日在《申报·自由谈》撰文，说他所敬佩的“旧的诗人”只有两位，一位是王国维，还有一位就是沈尹默。穆木天又说，沈尹默“每谈诗时，他总是称赞陶诗的真（主观的真实）与杜诗的实（客观的真实）”。穆木天说他“热烈地希望沈尹默先生在书法之外，更须要用他的社会学的见地去整理唐诗，而特别是杜甫……把数千年来中国诗歌……与以整理，使我们这些想承继文艺遗产的人们能得到一个桥梁”。马一浮1945年12月30日致刘锡嘏的信里赞沈尹默五言诗“风神标格，深得力于陶公。亦不刻意唯取其貌，是以为高”，有渊明诗“朴而弥隽”的气象。马一浮1948年2月12日致周钟岳的一封书信里，谈及沈尹默等均为复性书院主讲人选，其中写道：“……当世名德显学多矣……如谢君无量、沈君尹默，皆博洽多闻，远胜于浮。……”以上引用的这些材料，足够说明沈尹默先生的多方面的学问和修养的深湛厚实。
连带而及沈尹默先生的兄弟沈士远、沈兼士的学问：士远先生治庄子，做过北大、北师大、燕京大学教授；兼士先生治语言文字学。1946年中央研究院筹划首次院士评选，1947年5月院士候选人提名在全国展开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提出的“推荐院士候选人”名单，沈兼士与胡适、张元济、杨树达同列“中国文学”的推荐院士候选人。胡适1947年5月写的提名院士候选人名单里，中国文学门类也有沈兼士（这个门类里，胡适提名的另外两位候选人为杨树达、傅增湘）。可惜沈兼士1947年8月2日病逝，所以1947年10月最后确定的院士候选人名单，里面也就不再有沈兼士了。这个院士提名也可以说明沈兼士所做的汉语言文字学问的成就。
以学问做书法的根底，这或许可以说是那一辈书家的常态，也可以说是中国书法的一个传统了。沈尹默先生是这一条源远流长的传统的大河里的一个现代传人。
书画家吴湖帆《丑簃日记》里记录了1937年5月7日沈尹默的来访。日记中写道：“尹翁今年五十五，而目力已衰至极点，然书兴甚浓，因除此外无可遣，并云连阅书报多不能，甚苦甚苦。翁待人待友情态诚恳……”目力至衰而除书法外无可遣，我们可以想见沈尹默的“甚苦甚苦”是一种怎样的心境。
1981年8月5日黄裳先生写随笔《秋明室》，追记“三十年前”对沈尹默先生的访问。当时沈尹默先生很健谈，金石书画，朝章国故，无所不谈，还和黄裳畅论了宋诗。黄裳说沈尹默先生“旧诗写得好，论诗见解更是超特，有不少与时贤论点颇不一致的看法”。黄裳请沈尹默先生写下来给报纸发表，“他笑笑谢绝了”。“三十年前”，即50年代初，这时尹默先生的眼力已经甚弱了。以这样甚弱的视力，偶尔写一些不需要详细收集资料的诗或随笔还可；写一些书学的文章也可以，若要耗费眼神阅读各种文集、斟酌古今各说以撰写古典文学的著论，这恐怕是比较为难了。
2021年9月7日，白露时节于杭州西溪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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