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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是夏王朝中晚期都邑?最终发现实物证据给出答案

看花开花落,望云卷云舒,历史文化博大精深,即刻启程和小编一起了解历史吧!

2020年10月9日,由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和洛阳市政府承办的二里头遗址考古与夏文化研究学术座谈会,在有“最早的中国”之誉的二里头夏朝都邑遗址举行,宣布“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已经开展61年,已奠定在中华文明史、国家起源史上的重要地位,并确立二里头遗址是夏都、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重要认识,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实证”的研究结论,并要求“在大众化、国际化上下功夫”广泛传播这一夏文化研究成果,让普通大众与国际学界认识了解这一科学结论。

4100年前-3600年前的夏王朝时期形成的夏文化,是华夏民族与华夏文明的原始来源,后人常以“华夏”自称,使之成为中国的代名词。因此,探索夏文化,就是为我们的民族与文化寻找精神家园;寻找夏王朝诞生的具体地理位置,就是寻找我们民族与文化的根。

3600年前左右,“商汤伐夏”取代了夏王朝,建立了商王朝。尧舜禹禅让文明诞生下的夏文化,就成为后人永远的怀念与追忆,夏文化的诞生地也逐渐模糊于历史中,至今困扰着中国学界与中华民族。中国历史学界与考古学界,对夏文化的寻找与求证工作也从未停止。

虽然夏文化的诞生地至今没有答案,但取代夏王朝的商王朝研究成果,却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商王朝的早、中、晚期王都陆续被考古发现、证实。安阳殷墟的商王盘庚迁都后二百多年的商朝晚期都邑与陵墓被发现,众多的商文化被呈现于世,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最为著名的就是商朝的甲骨文与大型青铜器,将商王朝时期高度发展的青铜文明与成熟的甲骨文文字系统,以实物的方式展现于世,震惊世界。

商王朝高度发展的青铜文明与成熟的甲骨文文字系统,成为人们研究的重点,揭示了商文化的一面。但是,让普通大众更震惊、印象深刻、心有余悸的却是商王朝大规模的“杀人祭祀”制度。在甲骨文《合集1027》中记载“千牛千人”的最大规模祭祀,一次性杀死了畜牲1000、人牲1000,其恐怖血腥的手段,今天听了也不寒而栗。

杀人祭祀在甲骨文记载里比比皆是,丁亥卜 X 贞,…卸大甲祖乙百馐百羌卯…;曰其获正羌;而于祖丁…羌…祖甲十一羌。左边那片写的是为了祭祀大甲祖乙用了一百个羌人,右边那片写的是为了祭祀祖丁用了 11 个羌人,等等。' 百羌 ' 这样的概念用得很多。

甲骨文里关于杀羌人祭祀还有很多的词汇。比如 ' 获羌 ',就是抓获了或者俘获了羌人;' 伐羌 ',是把脑袋割下来;' 俎羌 ',是把人放到案板上剁;' 卯羌 ',是把人劈成两半。有个历史学家叫胡厚宣,做过一个研究,统计甲骨文里有关杀羌人的记载,结果发现甲骨文里杀羌人的记录有一万多。而且他说,凡是只记了杀羌人,但是没计数量的,按杀一个来计算,大概也有八千个羌人。

考古发现,在河南安阳殷墟王陵区里发现了很多祭祀坑, 10 个、30 个、50 个、100 个、300 个一组不同数量的人祭坑。商朝人杀人频率很高,挖王陵大墓的时候,墓道里经常有成排的人头。由此可见,“杀人祭祀”是商王朝的标志文化,是判断商王朝遗址的基本标识。在近年发现的商王朝中期都城遗址洹北商城,在宫城下发现的人祭遗骨,是确定洹北商城性质的重要指标。

举世瞩目的二里头考古遗址,考古发现,在二里头二期遗址同样发现了人祭遗迹。在祭祀坑内,人骨自上而下大致可分成9层,第1层,为一完整的人架,侧卧,下肢屈曲,双手合掌在腹前,身前有一块石头,据观察其四肢均像捆绑样子,可能是活埋的。第2至9层是另一具人架,系肢解碎尸后一边丢入废井中,一边填土掩埋的。人牲与兽牲的处理法是一样的,而对人牲的处置则更为残忍。

二里头考古遗址的研究,先后经历了一二三四期全部为商文化、一二期为夏文化三四期上商文化、一二三四期全部为夏文化的争议。在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定义中,学者们只对二里头遗址出土发现的物质文化遗存感兴趣,却对二里头遗址中的那些祭祀的累累白骨,避而不谈。

考古学实际上也是一门经验学,通过发现的已知现象,类比推断未知现象。考古学上,目前来说,对夏文化一无所知,只是根据文献记载的年代,推论4100年前-3600前左右应为夏时期。因为二里头考古遗址在年代上属于3750-3530年之间,跨越夏商时期,具有一定规模,拥有比较多的文物、遗迹现象,成为夏文化研究的唯一对象与参考遗址。在夏文化研究中,成为学者们唯一可以谈论研究的对象,便被一些人士定义为夏文化乃至夏都邑,显然是不负责任的。

夏王朝与夏文化,之所以成为我们华夏民族与华夏文化的代表,而不是以商文化来代表,正是因为夏文化与商文化有着根本的不同,是我们民族各阶层人们共同的精神家园。人们在经历残酷无比的五百多年杀人祭祀的商王朝统治,更加怀念追忆夏王朝时期的人文文化,华夏文化也成为我们共同认同的文化与家园。大概不会有任何人愿意成为商王朝的一个“人牲”,将身体摆放在祭祀昙上,将头颅埋在商贵族的王陵中?专家学者们愿意成为二里头考古遗址中的那个祭祀“人牲”吗?

尧舜禹选贤任能,治理天下;大禹身体力行,一十三年勤劳于外,带领人民治理洪水,解救人民于水火、禽兽的侵害,断然不会以“人牲”来祭祀天地,祈求上天的保佑。否则,“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万国诸侯参加“涂山之会”,不仅要带着玉帛,还要随时将自己的项上人头留下,成为祭祀天地的“人牲”。因此,传承尧舜禹思想,建立的夏王朝,形成的夏文化,是一个根本不同于商王朝制度的文明体系;这种文明体系,是各氏族部落、各个阶层人民共同认同拥戴的文化。

华夏民族的形成,夏文化的认同,是各氏族部落人民对夏王朝人文文化的认同,它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类文明发展中的真正文明进步。夏文化的探寻,更重要的是对中华大地上人类文化与文明体系形成中人文光辉的寻求,而不是简单、功利性认定一个地方,将一些与夏文化毫不相干的考古遗址,人为地定性为夏文化。二里头考古遗址所展现的人文信息,蕴涵的文化信息,与尧舜禹形成的夏文化相距甚远,可以完全否定二里头考古遗址与夏文化的本质联系。

作为考古学研究,我们不能把五百年前在中国土地上发现了欧洲物品,就认为中国五百年前是欧洲文明范围;也不能把五百年前在欧洲发现了中国陶器丝绸,就认为是中国人在那里居住,是中国文化。人类共同需求的生活用品是可以无限传播扩散的,以物质遗存来判断远古时期的文化时期,存在巨大的缺陷,所得出的结论会大相径庭。

臣闻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楚之所义行也。

综上所述,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证明了其商文化的特征,只是商文化影响下的一个偶然被发现的考古遗址,它的特别之处只是存在于夏商时期而已。将二里头遗址定义为夏文化,是一个原则性错误;如果以二里头考古遗址来诠释中华文明起源,将是对中华文明人文思想的严重伤害。

随风来,随风去。回忆往事,历史的记忆挥之不去。今天的历史之旅到此结束了,期待与大家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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