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越读越厚的书——迈克尔·沃尔泽《正义与非正义战争》译后
作者简介：任辉献，武汉大学哲学学士，法学硕士，现为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方政治哲学和法哲学。
多年以前，一位老师似乎是不经意地谈起了自己多年的读书心得。读一本好书要经过一个从薄到厚，又从厚到薄的过程。第一遍读会觉得这本书很薄，用三言两语就可以把整本书的内容概括出来。继续读下去就会发现许多有趣的问题，每个问题背后可能都隐藏着一个深不可测的神秘世界，都可以做一篇大文章。如果有足够的耐心，生命中的各种机缘也使你有机会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把这些问题一一弄清楚的话，最终有一天会忽然发现这本书又变得很薄，每个问题都变得清澈透明，但此时你的境界与最初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当时听的时候没有太在意，只是觉得意思有点象古人所说的“初看山是山、再看山不是山、最后看山还是山”的那个意思。去年受朋友之托勉力为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当代政治译丛”翻译了美国当代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的《正义与非正义战争--通过历史实例的道德论证》，才品出老师话中的些许滋味。不过迄今为止我只是感觉这本书越读越厚，还没有达到把这本书“变薄”的境界。
在动手翻译之前我先走马观花地通读了一遍。老实说，感觉非常平淡。是的，我从这本书中知道了“战争非常恐怖，非常残酷，战争造成的破坏十分惊人，然而有时候战斗却是正确的”这个作者认为“很难接受的真理”；知道了战争是极端情况下的一种特殊人类活动，不是毫无规则的胡打乱斗而应当遵循规则；某些战争和战争中的某些行为是非正义的，应该予以谴责。除此之外，这本书似乎也无甚高论。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对它是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否值得花费大量时间翻译产生了怀疑。不过想到之前曾经为此事专门征求过我的导师、南京大学哲学系顾肃教授的意见，他非常肯定地说这是一本政治哲学名著，在西方学术界被誉为“新经典”。以顾老师对西方政治哲学的了解应该不会走眼。另外，几年前在《读书》上曾看到梁治平的一篇文章，他在介绍自己访学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的生活时十分崇敬地提到过这本书的作者沃尔泽，称其为“坐着爱因斯坦办公室的人”。这样的著作应该不会是浪得虚名的平庸之作吧。逐渐进入作者的语境之后，才逐渐感到了这本书的厚重。
首先，要得出“有时候战斗是正当的”这样的结论，或者坚持“存在正义的战争”这样的命题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对西方政治哲学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西方社会在对待暴力和战争的态度这个问题上除了正义战争论之外还有两种悠久的传统，即和平主义和现实主义。和平主义认为暴力和战争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在道德上不可能证明任何暴力行为的正当性。和平主义拒斥所有的暴力行为，它在西方社会最强大的渊源是基督教的诫命。耶稣教诲说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就把左脸给他打。尽管对基督的诫命应该如何解释还存在分歧，和平主义在西方社会却一直是一个不绝如缕的传统。学术界对和平主义的学理论证也越来越细密、精致，生产出了大量的文献。一些基督教教派坚持笃信非暴力，西方国家的反战运动中不仅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正义战争论者，绝对反对一切暴力的和平主义发挥的作用也不容低估。
和平主义虽然否认存在正义的战争，毕竟还是以道德的话语在谈论战争。而现实主义传统则从根本上否认对战争进行道德判断的可能性。根据现实主义的观点，每个国家从本性上必然都要追逐自我的利益、权力和安全，国家之间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和争夺权力、利益必然发生战争（这就像狼一定要吃羊一样必然）；而战争一旦开始，暴力就遵循自身的规律冲破一切道德和法律的限制。借用沃纳· 济戈尔(Werner Jaeger)的话就是：“武力的原则形成了自己的领域，有它自己的法则”。所以，战争和战争中的行为事实上不受道德约束也不应该受道德约束。一句话，现实主义根本否认道德话语在战争和国际事务中的意义。
现实主义在西方一直有许多鼓吹者。尤其是近代以来，肇始于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的现实主义更是成为主导国际关系的主流思想，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均势理论。现实主义的得势有两个知识方面的原因：一是继自然科学获得巨大成功之后，社会和人文学科也提倡价值中立的经验实证研究。政治、法律等“社会科学”纷纷将价值问题作为非科学的内容逐出自己的门庭。战争正义论属于典型的道德话语，当然也未能幸免，它在美国大学一度被逐出了国际关系和政治系甚至哲学系的课堂，只能在神学院寻得一块栖身之地。二是达尔文主义在社会领域一度甚嚣尘上。即使是在二战后建立了联合国，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仍是主流之一，其中许多代表人物中国读者都耳熟能详：汉斯·摩根索、乔治·肯南、亨利·基辛格，以及所谓的“新现实主义者”肯尼斯·瓦尔兹和罗伯特·基欧汉等。
顺便说一句，这种知识潮流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很大，因而现实主义很容易引起普通中国读者的认同。现实主义用我们从近代以来开始熟悉和流行的话语就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很多国人信奉“胜者王侯败者寇”，相信在国际关系中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才是硬道理，在战争中“打得赢”才是硬道理，实力决定一切，“弱国无外交”；不相信在国与国之间有什么真正的道义，道德话语充其量也就是装装样子，打打口水仗。许多人仍将那句不知道是哪位西方人说过的“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奉为至理名言。道德这个本来十分崇高的词汇在我们的日常话语中也是灰头土脸。只需想象一下，如果有人被称为道德家他会作何反应。
言归正传，要回答“是否存在正义战争”的问题，就必须首先下大功夫解决从道德视角讨论和研究战争问题的正当性的问题。也就是说，首先要反驳现实主义的论证。《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副标题是“通过历史实例的道德论证”，可以说是与现实主义的主张针锋相对。沃尔泽在第一版序言中旗帜鲜明地宣称自己“要为政治和道德理论收复研究正义战争理论的领地”，换言之，就是要恢复规范研究和道德话语在战争问题上的正当性。如果他的这个努力能够成功，对于恢复规范研究和道德话语在其他社会问题的正当性也将具有普遍意义：“如果这个结论说得通，它必定对所有政治选择面临的问题具有普遍意义。因为战争是最艰难的场合：如果在战争中可能存在可以理解的、确定可靠的道德判断，在别的场合也就有可能。”显然，沃尔泽的努力与当时正在复兴中的政治哲学强调规范研究的方向是一致的。请注意：标志政治哲学复兴的罗尔斯的《正义论》初版于1971年，《正义与非正义战争》初版是在1977年。
沃尔泽是这样反驳现实主义的：所谓的“现实主义”其实是无视或者没有正确理解最基本的现实。因为，“与人类所受的其它苦难不同，战争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卷入战争的人们不仅是受害者，也是参加者。”战争始终是“一种有目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有人应为其结果负责的人类活动。”所以，人们事实上总是在对战争和战争中的行为进行道德判断，要求特定的道德行动者为特定战争和战争中的错误行为负责。为了强调道德世界的现实性，沃尔泽认为“我们的争论和判断经过长时间的重复之后形成了一种现实，也即道德语言所描述的、或者必须在其中使用描述性道德语言的全部经验”构成了一种现实，他称之为“道德现实”。我们无可逃避地生活在一个道德的世界里。道德并非是一幅掩盖和扭曲现实的有色眼镜，可以随时摘下来以便能看清真实的世界。我们不可能不从道德的视角看待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和自然的现实一样，道德现实同样具有现实的强制力量。一个人头撞在墙上会感到疼痛，违反了道德法则同样会感到痛苦。恐怕很难有谁会否认良心的内疚和折磨的存在。当然，也不排除有某些感觉不到内心痛苦的道德迟钝者--比如自称在决定向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时从未失眠的哈里·杜鲁门总统--不过他们必定无法避免感觉到另一种痛苦：他人的谴责和惩罚。姑且不说那些身败名裂的战犯，即使是贵为战胜国美国的总统，杜鲁门战后在准备接受牛津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时也因受到英国民众的强烈反对而作罢。对于一个想要留名青史的政治家来说，被指责应对杀戮数以万计平民的决定负责，这种痛苦肯定是刻骨铭心的。这就是道德现实的力量。
人们总是在对战争进行道德判断，这符合经验常识。但现实主义的鼓吹者通常并没有无视人们常常将正义之类的道德观念适用于战争问题的事实，他们会说：这只是一种幼稚的误用，把道德判断用在了不该用的领域。因为与个人在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中一样，国家在无政府的国际事务中是受“自然必然性”或“天性必然性”驱使和支配的，在这里不存在自由选择，所以也不存在是否正义的问题。人们谴责不正义的战争，谴责战争中不正义的行为，就如同谴责火山爆发、海啸、地震或者狼虫虎豹伤害人类一样是没有意义的。 历史学家们和国际政治专家们论证了许多战争并非个人谋划或人类选择的结果，似乎真的和自然灾害一样违背所有参加者的意愿不可避免地“爆发”。当然，也有人在进行决策，但他们都是在按照战争的必然逻辑决策。克劳塞维茨说，战争的逻辑是这样发展的：“敌对的各方互相迫使对方行动。”结果是一种“互为因果的行为”，一种持续不断的升级。在这一过程中双方都是被迫采取行动，即使首先进攻的一方也不是犯罪，因为每个行动都会自称为，并且几乎的确是为了自卫而先发制人。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这场导致1500万人死亡，让“整整一代欧洲青年躺在地下”的战争似乎真是按照克劳塞维茨的逻辑发展的。对于任何人都无法避免和控制的现象，我们应该谴责谁呢？也许只能抱怨命运和上帝。
为了理解现实主义的观点，我们应该读一下现实主义作家的著作，比如基辛格的《大外交》。曾担任过美国助理国防部部长和哈佛大学政府学院院长的小约瑟夫·奈在其名著《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中同样非常精彩地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复杂原因和过程。他引述了一战前担任德国首相的伯纳德·冯·皮洛夫公爵在回忆录中记述的在战争爆发后不久与时任德国首相的贝斯曼·霍尔维格会面的情景：
贝斯曼就站在房屋的中央，我永远忘不了他此时的脸色和眼神。某个著名的英国画家画过一幅画，画中一只可怜的替罪羔羊的眼睛里流露出不可言状的痛苦神情，我现在就在贝斯曼的眼中看到了这种痛苦的神情。开始我们谁都没有说话。最后我对他说道：“告诉我，事情怎么会这样？”他举起自己那细长的胳膊，用迟钝的、疲惫的声调回答我：“哦，要是我知道就好了！”在此后很多关于战争罪行的辩论中，我常常想，假如能够把当时贝斯曼站在那里说那些话时的神情抓拍下来，那该多好啊！这样一张照片一定是这位可怜的人从未想要战争的最好证明。
这虽然仅仅是一种个人印象，却从一定程度表明身居决策地位的霍尔维格和卷入战争的许多普通人一样对局势发展的身不由己和无奈。另一位在战后被要求承担战争责任者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同样如此。他在战争爆发之前曾致电与自己有表亲关系的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希望他避免与德国交战。正如小约瑟夫·奈所说，我们不可能把战争的爆发归结为一个单一的原因。战争的爆发是各种因素长期积聚的结果，克劳塞维茨将其形象地比喻为“放电”。将战争爆发的责任简单归结为某个人或者某些人道德的邪恶或者过错是十分简单幼稚的想法。
个人在战争中的行为同样是身不由己。战争一旦爆发就难以控制地依照自己的规律发展。艾森豪维尔将军曾说过：“当你诉诸武力时，你不知道会走到哪里如果你越陷越深，那就没有什么限制除了暴力自身的限制之外。”克劳塞维茨说：“战争趋向于把暴力使用到极致，”也就是说越来越残酷无情，因为“如果他的敌人不这样做，毫不顾惜任何人员伤亡的无情的暴力使用者必定取得优势”并取得胜利。所以，受休昔底德和霍布斯所谓的“自然必然性”所迫，一旦有可能敌人就会更加残酷无情。军人职业就是杀人和被杀，在你死我活、命悬一线的战场上他们根本不能也不会顾忌什么规则和道德。正如一句西方谚语所说：“在战争中法律缄默无声”(Inter arma silent leges)。
应该承认，现实主义的论证还是相当有力的。要反驳现实主义的论证就必须证明人类在战争和国际事务中仍然是可以选择的，用哲学术语说就是，仍然是自由的。这又使我们回到了那个聚讼纷纭的“意志自由”之谜。康德已经注意到人的道德实践活动必须以自由作为前提，但他认为自由只能“悬设”而不能证明。“如果理性不自量力要去解释自由何以可能，或者换句话说，去解释纯粹理性怎能成为实践理性，那么它就要整个地逾越了自己的界限。”沃尔泽同样预设了在现实中具体的人本来就是道德的、自由的；现实主义认为人是受“恐惧、自私、本能驱使、嗜血残忍”支配，这是一种抽象的、非现实的人性预设。沃尔泽说：“预设邻居的恶意不是真正的审慎；这只是犬儒主义，是从未有人循之生活或能够循之生活的一种世故。”我们事实上就生活在道德的世界中，在战争和国际事务中也仍旧如此。“我们确实在一个道德世界中行动；作出某些决定确实很困难、让人拿不准、折磨人，这与道德世界的结构有关；语言反映了道德世界并使我们进入道德世界；最后，我们对道德词汇有十分普遍和稳定一致的理解，因而共同的判断是可能的。”沃尔泽承认战争中的人们的确受到极端的强迫，但在任何现实而非抽象的战争中，人类都并非受“自然必然性”的支配，都是面临各种不同的可能选择。即使是国家的行为也是由具体的人决定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可能政策中作出的选择。对于人类行为而言，所谓的必然性并不存在，或者说只是一种有意无意的语言混淆或误用。在希腊语和英语中“必然”(necessity)这个词都有“道德上必须的(indispensable)和不可避免的(inevitable)”两种含义。对于人类行为者而言，只有前一种含义才是适用的。即使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也很难想象有什么行为是“不可避免的”。 康德曾举例说，一个好色之徒在面临死刑的威胁时必然会放弃淫欲的机会而不可能有别的选择；但如果以死刑相威胁要他作伪证，那么他完全不能否认他除了贪生怕死之外还有其他一种选择，即舍生取义。“所以他断定，他能够做某事是因为他意识到他应当做某事，他在自身中认识到了平时没有道德法则就会始终不为他所知道的自由。”我们评判一个人的行为通常不是依据自然的因果法则，而是依据道德和法律规则。在沃尔泽看来主张自然必然性的真实意义仍然是一种申辩：试图借此解脱自己的道德责任。不可避免的(inevitable)这种意义上的必然性判断永远是回溯性的，这样的判断应该由历史学家而不是历史中的行动者作出。历史中的行动者永远面临者不同的选择，所以永远不能逃避自己的道德责任。比如，犯罪学家可以在事后总结出某个罪犯之所以犯罪的的种种“原因”，包括社会的、生理的、偶然的等等，似乎他的罪行是“不可避免地”爆发。但这丝毫不能解脱他的罪责，因为我们总是预设了他自由选择的可能性，除非他是缺乏健全心智的精神病患者或者儿童。
现实主义反对道德话语的另一个杀手锏是认为它“没有清晰的指称，没有确切的定义，不受逻辑的限制。” 也就是说，只表达说话者的情感，没有客观的指称对象，因而根本不存在真假对错。 霍布斯说：“一个人所谓的惧怕、另一个人会称之为明智，一个人所谓的公正、另一个人会称之为残忍，一个人所谓的大方，另一个人会称之为糜费……等等。所以这类名词从来就不能用为任何推理的真实基础。”人们在道德争论中常常人言人殊、各执一词，永远没有确定的答案，这好像是印证了现实主义关于道德话语没有意义的主张。沃尔泽承认人们在一场战争或一个行为是否正义的问题上常常发生分歧，但他认为现实主义并没能理解这种经验到的现实或者对其作出正确的解释。和战略术语一样，道德术语不仅是规范性的，也是描述性的。尽管道德术语的意义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文化中会有所变化，但并非没有确定的意义，否则人们根本就无法相互理解，也不可能发生争论。比如，米洛斯人主张雅典人对他们的进攻“不正义”，即便时隔千年，语言的变化已经沧海桑田，当今世界不同文明中的人还是都能够理解他们的主张。通过开放的争论和辩驳，道德主张终究可以分出是非真假。比如，谁能否认“纳粹杀害犹太人是滥杀无辜”是一个真命题呢？
现实主义认为在战争时期的道德话语中常常充斥着伪善。战争的每一方都会自称正义，会使用谎言和道德辞藻掩盖自己追求权力和利益的真实意图，但这仅仅是“正义的伪装”--即便纳粹德国政府也有强大的“宣传部”。沃尔泽反驳说，伪善恰恰证明了道德世界的现实性，证明了道德的效力。“我们的价值观在时光流逝中保持稳定的最明显证据就是军人和政治家们所说的谎言中不变的特点。他们说谎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这样就为我们描绘出了正义的轮廓。我们在哪里发现伪善，就会在哪里发现道德知识。”伪善表明在战争中是否被视为正义特别重要，即使并非真心诚意相信道德的人也不得不伪装自己。每一个伪善者知道自己的行为不得不接受其他不伪善者的道德判断，而他们的判断将影响他们对伪善者的态度和政策。伪善者希望得到其他人的道德理解、同情和支持，因为这对于能否获得战争的胜利十分重要。不能因为存在伪善否认道德争论的意义。既然伪善者在不得不承认公认的准则，揭露伪善就成为社会批评的重要方式。
在反驳了现实主义之后，沃尔泽便放开手脚展开他的“道德论证”。他把道德世界比作一个巨大的建筑，并谦虚地自比导游，希望带着读者“在这座建筑中漫游一周”。这座建筑十分复杂，非常容易迷失其间。有了沃尔泽的指引我们就可以一步步踏入这个殿堂：为什么发动战争是错误的？在什么条件下先发制人的攻击不是侵略而是正当的？为什么基于宗教和意识形态理由使用武力攻击别的政治共同体是错误的？为了促使别国“进步”--比如说帮助该国建立民主制度--而使用武力也是错误的吗？什么条件下对别国的军事干涉才是正当的？为什么无论其所打的战争是否正义，双方军人在战场上都有杀死对方的权利？杀人也可以是一种“权利”吗？ 军人有权利杀死哪些人？“敌人”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在战争中穿上军装就（暂时）丧失了，投降后就恢复了生命权利？区分平民、军人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条件下允许造成平民伤亡？故意攻击政治上支持本国政府战争努力的敌国平民为什么是非正义的？在总体战条件下区分军人和平民还有意义吗？为什么有些被捕的游击队员没有战俘的权利？为什么有些被捕的革命者没有战俘的权利？他们在什么情况下会获得战争权利？为什么公民有义务为国家而死？政府投降后国民还有权利反抗侵略者吗？根据什么说某个政府是合法的政府而另一个却是“傀儡政府”？为了获得正义战争的胜利能否使用非正义的手段？怎样才算获得了战争的胜利？以什么条件结束战争才符合正义的要求？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为了胜利而“越过”战争规则？政治家对战争负有什么责任？什么层次的政府官员应该承担责任？普通官员应当承担什么道德责任？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的公民对于本国政府发动的非正义战争的道德责任有什么不同？知识精英负有什么责任？……我相信大多数中国读者和我一样，不仅不知道怎样回答这些问题，甚至从来就不曾或很少清晰地向自己提出过这些问题。这里面没有富国强兵之术，我们的学者教授根本就不屑于浪费自己的高级脑力劳动来研究这些显得钻牛角尖的幼稚问题。沃尔泽，这个生活在一个产生了实用主义哲学的国度里的犹太人却非常认真地梳理了这些问题。随着沃尔泽这个导游巡游一周之后，读者可能会发现自己对战争以及许多其他问题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至少我得承认自己对许多一直困惑不解的问题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不仅如此，通过对战争的透视，还可以对许多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的理论问题--比如道义论（权利论）和功利论的内在差异，手段和目的，道德与伪善，以及人民、民族、国家、政府的关系、服从与反抗等--有更深入的了解。沃尔泽在英美大学受过系统的西学人文教育和扎实的学术训练，对西方的历史、哲学、政治和文学经典娴熟于心。他编织论证的方式也颇具大师风范，似乎是在与古今的贤哲对话，从休昔底德、普鲁塔克、培根、格劳休斯、马基雅维里、霍布斯、洛克、休谟、卢梭、伯克、克劳塞维茨、密尔这些古典作家一直到西季威克、萨特、罗尔斯、诺奇克、格林、奥维尔、内格尔、乔姆斯基、雷蒙·阿隆，他都能信手拈来、运用自如。从这本书读者可以约略窥见西方学术尤其是政治哲学深厚传统的门径，如果能循其脉络逐渐深入也许就有可能登堂入室。也难怪美国政治哲学家丹尼尔·贝尔使用这本书作为他给清华大学研究生开设的政治哲学讨论课的教材--要真正领略其中的妙处，恐怕只有亲自阅读原著一个途径。
这本书还另有其厚重之处。沃尔泽的论证很少使用许多欧陆哲学家喜欢的晦涩术语，也很少使用英美道德哲学家喜欢的假想案例，而是通过对历史事实--从古代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一直到当代的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战争--的分析展开自己的观点，然而这丝毫无损于他思维所达到的深度。相反，这种方式使得这本书更加引人入胜，更有亲切感和现实感。与我们之前熟悉的宏观历史不同，沃尔泽通常是聚焦于历史的局部细节，凸显出历史中的行动者作出选择和决定的过程。比如，我们心目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正义的同盟国战胜邪恶的轴心国的历史，却很少有谁听说过沙漠之狐隆美尔坚守军人职业道德、撕毁希特勒下达的杀死所有战线后方遇到的敌人的命令的义举；我们知道德国在二战中占领了瑞典和挪威，却不知道其实是时任英国海军大臣的丘吉尔费尽心机破坏挪威中立地位的行为把瑞典和挪威拖入战争的。所以，这本书也是一本社会批判的著作。事实上，沃尔泽不仅是一个书斋里的学者，他还长期担任着在美国享有盛誉的“异议”杂志主编。他将社会批判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报效国家和社会的义务，其道德批判的锋芒始终是对准自己所在的西方社会，而不是以自己所在的阵营左右自己的对于具体问题的立场。作为一个居于主流社会的知识精英，他越是爱自己的国家，他的批判就越不留情面、越尖锐、越深刻。他谴责丘吉尔领导的英国为了打击德国的战争士气对德国城市进行的主要针对平民的“战略轰炸”以及美国对日本本土的类似轰炸，论证了美国对广岛和长崎使用原子弹的非正义性，称之为“现代主义的地狱火海”。尤其是他令人信服地剖析了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不可能获胜，也不应该获胜。”美国不可能获胜是因为他们唯一可以使用的战术必然导致一场针对平民的战争，而消灭所有的越南平民是不可能做到的；不应获胜是因为，如果平民对越共游击队支持的程度排除了美国其他战术选择，那么游击队事实上就是这个国家合法的统治者，美国主张自己是反对北越干涉南越的反干涉的理由就不能成立，也就是说美国对越南的军事干涉是非正义的。换言之，美国在这场战争中不可能获胜从根本上讲是由于道德的原因。这就令人信服地从道德的层面解释了许多人长期以来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为何美国拥有绝对优势的军事实力和先进的武器装备却在衣衫褴褛的越南游击队面前铩羽而归？沃尔泽的分析不仅是对美国政府错误政策的批评，也是对所有迷信技术和实力、漠视道义者的一个警醒。
有位法律家说：战争并非全然是暴力统治一切的世界，战争状态也是一种法律状态。其实，战争又何尝不是一个道德的世界呢？沃尔泽在战争这个地狱中开辟出了一个道德的新天地。在当今西方，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务界，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得到改观。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也通过一批像沃尔泽这样的学者的不懈努力，正义战争论不仅收复了在西方大学里的失地，重返哲学系、政治系的课堂，甚至美国的军事院校也纷纷规定将战争伦理作为重要的课程。我们从电视屏幕上可以看到，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外交家和军队将领在电视摄像头前面都不得不使用正义战争论的话语和逻辑讲话。即使不说正义战争论已经取代了现实主义成为西方的主流话语模式，至少可以说两者已经比肩而立。也许我们可以将《正义与非正义战争》作为这个转变的一个起点和标志。
（原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7年3月号，有少量修改）
（Michael Walzer: “Just and Unjust Wars：A Moral Argument with Historical Illustrations”, Basic Book Company, 1977；《正义与非正义战争——通过历史实例的道德论证》，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