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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丁先生指出曹植嗜酒放纵,误国家大事,确为严重的问题。至于在论说曹丕的时候,仅指出其不杀汉献帝和杨彪,则失于片面。曹丕曾毒死其弟任城王曹彰,《世说新语》载:“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骁壮,因在卞太后阁共围棋,并啖枣,文帝以毒置诸枣蒂中,自选可食者而进。王弗悟,遂杂进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预敕左右毁瓶罐,太后徒跣趋井,无以汲,须臾遂卒。复欲害东阿,太后曰:‘汝已杀我任城,不得复杀我东阿!’”曹丕曾欲杀曹植未遂:“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丁先生提及此事,认为“只能说明曹植才思敏捷,成文速度的快与慢亦不足作为判断诗文优劣的依据”。是的,不能据此判定两兄弟诗文优劣,但可以从中看出曹丕为人狠毒的一面。
再说说二曹诗歌。在《诗品》中,南朝批评家钟嵘对曹植评价甚高:“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钟嵘论诗,按上品、中品、下品区分优劣,曹植为上品,曹丕仅为中品。钟嵘的观点,从他所处的时代起,一直到清朝末年,大多数诗歌评论家都是赞同的。
到了20世纪,情况较为复杂。20世纪初到30年代末,几部文学史和诗史,基本上是肯定曹植的为人和为诗均优于曹丕。到1947年,郭沫若写了《论曹植》一文,为曹丕翻案,他认为曹丕为人作诗均优于曹植。50年代中期开展了关于曹植的大讨论,发表的文章多是扬植贬丕。而1957年张德钧发表《关于曹植的评价问题》,1959年廖仲安发表《关于曹植的几个问题》,则支持郭沫若的观点。
对于诗文优劣的评断,本来就见仁见智,丁辉先生认为“曹丕的文学成就不输曹植”,也无可厚非,但是采用“摘句”的方法,则显得有些草率。鲁迅论及“摘句”弊病时曾说:“还有一样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或附会,说是怎样超然物外,与尘浊无干,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惝恍。”笔者抄引此段文字,愿与丁先生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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