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文字狱冤案，一方面这件事发生在优待文人的宋朝，而苏轼又是古往今来少见的大文豪，这件冤案自然轰动一时。
另一方面，乌台诗案牵扯到的是旧党和新党的权力之争和话语之争，牵扯至大，影响至深，也就传播甚广甚远。
主持乌台诗案、对苏轼进行审判的官员叫做李定，后世千年，李定因为这次案件遗臭千年，成了奸诈小人的代名词。
然而，如果能拨开历史的迷雾，我们就会发现这件错综复杂的冤案，其中的对错其实也没有那么的黑白分明。
李定和苏轼的仇怨，在很久之前就种下了。
苏轼雕像
李定丧母
史上李定曾因匿母丧而解官，他的生母仇氏，也是一个奇女子，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载，“仇氏初在民间，生子为浮屠，即佛印也。后为李问（李定父亲）妾，生定，又出嫁郜氏，生蔡妈，工传神，是仇氏已三适人，其死时与李家恩断义绝，亦不为过。”
即便是现代，多次离婚再嫁的人，在社会上也常常遭受异样的眼光。而身在封建社会的仇氏拥有如此勇气，的确是令人钦佩。
根据封建礼法，被丈夫休了的女子，她的子女不能参加自己生母的丧礼，孔子的儿子孔鲤，在自己的生母死后痛哭了几声，但他的母亲早已被孔子休了，因此孔子就责备孔鲤鱼过分。这就是“为父后者，为出母无服。”
（《礼记》记载：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与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鱼闻之，遂除之。）
从古代礼法上讲，李定不必为自己的生母服丧，而历史上李定也确实没有这么做，他甚至很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的生母是仇氏。“定自辩言，实不知为仇所生，故疑不敢服，而以侍养解官。”
无论是从道德上讲还是礼法上讲，李定都没有错误，这也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事。
孔子画像
苏轼写诗
但是当时新旧党争剧烈，李定身为新党骨干，旧党怎么可能放过这个机会？于是大批旧党官员纷纷上书，指责李定不孝，虽然李定顶住了压力，但他的内心难免会有些不安。
更要命的是，在李定匿母丧事件发生后，朱寿昌弃官千里寻母的故事一时间震动朝野，朱寿昌也成为了二十四孝的一员，两相对比之下，李定就显得极为不孝了。
而朱寿昌寻母事件后，司马光、苏轼等一批旧党官员纷纷撰文作诗，表彰他的孝行。
苏轼的诗中有一句“西河郡守谁复讥，颍谷封人羞自荐。”两句诗中都用了典故，西河郡守指的是母死不奔丧的吴起，颖谷封人指的是感动郑庄公的大孝子颖考叔，在李定看来，这不就是说的他自己和朱寿昌两个人吗？
在古代，不孝可是极大的罪名，基本和禽兽不如等同。苏轼写出这样的诗句，怎能不惹李定记恨？
有人可能觉得李定太过多疑，但其实李定这么想也不全怪他自己，因为苏轼本身就喜欢嘲讽他人，善于戏谑，和他关系好的可能不在意，但和他关系不好的，可不会喜欢这种戏谑。
他的弟弟苏子由曾经苦口婆心地劝过苏轼：“子由监筠州酒税，子瞻尝就见之，子由戒以口舌之祸。及饯之郊外，不交一谈，唯指口以示之。”
奈何苏轼就是秉性不改，祸从口出的道理，他似乎一直都太不懂。
乌台诗案
因为以上种种原因，李定和苏轼结下了大仇，后来新党当权，旧党纷纷缄口不言，避免惹祸上身，而苏轼对政治风向却一无所知，依然对新法冷嘲热讽。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进《湖州谢上表》：“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十分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新法、对新党的不满。
在宋神宗看来，大文豪苏轼的举止，不仅是对新法的嘲讽，更是对君权的挑衅！自古挑战君权者，又有几个好下场？
李定在神宗的怒火中看到了好机会，趁机上书“因论轼自熙宁以来，作为文章，怨谤君父，交通戚里。”于是神宗决定派李定审理苏轼，著名的乌台诗案，也就因此而发生。
在乌台诗案中，作为主审官的李定，也极尽自己之所能地给苏轼泼脏水。审理乌台诗案的新党官员有好几个，但似乎只有李定一心一意要置苏轼于死地，就是往日仇怨所导致的。
乌台诗案中所指控的苏轼罪名往往荒诞不经，与明清文字狱无异，虽然苏轼的确发过一些牢骚，但那远远不能称得上罪名。幸好当时还有许多人物出面营救苏轼，包括新党的重要人物王安石和章淳，这才让苏轼幸免于难。
苏轼入狱
各自凄凉
乌台诗案发生的原因是复杂的，有新旧党争的缘故，有李定过于猜忌的原因，有苏轼为人爱好嘲讽的缘故，而这次案件也没有胜利者，只有失败者。
李定虽然把苏轼定了罪，但却没了名声，《宋史》中评价：“定于宗族有恩，分财振赡，家无余赀。得任子，先及兄息。死之日，诸子皆布衣。徒以附王安石骤得美官，又陷苏轼于罪，是以公论恶之，而不孝之名遂著。”
一个清廉能干的官员就此遗臭万年，岂不是极大的遗憾？
而苏轼在此之后，虽然保住了性命，但他的内心却留下了深重的伤痛，“但得罪以来，不复做文字”，岂是虚言？
而新党旧党也都没有胜利，新党虽然一时得势，但后来旧党上台，曾经给苏轼罗织罪名的蔡确被扣上“讥讪”之罪名，远谪岭南而死，其他不少新党也都被旧党人士污名化，从诗文中抠字眼罗织罪名的行为被旧党运用的十分熟练，仿佛是乌台诗案的一次又一次重复。
新党恐怕不会想到，当年他们用在苏轼身上的手段，居然会被旧党们一一如数奉还。
而旧党的这种行为也没有给自己、给国家带来好处，到了北宋末年，依旧在诋毁王安石和他的新党，最终只能沦为亡国之臣。
王安石画像
乌台诗案已经过去千年，当时参与其中的官员们早已化为尘埃，唯有那惨痛的教训依然显著，提醒着后来人，莫要再重复历史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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