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审判工作》载：“1961年，由于生活困难和'五风’[1]的影响，许多地方的农村偷摸现象严重，社会治安比较紊乱，而当时基层人民法院的人民法庭普遍被撤销，或是'有庙无神’，名存实亡。因此对这一类问题没有一个处理的地方。公社、生产队干部对之束手无策，不是放任不管，就是乱打乱罚。”
同时4、5月份，刘少奇到湖南长沙、宁乡视察。他说：“个人东西被随便拿走，公家的东西被社员随便拿走，这就动摇了所有制……不能动摇所有制，一动摇社员就不安心生产。”刘少奇要求坚决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坚持说服教育。
同年8月，最高法院谢觉哉院长致信国家主席刘少奇，提出法院存在五个问题：一、很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案件，被当作敌我矛盾处理了。二、量刑过重，判处长期徒刑的很多。三、判处管制的多和劳改加刑的多。四、审判作风粗糙，“审案不调查，判案不讲理。”五、司法干部量少质弱。
究竟农村发生了什么，法院又如何不讲理？天津市河东区法院1961年的一份刑事判决书，让我们一窥端倪。
本案列名的被告：吴万福，32岁；吴万贵，42岁，魏印才，35岁，都是河东区贯庄子村社员，都是生产队的壮劳力。判决书还列有尚文富等21人，但未记载他们的自然状况。他们的诉讼身份也不是被告，而是“同案人”。法院认为“同案人”们作案后，都能坦白揭发，积极退赃，具有悔过表现，不作追究，除当庭给予严厉批评教育外，并责令各具悔过书，交由社会员监督教育。
第一被告吴万福被指：“平素思想落后，在生产上挑肥拣瘦，不服从领导调配，并常挑拨落后社员与生产队长闹对立。当全党全民节粮度荒，贯彻'农闲少吃，农忙多吃’的方针以后，吴犯万福心怀不满，经常在社员中散布煽惑言论。”
吴万福的主要犯罪事实是：1960年12月，听说园木场存有山芋干时，就纠集十来人准备行窃。后来听说杨糟子附近有稻场，就说：“有稻谷咱就别偷山芋啦。一人挑上一百多斤稻谷，一冬的饭就都有了”。夜间到达现在后，被看场人发现，而且对方人多势众，吴万福等即谎称“走错道了”返回。
路上遇到另一被告吴万贵等人。吴万贵听说杨糟子看场人多，就说：“既然来了，跑嘛。我早知道你们这帮人来，我还不来呢。多熊呀。白来这趟干吗，还不如在家睡大觉啦……临来时看见新地生产队场外边有落扬稻草。来这趟别空手回去。一人弄一捆也落个十斤八斤的。”
他们当夜拐到新地生产队，抢走稻穗700余斤、黑黄豆三百多斤、看场人口粮秈米185斤。在行抢过程中，贯庄子社员刘文辉等四人路过发现，亦趁火打劫，抢走稻穗子一部逃回家中。吴万福等九人均分了185斤秈米，黑黄豆300多斤由尚文富等八人均分，稻穗子由吴万贵等三人均分，吴万贵还另分得黑黄豆两捧。
法院认为被告吴万福构成“组织策划结伙行抢罪”，念其发案后，尚能积极退脏，并有悔过表现，又是初犯，从宽处有期徒刑3年。吴万贵有期徒刑2年，魏印才有期徒刑1年。
这伙人开始不过想偷点山芋干，后来目标雄伟了一点：“一人挑上一百斤稻子，一冬的饭就有了”。他们最坏的打算是，每人可以弄上“十斤八斤稻草”。实际结果主犯也只分得二十斤秈米。所谓的结伙行抢，不过是农民饿急了，想方设法弄点吃的。
这份判决的日期是1961年1月13日。1962年国庆节，作曲家王玉西到天津出差。他一直想创作一部反映农民生活的作品。在天津的旅馆里，他将张士燮创作的歌词《社员都是向阳花》谱曲。作品几乎一蹴而就，优美的歌曲后来传遍全国，曾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农民节目的开场曲。歌中唱到：
“公社的青藤连万家，齐心合力种庄稼，手勤庄稼好，心齐力量大，集体经济大发展，社员心里乐开花。公社是颗红太阳，社员都是向阳花……”
[1] 五风，指1958年“大跃进”运动后在农村中盛行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