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中国画的创新是经久不衰的话题,也是中国画发展中不变的课题,没有创新,中国画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与活力。但是如何创新?如果为了出新,只做形式上的改变,似乎也没有太大意义,精神属性依旧苍白无力。所以,从传统中出新成为中国画发展的一种共识,绘画创作需要深入到历史传统之中,从内核向外生发,这样慢慢长成的才是有生命的艺术形态。本期[时代人物]推荐中国美术学院卢坤峰教授。他对于传统有着崇敬之心,入古出新。他的绘画延续了典型的文人画形态,清丽雅正,气格高古,是花鸟画历史中传统风格的典范。卢坤峰将他对传统的理解、艺术创新的智慧融入教学与创作中,成为具有启示意义的画家。
建筑是人类的一项伟大发明,它在信仰、观念、审美、社会现状、生产组织的共同作用下诞生和成长,为人类提供了居住、劳动、工作所需的空间。不同的建筑成为不同国家、地区、文明的标志和象征。[本期名家]推荐艺术家韩子勇,一位深谙中华文明核心内涵的学者和诗人,在《行走、观想与表达(三)》中,我们跟随他的文字行走于苍茫辽阔的大地之间,感受宇宙的星罗棋布,惊叹自然的鬼斧神工。他认为优秀的建筑是与自然相互交织,形成融合共生的有机生态。他在自然与人文环境的观照中,感受美的尺度和比例关系,以理性的眼去发现、以感性的心去体会,以创意的思去设计,形成了对中国建筑的独特思考。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林霞在继承传统台绣技艺的同时,通过创新实现了刺绣工艺更为立体、丰富的肌理效果,极大增强了形式美感和艺术张力。本期[案边点滴]走进林霞工作室,请她谈谈台绣艺术创作方法和技艺问题。
卢坤峰(1934—2018),山东平邑人,1964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毕业留校,当代中国花鸟画的杰出代表,中国美术学院资深教授,浙江中国画家协会主席,浙江花鸟画家协会主席,杭州国画院首席导师。著有《墨竹要述》《卢坤峰画集》《卢坤峰画选》《卢坤峰兰竹谱》《卢坤峰墨兰说》《林菸庐画谈》《卢坤峰题画诗选》等画册和专著。
卢勇(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关于我父亲小时候的经历,以前听他说过一些,都是只言片语,并不完整,倒是他生前有几篇采访文章和录音说得比较清楚。
1958年,父亲来杭州考学,著名艺术理论家、画家俞剑华先生对他大为赞赏,称其“吾乡之秀”。关于当年的场景,听父亲回忆说:“我到潘先生家里,他给我泡了一杯茶,拿出一本《芥子园画谱》,书就在他座位后面的架子上,一伸手就拿过来了。他随手拿起桌上一张皱皱巴巴大八开左右大小的废纸,拿过来就画,开始示范有自己风格的石头。”潘先生是叉着腿站着画的,上面还写了和父亲的对话:“先要画工笔、白描和双钩,得循序渐进,画大写意还得从基础上开始,才能走得稳……” 很可惜,后来这幅画被人偷走了!
说父亲专业好,应该在当时是公认的,不仅国画系知道,就连其他专业的老师、同学也都知道。很多还健在的老师们都还记得父亲当年画的画,比如《油菜王》等作品,可惜那时画的很多工笔画都已经遗失了。关于这些,袁大梁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阅遍沧桑的天真——记卢坤峰教授》,里面有很多描述。父亲的才华早就被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陆抑非等老先生们所看重。潘先生是不大肯称赞自己的学生的,但看了父亲毕业创作画的那幅工笔《鹅》后,脱口赞道:“自从陈老莲之后,二百年来无此线条,坤峰是不可限量的!”
前年我在为纪念吴茀之120周年诞辰准备资料时,吴先生的外孙女儿吴晓林女士回忆说:“你父亲那时候经常来我家。关于他,我这还有一封信,一时找不到了,回头找出来给你,这封信是外公写给他的。你父亲为郭沫若画过一张《松树老鹰》,郭沫若写了首诗题在上面。(当年朱德喜欢兰花,有一次住在植物园那边,还让你父亲去画。)你父亲不太讲话,他经常拿画来,从楼梯上来,恭恭敬敬地叫外公评画,所以我知道他过去是画工笔的。有一天傍晚,我们正在吃晚饭,他拿了画来,其中有一张画,底下的石头是用线描勾的,上面是竹子。因为画比较大,所以外公(吴茀之先生)就站在吃饭的凳子上看,还叫我外婆一起来看,说:'快看,卢同学又画了一张好画。’当年外公极力推荐你父亲留校,他是和潘先生商量好的。你父亲很用功,每次都抱着厚厚的一刀画过来请外公看。外公常念叨说:'花鸟画,现在系里只有卢坤峰了。’那一年我外公是凌晨五点半去世的,你父亲一直陪着,他是最后陪着外公的人,现在没有人知道这些了。”
读书时,父亲的画是出了名的,穷也是出了名的。一件旧货店里买的“二战”时的旧麻布大衣,他穿了整整四年;拖着一双开了口、下雨天离老远就能听到噼里啪啦声的破鞋子;平时吃不饱,四年寒暑买不起车票不敢回家;从垃圾桶里捡来被同学们扔掉的旧毛笔,修剪笔锋后接着用;没有纸可用时,将系里的旧报纸画完后,还铺在地上当席子睡……现在很多还健在的老先生们对此还记忆犹新,我每次听到他们回忆父亲的这段光阴时,都不禁潸然泪下!
即便是到了晚年,他还是一样的勤奋用功,仍然保持着很多当年贫困时画画的习惯:比如用剪刀修剪旧毛笔、用旧报纸当毛毡,画画从来不挑纸,有什么纸画什么纸。
卢勇:记得父亲生前有一次和我聊天时说:“如果现在潘先生、吴先生、诸先生这些老先生们都还活着该多好啊!可以向他们学习学习,有什么问题可以请教请教,大树底下好乘凉!现在他们都不在了,我自己成了大树,再没有地方可以乘凉喽!”父亲到去世时,画桌、书架、床上到处都堆满了几位老先生的画册和诗集,我觉得老先生们对父亲的影响是各个方面的,既有画画方面,也有为人处世的品格方面。
还有一件事,陆维钊先生在临终前,学校给陆先生评了个正教授职称,向他宣读时,陆先生说:“我还一直以为自己是正的。”这就是老先生们的品格。
当然,在专业上,这些老先生们对父亲的影响是巨大、深刻的,也是终生难忘的,父亲曾说:“没有这些老先生就没有我。”曾听他回忆说:“那时候,我还没有现在的眼光,有好多画,老先生说很好,是因为老先生说很好,我才开始肯定一些画好,反反复复地看,现在老了才慢慢知道好的原因是什么了。说老实话,当时有好多老先生说好的东西,我那时没有感觉到好。比如系里藏的一张李复堂的萱草,当年觉得有这么好吗?底下几个苔点,有点朱磦、赭石颜色的,当年我觉得这个画不到位,但老先生一致都说好,而现在感觉到好了。还有一张小的山水,画的像一个笔架,一个黑石头,底下平的,也不是什么大名家,可老先生一致地说好,我想老先生都是画花鸟的,怎么知道这张不知名的画家的山水好,后来顾坤伯先生来了说:'哦!这张很好!这张很好!’你看看,老先生们的看法、观点都是一致的!”
卢勇:说到这一点,不仅仅是《鹅》,还有现在还保留着的《山鹊蛱蝶图》《花木鸣禽图》等,但大部分已经遗失了。浙美老先生们画意笔居多,画工笔的很少,但这不等于老先生们看不懂工笔画。父亲说他读书时画的多半是工笔,可当时几位老先生都不画工笔,但他们眼界宽,看得懂,从来没有让学生学他们的画。后来陆抑非先生调入美院加强了工笔的力量。至于画工笔还是画写意,父亲认为离开了传统笔墨,离开了中国文化是不可能有机会画好的!
卢坤峰 花鸟尺页之三 纸本水墨 33×38厘米 1987
他喜欢读诗、吟唱,最爱杜甫。记得我小时候,还住在老美院景云村那幢老二楼教师宿舍里,老远就能听到他用山东话吟唱诗词,这个声音至今还萦绕在我的耳边。父亲是山东人,学习平仄对他来说很困难,他是逐字逐字硬生生地去学。
父亲的记忆力是令人震惊的,可以说是过目不忘,几百字的长诗,看一两遍基本就能背诵。他读过很多诗,大都能背,比如唐诗中的那些重要的诗歌,他到了八十几岁都能“倒背如流”,题画时往往不是像现在人那样要拿一本诗集来抄,他都是背出来的。大概是在1980年前后,有一次他在青岛疗养,正巧和张伯驹及其夫人潘素先生一起同住了一个多月。有一日他们在一起吃饭时聊天,我父亲对张伯驹先生说:“我读过您的词集!”当时张伯驹先生非常诧异地说:“你读我的词?”我父亲当场一口气背了几首,张伯驹先生惊喜万分,饭后约父亲去他房间聊聊。到了房间,张先生从枕头下拿出一个蓝印花布小包袱,里面是张伯驹先生写的关于京剧声韵方面的书稿,父亲忙不迭地说:“张先生,我对京剧可是一窍不通!”这些事我当年虽然很小,但都历历在目。
父亲有一方印章:“承德、念祖、借古、开今”,“承德、念祖”是他自己提出的,“借古、开今”是石涛说的,意思是要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无愧于前人。
卢勇:我们现在不少人很有雄心壮志,在艺术上想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子,不以拾古人唾沫为满足。学习古人在于超过古人,这当然很好。但也有个别人很少学甚至不学古人,就想超过古人,对传统知难而退,急功好利,只讲“奇”和“怪”,不讲好与坏,创新不是为了更美,只是为了与众不同,这样还有什么意义呢?画法上、工具上也是越离奇越好,施杂技赌心眼,不择手段,美名曰“讲效果”,其不知工具愈复杂效果愈简单,将艺术变成机械产品,作者的感情就难以表达了,还有什么好作品出来呢。当然,在摸索的道路上应该允许各种尝试,但态度必须是认真而严肃的,这和投机取巧是两码事。有奇志者应有奇节,别人用不下去的苦功夫,自己要能用得下去,事有学而不能,未有不学而能的道理。李可染先生谈齐白石的成就时说,“大天才,笨功夫”,讲得十分深刻,“拙力用足,巧力自出”,艺术上的捷径往往便是歧途,这是我们后学不得不慎重的!基本功上欠了债,它就要向你讨一辈子,使你永远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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