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封建帝制之下帝王作为一国之主,手握生杀予夺大权,正如《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所说:”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臣子作为帝王委托管理国家的僚属,也便形成了“君为臣纲”的主从关系 。但是作为社会化的人,人是有感情的,包括喜怒哀乐,个人好恶,这一点无论是君王还是臣属,都概莫能外。因此君臣之间也便有了宠臣、诤臣以及不被重用的贬谪之臣等等之别。
而在武则天朝,狄仁杰堪称个例。作为才会卓绝的智者,狄仁杰早年在科举及第后,历任判佐、法曹等职务,而在唐高宗李治仪凤年间,他被擢升为大理寺丞。为官一任,他不惧权贵、刚正不阿,公正无私,而这样一位不可多得的诚臣,自然也是社稷之福,朝廷之福,自然也为当时临朝称制的武则天所喜,颇受重用。
而在狄仁杰豫州刺史任上,当时李唐宗室的越王李贞起兵反抗武则天。宰相张光辅纵兵勒索,也不为狄仁杰所喜,被其斥责,最终狄仁杰也被张光辅所弹劾,遭到贬谪为复州刺史。
在690年,作为皇后的武则天也逐渐实现了权利的掌控,而不再满足于皇后、临朝摄政的她,改元称制,自立为武周皇帝。令人侧目的是,次年九月,狄仁杰便被擢升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成为武周的宰相。
但仅仅成为宰相的三个月后,狄仁杰却又因为被来俊臣诬告卷入谋反大案之中。而面对酷吏来俊臣,狄仁杰为了避免遭受酷吏戕害,更为了能获得申诉机会,便当场“认罪”,谋反乃是实情。而骗过了来俊臣,他又暗中通过将控诉书塞在棉衣之中,送信儿子狄光远,嘱咐他向武则天诉冤。
武则天听闻此事,便先命令通事舍人周綝到狱中查看。而畏惧来俊臣的通事舍人周綝自然依从来俊臣的指示复命,为了坐实其罪,来俊臣还命人托名狄仁杰做《谢死表》。
但是对于谋反之罪向来残暴的武则天,最终还是决定,亲自署理狄仁杰等人“签字画押”的谋反案。而在查明真相后,狄仁杰等人虽然免死,但也都被贬谪地方。就在彭泽县令任上,武则天的本家,魏王武承嗣期间更是多次上奏请求诛杀狄仁杰,但武则天都选择了拒绝。
696年,契丹孙万荣作乱,冀州陷落。武则天又立刻起用狄仁杰为刺史,而后狄仁杰任幽州都督。次年,便再次拜相。而在为相任上,面对征发百姓戍边导致的民怨四起,狄仁杰果断上表劝谏,获得武则天的废除允准。而后,武则天统治的晚年,她宠幸张易之、张昌宗,导致朝纲废弛;又兼之武则天喜欢佛事,大肆兴建佛像,狄仁杰都一一进行上书直臣利弊得失。而武则天,对于狄仁杰也都未责难,反倒时在朝政上更加依赖狄仁杰。
700年,武则天巡幸三阳宫时,更是单独赐给狄仁杰宅院,可见恩宠之盛。不过是年,71岁的狄仁杰病逝。而作为皇帝的武则天特意为他辍朝三日,追赠官勋,赠谥号文惠。
而便览狄仁杰一生,他对李唐王室感情深笃,既有在越王李贞案中,顶撞宰辅之过,囚徒哭碑之过;又有在来俊臣案中签字画押承认谋反之实(即便是诬告,但签字之事无异于对君王的不忠);朝堂之上,也曾屡次顶撞被武则天,但作为君王的武则天,纵然对李唐王室以及李唐附逆杀戮甚多(包括越王李贞、韩王、黄国公等人尽皆被杀),却都保全了狄仁杰的性命,而在起落之间,狄仁杰最终还被委任以为相,可见二人之间的关系匪浅。
因此,在众多的民间传说以及野史怪记中,结合了武则天晚年面首、宠幸男宠的史实,加以艺术加工,便认为二人之间关系不清不楚。
但且不说君臣伦理,狄仁杰性格品行,单就狄仁杰去世时,一件遗物中所遗留的物什,便可证明这种说法乃是无稽之谈。700年,狄仁杰去世时,他的儿子狄光嗣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了一件武则天赐给父亲的手书,而上有8个字,曰:“朝堂之上,与卿推心”。
而这也让武则天独宠狄仁杰的原因暴露。武则天与狄仁杰之间,不是蝇营狗苟,真相乃是君王对臣僚的推心置腹,对臣子的信任有加。而作为投桃报李的结果,狄仁杰在政务上更可谓是兢兢业业,既能内举不避亲,又能外举不避仇,是为群臣楷模。而二人之间的关系,也堪称君臣关系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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