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是中国现代美术发展的重地，系统地编撰《浙江现代美术名家年谱》，不仅是为整体研究和弘扬浙江地方文化和美术传统打下基础，更是要从浙江出发，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延展，在跨地域和跨时代的历史语境中，发掘全球艺术史视野下地域美术研究的方法，撰写联结个人、联结区域、联结历史的，定格文明血脉精魂的艺术发展篇章。
余绍宋的书法实践
文 | 毛建波
※本文发表于《中国书法》2018年11期
近现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衰微。导致传统文化的地位岌岌可危书法的生存也面临着危机。经历过传统与现代双重教育的余绍宋以保存国粹。振兴传统文化的决绝。投身书法实践并编订《书画书录解题》，为书法的承续与现代转型贡献了自己的成功案例。对余绍宋书法的研究，需要与余绍宋所处的特殊时代紧密相连。唯有了解余绍宋所处社会的情势。方能深刻体悟余绍宋的选择与努力，从而深入余绍宋书法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内里，挖掘出余绍宋于传统书法的独特贡献。余绍宋曾自许“书第一，竹次之”，如同齐白石自承“诗第一、书第一、画第三、印第四”未必贴切一样，如果以此确定余氏书画的高下，显然也不足为凭。但换个角度以之核定其习练书画的顺序，倒是恰如其分的。与同时代绝大多数诗书传家的子弟一样，余绍宋自年幼即临帖习字、并且早早就有名于乡里。现存其十七岁应家乡长辈嘱书写的《海为天是》行楷对联就可以看出其功底的扎实。余绍宋的书法、由唐人颜真卿、柳公双、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诸家人手，此后上溯王義之、王献之，下追赵孟頫，并攻张芝、皇象、索靖章草、也曾学习孙过庭《书谱》及苏东坡、米芾。中年致力于北碑、几于无碑不临、南归杭州后又倾心帖学，最后融会贯通、取各家之长，合碑帖于一体，不拘泥成法，形成刚柔相济的书风。余绍宋一生于章草用力多多，与沈曾植、王世镗、张继、靳志、郑诵先等，同为清末民初章草复兴的代表人物、这与他保存传统文化的意念息息相关。图1 余绍宋 章草元人题写菊诗扇面（局部）
纵34.3cm 横65.2cm 1939年 天津文物公司藏
章草与隶草、今草同是两汉魏晋时期我国书法史上草书系统的三种形态、相传是汉元帝黄门令史游所作，[1]其后张芝等人发扬光大，成为艺术性很强的草书艺术，习练者众多。由于章草的结体比较划一，[2]后来追求书法体势多变的书法家逐渐扬弃了章草。在汉末、三国时期是草书主流的章草，到东晋就被今草取而代之了，至初唐时欧阳询已断言”章草几将绝矣”，到北宋，黄伯思更哀叹“（章草）至唐绝军为之、近世遂窃然无闻”。千年寂寥的章草、到清末民初突然成为“显学”，究其因，正与上述保存国学的情势密切相关。面对切音文字、拼音文字等种种激进的“革命”说的冲击，文化保守主义者则试图寻找中国固有文字易于书写者加以“改良”。于是乎，许多对传统文化浸溢深厚者将寻找的目光投注于章草。早在一九〇五年、章炳麟就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中，建设性地提出“欲使速于书写，则人人当兼知章草”，因为章草“此非独便于今隶、视欧文亦愈径省”。[3]章草简省易用的观点，得到众多的拥趸。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二日，以卓定谋、林志钧为核心，国立北平研究院成立字体研究会，明确提出“查现行字体，不外篆隶行草楷书等种，于各体中选其笔画简单、辨识容易、书写灵便，又具有历史与美术之价值者，以供实用。由本会研究结果，咸认为（章草）实与上开条件颇合。章草虽名为草，实类正书。笔画平均四画至八画，且每字起落点画分明，绝无纠绕狂蔓之病，上下字亦复划然区分，不似今草只能直写不宜横写。故章草在中国各字体中，实为最易识易写之字。”[4]清末民初大量汉简、敦煌残卷的发现，也引发了书法家复兴渐已湮灭的章草的兴趣与可能，许多书法家上追皇象、索靖，下法赵孟頫、宋克，开始复兴章草之旅。余绍宋于章草多有涉足，在北京时就常与好友罗复堪、林志钧、卓定谋诸人一起探讨研习，乐此不疲。他还劝导擅长魏碑书法的梁启超学习章草，并以自己藏《急就章》和《月仪帖》相借。余绍宋的章草得力于索靖的《月仪帖》最深。他取法晋人草法，简去波挑，增加其连绵，这与他认为“章草两字不许连属，又多波磔，书写断不能甚速，否则早经通行，何至今草行遂归淹灭”有关，他一方面想振兴章草。一方面又想使之快速书写便于推广实用，所以就参以今草，形成简古妍润兼而有之的书写风格。他的章草作品遗存不多，甲戌孟夏（一九三四）书《述书赋》册页以及《书与国华吾兄》册页，既有索靖《月仪帖》的苍劲与妍润，又有王義之《姨母帖》《十七帖》的刚柔互补，行笔迟拙含蓄、结体严谨中蕴含厚重、朴茂浑厚。已卯（一九三九）夏日作《題自作诗稿》稳健中不乏飘逸，秀美中寓含遒劲，为民国章草的精品。为了证明书法的运用无碍于现代生活，余绍宋保持着以毛笔日常书写的习惯、他大量的手札、诗文稿、读书笔记、日记等等，以行书尤其小字行草书运用最多，书写最为精熟。其行书融義献父子、颠张、醉素之精，兼有苏东坡、米襄阳、赵子昂之秀逸，黄道周、傅青主之意蕴。他早年的《为仲先所书行书四条屏》已显功力、《杨椒山先生狱中手植榆树歌》[5]《为王孟特所作行书四屏》（壬戌冬作，一九二二年）则参以元魏人笔意，平和简约，淳厚率意。中年以后所作更为精熟，晚年之作《竹庄诗话》《自书述酒诗稿》，随手写来，笔笔中锋，坚实沉着，秀劲内敛，神韵流动，跌宕飘逸。圆润清湛。结体富有意趣，不露声色地将古法融入字里行间，轩轩然有一种大家之气，观之最为令人惬意。余绍宋一生几乎无日不记，今劫后尚存的《余庐日记》《春晖堂日记》起于一九一七年，迄于一九四二年，凡一百五十万字，全出于小字行书，妍美流畅，字字分明，不仅成为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变迁、政治斗争、艺术活动的重要文献，也是书法佳作。其致黄宾虹、吴湖帆、国华、仲恕等友朋的信札，所写都为寻常之事、款款道来，随机生发，线条饱满，挺拔有力，从头到尾，行气贯通，笔笔送到，无一丝一毫解怠松弛之处。余绍宋临习过大量汉碑、隶书宗《乙瑛》《孔宙》《礼器》诸碑，留存作品较少，有“述书赋”“沐尘泉”等，秀丽中寓劲润。余绍宋的真书于欧阳询着力很深，又糅入董其昌书意与魏碑体式，写得厚重沉着。一九二一年董康撰文、余绍宋书的《京师第二监狱记》[6]，以欧阳询书法结体为基调，参以魏碑笔法、字形修长端庄肃穆。一九三二年所书《重修西溪厉樊榭先生祠堂记》（马叙伦撰文，王褆篆额，吴福生刻），一九三五年所书《黄晦庵先生墓志铭》(章炳麟撰文，张尔田篆盖，梁朗文刻)，笔致清劲和穆，结体端秀雍容，谨严工整，神完气足。[7]行楷《临赵孟頫松江宝云寺记》（一九三六年），字大寸许，与赵子昂字形稍有异而于神有得，用笔颇得松雪妍媚舒展之态、峭拔秀丽之质。同年夏天所书《归砚楼记》叙其收回曾祖父宝藏河图洛书两砚之始末，文近千字，以小楷精心写就，撇敛捺放，以侧取势、稳重中又有几分潇洒，极为生动多姿。可以看出。他对王義之的《黄庭经》《乐毅论》与北魏墓志下过坚实的功夫，其起笔收笔处，时时显露墓志浑朴质实之气息。图2 余绍宋 楷书归砚楼记册（局部）
纵23cm 横33.4cmx4 1933年 私人藏
余绍宋熟悉六书、常常临习篆书，从唐人李少温人手，上法李斯，再及钟鼎铭文。余绍宋曾致函黄宾虹“五年前承先生购集金文楹帖，宝藏不忍悬挂。常谓近时虽多喜写金文之人，而真能得其神理者，舍先生外，更无他人；不惟并世所无，近数百年，亦无有也”。[8]余绍宋在金文书写上也有相当之功力，其于一九二二年（壬戌）为石麟姻长兄所书集周颂敦字八言联，运笔沉着自然，笔力圆劲厚重，气息淳古高华。一九三六年（癸酉）为孙伯兰基志碑额所书小篆“故内务部总长孙公之墓志铭”，笔画丰腴均匀，线条刚柔并济，气势贯通、结体疏朗宽绰而不松散涣漫，都是篆书佳作。
作为学者的余绍宋兼工各体，真、草、篆、隶、行均可信手而成，与同时代的浙籍学人马一浮、张宗祥、马夷初一样、他将学养与书法相结合、书法字体平实，讲究内功，不讲究形体的夸张，而是讲究书法的整体把握，布局、虚实、节奏、题款、用印处理得十分得体、和谐，字与字、行与行都蕴藏着从容淡逸的气息。余绍宋曾身居高位，又有着很高的学术声誉、所以求书者接踵而至，一生所书数量极丰、仅碑刻、摩崖就不下百种，且遍布大江南北，在当时有着极好的声誉。康有为、陈宝琛、黄宾虹等文化大家对他的书法都十分认可。余绍宋曾在日记中记录“卢毅安来谈及作书。谓曾闻许守白云：往见康长素（康有为），盛称余书法之美，谓为北方第一人云。此可谓不虞之誉也。日前在陈吉甫处，晤罗节若，亦云：前数月与其兄钧任（罗文干）同往见康时，康亦称我书法，谓北方能书者仅此一人。则卢说信也。余书素不为时人所喜，有卖出后复退还者，余不愠也。曲高则和寡，自昔然耳。前辈中称余书者，尚有袁钰生（袁励准），曾闻余戟门、祝葆堪言之，则亦一知己也。并记之。”[9]余绍宋写日记时并无发表之意图，他在日记中记录友朋们转告的康、袁评语，无非感念于对方之知己而已，有一定的可信度。图3 余绍宋 沐尘图并书避难记事册(局部)
1943年 浙江省博物馆藏
作为蒙受传统与现代双重教育的余绍宋，在书法面临生存危机时，他强调传统书法的精神与价值、强调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力求从对传统深入全面的研究中有新的发现与创新。他以自己的个人努力，力图延续和振兴书法艺术、虽然从书法角度讲，他还没有形成标引一个时代的大师所应具备的强烈而鲜明的风格，但正是他以及他同时代的黄宾虹等大师们的共同努力，不仅使传统书法得以绵延传承，而且在新的社会、文化情境中。进行了种种尝试，引领了书法的重要转折，从而开启了现代书法的大门。当我们在几十年后重新审视这一时期的书法艺术成就时，应该重视他们曾经起过的作用，还他们以应有的地位。我们不妨将余绍宋与黄宾虹作一比较。余绍宋与黄宾虹交谊颇深、两人多次晤面，书札往还，引为知己、互相奖掖。余绍宋编辑《金石书画》时，多次发表黄宾虹所藏的古代法书名画，并在多件作品上题跋。余、黄二人的生活方式、道路也十分相近。余绍宋早年思想开放、留学东洋、从政为官、终于看清政治现实，挂冠而去。黄宾虹早年参加反清斗争，后勘破世情，远离政治。此后余绍宋虽作为乡贤，时有参政之举，仗义执言。但总体而言、两人的生涯都以编辑、鉴定、诗、书、画实践为主体。他们都感于乡邦文化的重要性，余绍宋撰写《龙游县志》，黄宾虹撰写《新安画家传》。他们都有感于传统书画史论的陵夷、余绍宋编辑《画法要录》《书画书录解题》，黄宾红编辑《美术丛书》。为光大传统艺术，余绍宋编辑《金石书画》、黄宾虹编辑《神州画刊》。他们都擅长诗文书画，研习书画史论，他们都长于山水画，兼及书法、花卉——当我们铺排两人的生活痕迹与艺术思想、艺术历程时，会发现他们是如此的相似。可以说正是有黄宾虹、余绍宋等一批人的共同努力，才构成了近现代书画史的绚丽多姿与成就辉煌。
注释：
[1]南齐萧子良另辟杜操创章草之说。
[2]张怀瓘《书断》：“右军(王義之)隶书以一形而众相”万字皆别“休明(皇象)章草虽相众而形一，万字皆同，各造其极”。
[3]章炳麟《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文字改革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4]国立北平研究院编，国立北平研究院概况。一九三三年版。
[5]此刻石原立北京司法部街，《北京石刻目录》收入此刻，刻石今存否不明。
[6]此刻石今存否不明，仅见拓本，《司法公报》第一四八期曾影印。
[7]据余绍宋文孙余子安粗略统计，余绍宋一生所书碑刻不下百种，大都是真书，或真书而略带行书笔意。现在能见之拓本不足四、五十种。
[8]转引自王永敬、李健锋著《古典与现代——黄宾虹论》，安徽美术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9]据《春晖堂日记》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九日。
△ 作者 毛建波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现代美术文献研究中心研究员
毛建波，1965年生于浙江义乌。1985年起任教于中国美术学院，现为艺术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黄宾虹学术研究会会长，浙江省丝绸之路于敦煌学研究会理事，浙江省政协诗书画之友社理事等。
专长中国美术史、中国画论研究，出版有《余绍宋：画学及书画实践研究》《钱塘江绘画》《吴越国艺术史》《回到本体：浙江中国画研究》《百年巨匠 潘天寿》（合作）等专著，校注《南田画跋》《画旨》《石涛画语录》等，主编《中国思想与书画教学研究文集》（1-6集）等，在《新美术》《美术观察》《中国书法》等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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