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事都要讲个哪里来，哪里去。如山川河流，有源头和根基，才能长久。那么作为诗歌，要想长久发展，肯定要注重对传统的传承。毕竟在人类长河中，中国传统诗歌是最古老，传承最久的一种。无论诗经，楚辞，汉赋，乐府，五古，七古，五律绝，七律绝，词，曲，它的嬗变是一脉相承的。它更适合中文诗歌的特点，也尽显合理完善。如果一个人想写好中文诗，不从几千年的底蕴中去获得启发，不去闹明白中文是怎么回事，而完全想当然去发明，写什么新诗，甚至搬着英文，日文的诗歌理论或规律去写所谓新诗，或许能哗众取宠一时，却是没出路的。
打个最不恰当的地方，中文诗好比吃火锅，你能学印度人用吃手抓饭的方式下爪吗？
诗歌与其他文体不同，它是特有的语言组成的特有的形式。也许一句话在散文小说领域都是病句，但在诗歌中却是合理的存在，如:红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这要用散文来按正常语序翻译，就文理不通。又如:白发三千丈，于理就行不通，但诗歌就是可以存在，并形成奇异之美。
因为，诗歌讲究意会，往往无法言传。它是个人极致体验与精神的高度契合。你一旦用其他形式或文字翻译，往往便失其味了。又如:果得一莲时，流离婴辛苦。这是风人体，一语双关，通过采莲的辛苦，说了另一层含义。“莲”和“怜”音，它是用了这个机关，在说爱情的苦恼。你若用散文从字面直接翻译，根本就体现不出来。当你把它翻译出外语时，你能在英文中找到“莲”和“怜”的单词发音相同吗？如果找不到，这句诗的风韵就翻译不出来的。
同样，那些外国诗，在他们的语言中是相当好的，但一些固定的特点和规律，用另一种文字去表达时，往往是无法体现出来的。除非二次加工，可二次加工，根本就不是原诗了。
中国新诗的产生，其实就是这种二次加工。而这种二次加工是可以有许多不同版本的，如郑振铎和冯唐译泰戈尔的诗，天差地别，你能说你是在读泰戈尔吗？
诗歌是讲秩序的。它的文字排列、格律，体裁都是很明确的，不是混乱的。否则你读来诗不诗，文不文，不知它是啥，迷迷糊糊的。对于诗歌来说，这是一种羞辱，也是一种讽刺。
可新诗创作的蓝本多源自于二次加工，这种二次加工是混乱的，无序的。那么它虽以新的形式打破了旧的窠臼，却缺乏建设性，只有破坏性。不破不立是对的，而只破不立是没救的。
中国最早写新诗的国内是沈尹默，国外是胡适。可他们都是始乱终弃，半途而废，最终回到古诗的道路，因为他们只有破坏的依据，没有建设的依据。他们只知道破，不知怎么建。建来建来怎么也不合适。看来，吃火锅还是不能用爪子，你也无法把火锅改造成咖喱饭，还得老老实实的用筷子。
新诗正因为缺少建设依据，导致今天的诗坛四分五裂，山河破碎，尸横遍野，惨不忍睹。导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像莫浅浅，刘傲夫，实在不像话。
诗歌要有建设性，就必须有基础。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千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要想写好诗，还是认真对待文言古诗。那里我们诗歌万里长城的基础啊。
所以我们要重视对古诗的学习，不然是自毁万里长城啊。几千年来，只有今天的诗歌，会在诗史上像个笑话，非驴非马，不伦不类。
如何从文言古诗找到建设新诗的启发，完成新诗华丽的嬗变，能与唐诗宋词一脉相承，并驾齐驱，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光荣的象征，那是需要英雄与天才的。这个就不是人能左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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