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唐，盛于宋，最后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按层级转设为大学堂、中学堂、小学堂的书院，是古代中国教书育人的主要场域，是独特的文化符号和精神标识。古代书院历经千余年的传承发展，沉淀下了丰富多彩的书院文化。书院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也是赓续文脉的重要载体，在当下，则是弥足珍贵的文旅发展资源。
金华是书院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和集聚地，自东晋时期汤溪人徐璠之和颜廷之创办蒙山精舍、南朝刘孝标在金华山讲堂洞设堂讲学，金华书院迭兴，至宋代则达到顶峰。相关研究显示，宋代时，浙江有书院174所，金华有40所，居全省前列；入列《中国书院史》的金华书院47所，写入《浙江通志》的金华书院30余所，数量居浙江前茅。丽泽书院、明招讲院、五峰书院、龙川书院、说斋精舍、石洞书院、八华书院、东明精舍、月泉书院、绣湖书院、北山书院、鹿田书院等等，都非常有名，丽泽书院更与岳麓书院、象山书院、白鹿洞书院并称南宋四大书院，是金华作为“小邹鲁”的重要支撑和文化地标。
书院不只是物理空间的存在，更是精神文化的存在，具有多重功能价值。
一、书院是人才培养的摇篮
古代中国并无今天这样发达的教育体系，“官学”能提供的教育资源极其有限。而大量由民办、合办、民办官助等形式出现的书院，有效弥补了教育资源的不足，成为教育的主要力量。尤其由程颢、周敦颐、张栻、朱熹、吕祖谦、叶适、陆九渊、陈亮、宋濂、王阳明等学术“大咖”领办讲学的知名书院就如今天的大学，是人才的“梦工厂”。先人创办的各个书院，其初衷都是为了国家、地方和家族培养有用之才。以发达的书院教育为保障，通过科举考试制度安排，为当朝网罗了一大批精英之才，成就了不少学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太子堂”的梦想。历史上的武义曾经是一个偏僻蛮荒之地，但自从东莱先生吕祖谦在明招山为父母丁忧并设堂讲学之后，一时开教化之风，武义这个小地方先后出了50余位进士。正是因为发达的书院文化，为金华赢得“小邹鲁”美誉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持。据研究梳理，从《后汉书》到《清史稿》“二十五史”中有专传的金华名人多达136位，有记载的近千人；旧时中国共产生900多位状元，金华有文武状元12位；出进士11万多人，金华贡献了915人；历代从祀孔庙的浙江先贤共13人，金华就有吕祖谦、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5人入列，居浙江第一。研究同样表明，书院的兴盛程度与一地的文化地位、人才供给成正相关关系，书院越发达，则文化越繁荣，出产名人越多。宋代尤其南宋，依托发达的书院文化，成为“万年金华”历史上最高光的时代：12名文武状元有10名出自宋代（何涣、陈亮、刘渭、王龙泽、厉仲方、周师锐、杜幼节、周梦雷、余葵、俞仲鳌）；915名进士中，宋代贡献了568名；从祀孔庙的5位金华先贤均产自宋代或宋元之际。
二、书院是思想文化创造的高地
书院不只是知识传播、人才培养的空间载体，而且是学人们开展科学研究、从事思想创造的重要阵地。这些学术创造因其不同的价值取向、研究领域和思辨方式，通过师承关系，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为后人留下了恢宏的学术文献。南宋时期，金华是公认的“浙学”核心区和“浙学”的重要源头。由范浚心性之学、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性命之学）、唐仲友经制之学、陈亮事功之学共同构成的“婺学”或说“金华学派”声震学术江湖，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并称三大主流学派，吕祖谦则与朱熹、陆九渊并称“东南三贤”。作为“浙东学派”创始人的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之“东莱学案”中直言，“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统润之”。可见，他不仅充分肯定了“金华学派”的学术地位，而且指出“金华学派”一个非常独特的特点，即“兼容开放”。此后，全祖望在其修补的《宋元学案》之“说斋学案”中进一步称：“乾淳之际，婺学最盛。东莱以性命之学起，同甫以事功之学起，而说斋以经制之学”。
“金华学派”不只是金华的，也是浙江的、中国的，与“浙学”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其倡导的经世致用、事功务实、兼容并包、重信守义、敢于批判等思想价值，是“浙学”的重要构成，是新时代浙江精神的重要精神文化源头，深刻影响了浙江乃至江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吕祖谦自称其学“不名一师，不是一说”，凡是有用的全都吸收进来，故有人称其学术为“博学”“杂学”，朱熹还为此批评吕祖谦的学问没有自己的特点。恰恰因为具备谦和、兼容的品格，吕祖谦才有资格主持“鹅湖之会”；恰恰因为兼容开放思想的影响，浙江在改革开放之后成为开放大省，最大的劳动力和人才输入地。“事功务实”是“金华学派”最鲜明的特色，也是对浙江发展影响最大的贡献。吕祖谦学术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著实功夫”，“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反对空谈义理，一切看实际效果。而陈亮更是旗帜鲜明地主张“事功”，指出“农商相籍”，认为道在物中，理在事中，“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功济处便是有理”；“天下之大病莫过于不为”。陈亮不仅力主事功，而且开展了丰富的商业实践，通过贩卖海货等积累了大量财富，改变了贫穷命运。正因为事功务实，浙江在改革开放以后才能从资源小省变成经济强省，也才有了“鸡毛换糖”撑起义乌“世界超市”地位，东阳横店无中生有成为“东方好莱坞”，永康打铁补锅崛起中国五金城等当代发展奇迹。
三、书院是思想文化交流传播的平台
尤其宋代，是一个相当包容开放的时代，书院成为不同学术流派、学术观点交流碰撞的主要通道，通过频繁的学术交流，促成了不同学派思想的融合融通、同生共进。这种交流传播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一是举办“讲会”。但凡书院，都会定期不定期邀请各路大伽前来讲学论道，如朱熹、吕祖谦、叶适曾多次到五峰书院讲学，陆游、叶适、王柏曾主讲于石洞书院，吕祖谦胞弟吕祖俭、门生楼昉曾先后讲学于明州、台州等地，通过讲学传播了“金华学派”思想，扩大了“金华学派”的朋友圈。史料表明，“永嘉学派”的叶适、薛季宣与吕祖谦亦师亦友，他们都曾到明招讲院听过吕祖谦的课，也曾多次前往明招讲院讲学或作学术讨论，由此促进了“金华学派”与“永嘉学派”的融合。“讲会”活动类似于学术“走亲”，朱熹、吕祖谦、叶适、陈亮等是最受追捧的“明星”级亲戚。二是学术论坛。知名书院经常会举行一些论坛活动，开展学术争鸣。淳熙二年（1175）六月，由吕祖谦主持的在江西铅山县鹅湖寺举行的那场“鹅湖之会”堪称中国学术史上最早、影响最大的“华山论剑”，首开书院讲会之先河。三是个人私信来往。朱熹与吕祖谦虽学有不同，但私交甚好，通过频繁的私信来往进行学术探讨。据浙江师范大学黄灵庚教授的梳理，朱熹去信吕祖谦104封，吕祖谦回复64封，两人合著了《近思录》。朱熹还把长子朱塾不远千里送到吕祖谦门下求学，并叮嘱他“事师如事父，凡事咨而后行”。正是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不断推动“浙学”向前发展，而金华先人为“浙学”贡献了独特力量，“浙学”具有明显的“婺学”烙印。
四、书院是教育探索的场所
岳麓书院、象山书院、白鹿洞书院、丽泽书院等知名书院在办院实践中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理念和管理方式，为今天提供了有益借鉴：一是选址考究，强调与自然的深度融合。书院一般都建在依山傍水的清幽之处，一方面可以让学生安心学习，另一方面又可亲密接触大自然，开展“实践教育”，在实践中消化知识，以更好实现知行合一。二是注重儒家思想的灌输，强调“修身养性”。几乎所有书院都把《四书》《五经》作为必修课，让学子在儒家经典学习中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养成良好的为人品性。三是制定严格的学规，强调规矩养成。如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中就将儒家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伦”作为书院教学的最高追求和规约。四是建立激励机制，强调进取向上。知名书院均置有学田、学山，所得除了日常办学之用外，还安排一定的资金用于奖励优秀学子或资助困难学子。
通过深入研究，可以发现丽泽书院堪称教育实践的典范。它不只教知识，更强调“读书先学做人”，倡导“明理躬行”，要求学生做到《礼记》中说的“博学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吕祖谦的办学理念集中体现为“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一个“实”字意蕴深厚。为了实现这一理念，吕祖谦制定了“以孝悌忠信为本”的《乾道四年九月规约》，要求学生严格遵从。如有违者，不配做他的学生。吕祖谦的教育方式非常先进，强调“质疑”不死读书，指出“读书但是求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无疑则不进”，还指出“天下事向前则有功，不向前，百年也只如此，盖往则有功”。为此，他还要求学生准备两个笔记本，其中一本就是用来“质疑”提问题用的。为了锻炼学生的批判思维，他还经常让学生自主开展无主题讨论，从而增强自主学习能力。
五、书院是文明赓续的桥梁
一方面，历史上的知名书院其“山长”均为学术大伽，各自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著；另一方面，各书院都非常重视经典校注、文献刻印和藏书，从而让历史经典得以存续，文明生生不息赓续传承。如吕祖谦，在其45年的短暂人生中，为我们留下了《东莱左氏博议》《古周易》《古文关键》等2000多万字的重要文献，《东莱博议》更是旧时科举考试的经典教材。
不忘过去，才能开创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勇于创新。尽管绝大多数书院已经消失在历史星空中成为背影，但书院的琅琅书声不时从历史彼岸穿越到今天，书院文化以其丰富独特的价值，深深启迪着后人，我们有责任将书院文化予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继承。当下最紧要的是：抓紧对书院文化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加快推进以丽泽书院为代表的金华知名书院的重修重建，注重书院功能的当代重构，强化与文旅的深度融合，使之不仅成为物理空间载体，更成为发展文旅产业的驱动器。
（作者为市社科联二级巡视员、市咨询委副秘书长、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来源｜金彩云客户端
编辑｜方婧柔
二审｜孙成平
三审｜杨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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