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的书法来源亦以二王为主，此外对米芾用功尤勤。王铎曾自云:“《圣教》之断者，余年十五，钻精习之”:又云:“《淳化》、《圣教》、《褚兰亭》，予寝处焉!”。但他所见二王作品基本以刻本为主，即《圣教》和《淳化阁帖》等。王铎对《淳化阁帖》浸淫颇深，顾徨《平生壮观》载:“闻其临《淳化阁帖》数部，非功力如此，焉能精妙如此?”从目前留存的王铎作品中，临《阁帖》的作品占了不小的比重，据言其数量多达101件，足见《淳化阁帖》对王铎书法风格的形成影响之巨。其中有临王羲之、王献之、张芝、索靖、王药、王徽之等诸多书家作品，但还是以羲、献二人作品为多。从某种程度上讲，《淳化阁帖》就是二王的代名词。

王铎对唐人书家如虞世南、褚遂良、张旭、怀素、柳公权等书家也广泛涉猎，不过对怀素的学习却抱有戒心。他曾告诫自己说:“书未宗晋，终入野道。怀素、高闲、游醉、高宗一派，必又参之篆摘隶法，正其讹画，乃可议也，慎之、慎之!”看来王铎对书法的取法也并非毫无选择，他选择的标准就是“晋”，如果不是晋人书，则学习时必须“参之篆摘隶法”，这也是他崇古思想的反映。这一点认识与米芾完全一致，米芾对旭、素二人的狂草亦颇多微辞。二王之外，王铎最为倾心者莫过米芾，他曾多次表达自己对米芾书法的钦佩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