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名称更改的争议
“吾乃石家庄赵子龙”
“吾乃枣庄高长恭”
“吾乃包头吕布”
现在说起这些话语,定然能让人捧腹大笑。但事实上,这些城市地名的变更也不过是我国众多城市更名之中的一小部分而已。网友熟知的变更名称的城市还包括长安、幽州、渔阳、汝南、金陵等等城市。
尽管我国历史源远流长,各个城市地区进行名称变更似乎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现代城市名称的相对直白,“土味十足”却也总让人觉得少了几分诗意,少了几分对城市历史厚重感的传承。
例如,如今的江苏省省会南京城,从单纯的字面意思而言,直白简单明了再无深意;而如果我们从它在历史上的五十多个曾用名中选择一二,则又别具一番韵味。称它建业,我们能够想到三国时期孙权意欲“建立帝王之大业”的宏图大志;唤它金陵,我们亦能想到秦淮河畔的优雅典致。
那么,我们又为何不将这些韵味十足的名称进行保留,转而改成了现在的“直白体”呢?
郭沫若的主张与陕西省14地区改名
其实,这件事与郭沫若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陕西省更是因他的一篇文章,对14个地区的古称进行了变更。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郭沫若的大名不用讳言。虽然现在社会上,对郭沫若在个人情感之上的不一以及主持挖掘明皇陵导致众多宝贵文物毁于一旦等污点多有贬斥,但不可否认的是郭沫若作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之一、古文学家、考古学家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有着超然的地位。
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更是先后担任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中科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等职务,对我国在建国之后的文化政策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当时的新中国,在经济落后的背后是庞大的文盲群体。据统计,在建国之初妇女的文盲率更是达到90%以上,因此我国也进行了规模宏大的扫盲运动。但是,与英语等字母文字相比,汉字作为一种象形表意文字则要更加难以学习。
因此,如何改变汉字也成为了当时的问题所在。而关于汉字的改变、存废,事实上在新文化运动开始之时,便已经被提上了台前。鲁迅、钱玄同等人更是喊出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话语,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这种面对危局时的急切心里,但是作为传承了中华文明几千年的载体,汉字自然也是不能废止的。
正是这样的背景之下,也就有了众多文人支持的汉字的拉丁化进程以及汉字的简化。1955年《汉语拼音方案》,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的通过,也让汉字的普及更加简单,扫盲运动也自然成绩斐然。
可是即便是在拉丁化与简化之后,汉字仍旧存在着字数太多、读音不准确、生僻字太多等缺点。清朝的《康熙字典》中便有多达四万多个汉字。
于是随着拼音、简化字的推广,郭沫若提议可以先改良地名,从而减少生僻字进而达到扫盲、文化传播的目的。此提议一出,很快也得到了胡乔木等人的认同。
当然这种提议也需要数据支撑,在1964年经过了长时间的文学调研,郭沫若发表了《日本的汉字改革和文字机械化》。文中从日本这个使用汉字的国家所进行的汉字改革以及文字机械化的需求角度,来阐述了我国进行汉字改革的必要性,也同时为自己的提议提供了理论支撑。
最终他的提议在胡乔木、刘澜涛的支持之下,在陕西省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有着众多生僻字地区名称的省份率先实施。
1964年9月10日,在报经国务院批准后,陕西的13个县以及商雒专署地区的名称进行了更改。
小结
在这14个地区名称的背后,事实上也存在着我们文首所说的矛盾。例如洛南县(雒南县),雒字有玄鸟之意,玄鸟是商周的图腾,雒南既能指明地理位置,同时还能显示出该地区的历史悠久,而且雒南也还是汉字的故里;但改为洛南之后,虽然好写了,却缺少了几分张力。同样的醴泉县也是如此,一座因泉而命名的千年古城,改为礼泉县,总让人觉得多了几分土味,少了几分诗酒才情。
当然,我们可以预见的是这种关于改名背后的矛盾,肯定会长期存在,就一如简体汉字与繁体汉字之争一样。
在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定上,我们很多人总会不自觉的落入对历史人物私德的窠臼之中,更从中蔓延至他主持的历史事件中,从而影响到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我们不能否认郭沫若的私德有瑕,但就这件事而言,郭沫若主张的这项更名运动,从结果论而言,对当时的扫盲运动、文化普及都起到了积极有益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