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陈寅恪与熊十力

高恒文

孙少峰刻

　　1932年10月，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文言本）出版。这是熊十力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正如郭齐勇所说，《新唯识论》的出版，引起了现代佛学史上的一桩公案，佛学界的各派随即组织了激烈的批判，并且“论战持续了半个世纪”。这不是我所关心的，我只是因此注意到与陈寅恪有关的几条史实。

　　蔡元培为这本《新唯识论》写了一篇序言，题为《〈新唯识论〉序》。他在序言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现今学者，对于佛教经论之工作，则又有两种新趋势：其一，北平钢和泰、陈寅恪诸氏，求得藏文、梵文或加利文之佛经，以与中土各译本相对校，胪举异同，说明其故；他日整理内典之业，必由此发轫；然今日所着手者，尚属初步工夫，于微言大义，尚未发生问题也。其二，欧阳竟无先生之内学院，专以提倡相宗为主。相宗者，由论理学、心理学以求最后之结论，与欧洲中古时代之经院哲学相类似。内学院诸君，尚在整理阐扬之期，未敢参批评态度也。当此之时，完全脱离宗教家窠臼，而以哲学家之立场提出新见解者，实为熊十力先生之《新唯识论》。”

　　这是俯瞰当时中国佛学界发展的大势对《新唯识论》所作出的高度评价，蔡元培到底是学界领袖，才有这样高远的学术视野。这里有两点与陈寅恪相关，值得注意。

　　其一，将陈寅恪视为从事“佛教经论之工作”的学者，这说明了当时学术界对陈寅恪的认识。我们知道，陈寅恪回国后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讲授的是“佛经翻译文学”等课程，而清华国学研究院令世人瞩目，陈寅恪自然也就以此学术形象出现在学术界，更何况他在《学衡》上发表的《与妹书》以及他回国后所发表的一系列论文，都是关于佛教经典译本问题这一方面的，诚如蔡元培所谓“求得藏文、梵文或加利文之佛经，以与中土各译本相对校，胪举异同，说明其故”。也就是说，到蔡元培写这篇序文时，陈寅恪还没有以中古史研究著名于世。虽然陈寅恪已经开始了他的学术研究的“转向”，但他在1935年以前发表的还是佛教方面的论文，仅仅是1931年发表了第一篇关于中古史的论文——《李唐氏族之推测》，1935年开始才集中发表这方面的论文。

　　其二，蔡元培所指出的欧阳竟无和熊十力的学术的区别，其实是有其价值判断的，而这又和陈寅恪的看法十分相近。据1937年6月22日吴宓的日记记载，陈寅恪曾这样对吴宓比较、评论欧阳竟无和熊十力的学术区别：“寅恪谓熊十力之新唯识派，乃以Bergson（按：柏格森）之创化论解佛学。欧阳竟无先生之唯识学，则以印度之烦琐哲学解佛学，如欧洲中世耶教之有Scholasticism（按：经院哲学），似觉劳而少功，然比之熊君所说尤为正途确解也，云云。”

　　比较上引蔡元培序文中的评论，不难看出两者的相近之处。并且，我们似乎还应当比照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的一段话：“释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异，则决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近虽有人焉，欲燃其死灰，疑终不能复振。”

　　这段话可以说明，为什么陈寅恪认为欧阳竟无的唯识学虽“正途”而“似觉劳而少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