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舞台姐妹》(1964)英语版海报
1963年国内最受欢迎的故事片分别是严寄洲(1917-2018)导演的《野火春风斗古城》(1963)、赵心水(1929-1989)导演的《冰山上的来客》(1963)和谢铁骊(1925-2015)导演的《早春二月》(1963)。
新凤霞在评剧电影《花为媒》(1963)中的影像
严凤英在黄梅戏电影《牛郎织女》(1963)中的影像
而在1963年最受国内观众喜欢的戏曲片则是新凤霞(1927-1998)主演的评剧《花为媒》(1963)和严凤英(1927-1998)主演的黄梅戏《牛郎织女》(1963)。
论影响度自然是《牛郎织女》大一些，当时这部戏曲片是1963年7月大陆和香港首次合拍，并定位为投放到东南亚一带——因为这部电影是定为为国家赚取外汇的电影。
林黛在黄梅调电影《貂蝉》(1958)中的影像
何况黄梅戏在东南亚已经有群众基础，这当然要拜1963年3月就投放到市场的李翰祥(1926-1996)导演的黄梅调《梁山伯与祝英台》(1963)所赐——市场反应出乎意料的好，之前李翰祥拍摄的黄梅调《貂蝉》(1958)和《江山美人》(1959)已经在港台地区和东南亚一带放映，虽然黄梅调这种形式也是学大陆的。
新凤霞在评剧电影《花为媒》(1963)中的影像
而新凤霞的评剧《花为媒》在大陆公映后也受到一致好评，同时也在香港地区和东南亚各国放映，并推动和树立了新凤霞的地位。
要知道在1957年的时候，新凤霞就已经被错化成右派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她在银幕上的表现丝毫看不出那种心灵上所遭受到的影响！
严凤英在黄梅戏电影《牛郎织女》(1963)中的影像
虽然新凤霞和严凤英这对“南北双凤”的私下关系很好，但新凤霞的电影一直都是长影负责投拍，而严凤英的电影则一直由上影负责投拍。
严凤英在1966年之前，其人生还是一直很顺畅的，不仅听话，还是一个“顶流明星”，最重要的还是一棵大的“摇钱树”。
左为新凤霞，右为严凤英
在1949年后的银幕上，最没有“时代特征”的脸就是新凤霞、严凤英和杨丽坤(1942- 2000)，虽然前两位是演戏曲的，但不穿戏服的时候，整张脸上就没有“阶级的属性”，这明显是和“火红的年代”不符。
特别是新凤霞和杨丽坤看上去都是“风含情水含笑”似的，实际上则是柔中带刚的那类女子；而严凤英明显就是刚中带柔那类的江湖女子，眼神里透着凌厉。
要是在空间上能给她们更多的维度，也许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值得回味的作品。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得到提拔重用的短暂日子里，1954年，谢晋正是凭借这部淮剧短片《蓝桥会》(1954)，晋升为导演。
1964年10月，在国内电影宣传墙上，左边为《舞台姐妹》(1964)的电影海报，右边的电影海报《团圆》实际上就是后来大家熟知的电影《英雄儿女》(1964)
从1953年拍《蓝桥会》到1963年拍《舞台姐妹》(1964)的这10年时间里，谢晋导演了10部影片，其中的《女篮5号》(1958)、《红色娘子军》(1961)、《舞台姐妹》深受观众喜爱。
谢晋早期的作品，总是呈现着乐观明亮的情感色彩，与电影产生的时代氛围一致，这一阶段其影片的人物形象也是热情单纯的，叙事风格轻快流畅，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情调。
电影《红色娘子军》(1961)剧照，祝希娟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7年，很大程度上，电影是作为政治教科书的艺术形态存在着。
毫无疑问，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电影肯定要在相当程度上为政治生活服务。关键在于如何让政治教科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电影《舞台姐妹》(1964)的片头影像
与谢晋同时代的电影导演中，有的人很难融入到这个新的表现形式上，依然沿袭带有“旧式好莱坞”的银幕表现方式，自然在“批判”中这帮人就“消失”了，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具有编写可读性极强的政治教科书的才能，谢晋在其中更是出类拔萃。
谢芳在电影《舞台姐妹》(1964)中的影像
谢晋当时也是天马厂的“香馍馍”，拍摄的革命题材《红色娘子军》获得1962年第一届百花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这可让上海电影界都“长脸”了，毕竟当时这类题材基本都是“八一”“长影”擅长的。
曹银娣在电影《舞台姐妹》(1964)中的影像
拍完《大李小李和老李》(1962)后，谢晋就开始埋首创作《舞台姐妹》。
1963年4月下旬，谢晋等拿出了《舞台姐妹》的详细提纲，广泛分发以征求意见。
虽然天马厂党委和上海电影局党委基本肯定，但由于上海市委方面一直未作表态，一时难于投入生产，创作处于停顿状态。
冯奇(右)和邓楠在电影《舞台姐妹》(1964)中的影像
因为当时主管上海宣传的负责人“力主”只展现“大写十三年”的历史——也就是只拍1949年以后的事情，因为“旧社会只能培养人们自私自利的思想，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思想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才能树立”。
谢芳(右)和曹银娣在电影《舞台姐妹》(1964)中的影像
而文化部主管电影的副部长夏衍(1900-1995)却支持《舞台姐妹》这个项目。
像《舞台姐妹》这样以越剧艺人生活为题材，而且又是主要表现旧时代的经历，当然是不相见容而被斥之在外的。
李纬在电影《舞台姐妹》(1964)中的影像
谢晋特意把剧本送呈前辈夏衍把关。夏衍是声名卓著的剧作家，又是浙江人氏，对《舞台姐妹》中表现的生活非常熟悉。
他认真阅读剧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还提笔在剧本上做了一些改动。
谢芳(右)和曹银娣在电影《舞台姐妹》(1964)中的影像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部暨电影局领导充分肯定、支持《舞台姐妹》的佳音相继传来。先是1963年5月底，文化部电影局局长陈荒煤(1913- 1996)专门邀约谢晋到北京细叙意见。
1963年底，谢晋在厂里看了新凤霞的《花为媒》和严凤英的《牛郎织女》。
新凤霞在评剧电影《花为媒》(1963)中的影像
1964年1月10日，《舞台姐妹》正式开拍。由于文化部、电影局将它列为重点影片，并提出要向国外发行，而且规定专门制作出国版，还由夏衍直接出面协调，特意从北影借调刚刚完成《早春二月》陶岚形象塑造的谢芳，饰演《舞台姐妹》里的竺春花。
谢芳(右)和曹银娣在电影《舞台姐妹》(1964)中的影像
谢晋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之所以用谢芳和曹银娣，而不用上影系统天马或海燕厂的演员时：“因为都不懂唱戏嘛，电影演员里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曹银娣是越剧院的女小生。她的扮相是当时最好的。有个香港导演来找她拍戏。那个时候，她还不是什么大演员，只在几部小戏里面露过脸。那个香港导演就要找她演主角。当时袁雪芬(1922-2011)是越剧院的院长，我对她说，让曹银娣来演《舞台姐妹》，这部戏里面也让她做主角。”
谢芳在电影《舞台姐妹》(1964)中的影像
谢芳(左)和曹银娣在电影《舞台姐妹》(1964)中的影像
这一系列举措促使上海电影局及天马厂对该片的拍摄重视起来，为之提供最好的彩色胶片，配备最强有力的摄制人员。
摄制组正式成立时，天马厂的党委正副书记和艺术厂长陈鲤庭(1910-2013)还亲临现场，这在天马厂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谢芳在电影《舞台姐妹》(1964)中的影像
天马厂领导在讲话中说，根据电影文学本的基础和导演的才能，《舞台姐妹》可以拍出水平，拍出中国电影工作者的志气来，在国际上“树立旗帜”，并表示全厂所有的影片拍摄都要为《舞台姐妹》让路，所有的部门工作都要为《舞台姐妹》开绿灯。
谢芳(左)和曹银娣在电影《舞台姐妹》(1964)中的影像
几乎与此同时，作为“大写十三年”成果的检阅，华东话剧观摩演出在上海紧锣密鼓开场，上演的均是清一色“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剧目。
不久，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第一个批示下达：“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曹银娣在电影《舞台姐妹》(1964)中的影像
其实在这批示下达之前，当时的中国在外交上正处于困境，左右已近孤立，没法学习别人——西方是帝国主义，北方是苏修，只好把目标转向自己的老祖宗。
于是，20世纪60年代初，“向传统学习”的口号便在文艺界风行起来。
上官云珠在电影《舞台姐妹》(1964)中的影像——她在电影中出场的时间不长，基本没什么对白，仅靠面部的细微表情，就令其表演夺人心魄，让人记忆最为深刻
除了创作思想、创作技巧要学习古代的诗论、画论以外，题材选择也开始大幅度向传统倾斜。
一时间，文艺舞台上涌现出许许多多的历史剧。
这就是为什么高层要骂文化部是“死人部”、“帝王将相部”和“才子佳人部”的一个原因。
上官云珠和李纬在电影《舞台姐妹》(1964)中的影像
上官云珠在电影《舞台姐妹》(1964)中的影像——只要镜头对准上官云珠，她的表演就大放光芒
显然《花为媒》和《牛郎织女》等这类戏曲片虽然受到群众的欢迎，但不符合上面的意思，就如同当时曾有一个论调——一定要把工厂建在天安门的南边那样才是革命的，虽然这个论调没被采纳。
拍《舞台姐妹》的时候，谢晋似乎已经感觉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了，于是通过修改剧本，在剧情中增加了一个人物，女地下党新闻记者江波(高放 饰演)，以此体现“党的领导”。是她引导竺春花与恶势力抗争，也是她把鲁迅的《祥林嫂》介绍给了越剧班的姐妹。
电影《舞台姐妹》(1964)剧照，高放
而“大写十三年”的倡导者更是跑到上海越剧院，疾言训斥袁雪芬等人“你们演的才子佳人、帝王将相，是挖社会主义墙角”，厉色声称“越剧的腔腔调调是不健康的靡靡之音”，这对正在拍摄中的《舞台姐妹》不啻是迎头棒喝。
正是在这种氛围下，1964年5月，中国电影家协会进行文艺整风，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中止评选活动。
谢芳在电影《舞台姐妹》(1964)中的影像
《舞台姐妹》剧组更加小心翼翼地在“煎熬”中拍摄。谢晋快马加鞭仅3个月就完成内景，于6月上旬结束外景。
首次与上影合作的谢芳曾回忆说：在影片拍摄的整个过程中，除了在摄影棚拍戏之外，只要看见谢晋时，总是面壁而坐，埋头于案前进行着剧本的准备工作，深感这种艺术上的精心钻研精神，是任何人欲想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谢芳在电影《舞台姐妹》(1964)中的影像——当时把鲁迅的“祥林嫂”放在电影中，也是为了增加竺春花的革命性
正当样片出齐准备进入后期制作，形势已急转直下。
此时毛泽东在中宣部有关报告上又作出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倒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谢芳在电影《舞台姐妹》(1964)中的影像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上海市领导直接审看了《舞台姐妹》拍摄的所有样片，并提出“清清 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戏”是个人奋斗的东西，春花只局限在个人奋斗的尺度里，戏结束时，春花还只提出要“演什么样的戏，做什么样的人”，主题思想不高、不深；反面这条线由于人物关系不准确，冲淡了敌我矛盾等一些需要修改的意见。
谢芳(左)和曹银娣在电影《舞台姐妹》(1964)中的影像——这就是被改来改去的电影的结尾
谢晋后来回忆：“开始让你改，一边批一边改，改完了还要批。改到最后，张春桥说，不准改了，一个字也不准动，就保留原来的样子，让群众批判吧。”
这部电影作为文化部重点拍的电影，到最后成为“另一帮势力”重点批判的对象——都想把它当成一个“成果”。
有趣的是，当年一边在批判电影《舞台姐妹》(1964)一边还继续放映电影《舞台姐妹》
1964年7月29日，康生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总结会上讲话，公开点名批判影片《北国江南》、《逆风千里》、《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及京剧《谢瑶环》、昆曲《李慧娘》是“坏电影”、“坏戏”。随后，报刊上相继刊登批判这些作品的文章。
当时的谢晋一再就《舞台姐妹》进行检查，并提出了重新改台词、集中补戏、尽量删减等方案。已升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张春桥也极为不耐烦了，只同意把拍出来的样片接起来，不准再动机器补戏，理由是“修改必然美化了这个毒草”。
电影《舞台姐妹》(1964)剧照，沈浩(左)和李纬
要知道《舞台姐妹》实际上是通过了电影局的审查的，也拿到了允许在全国上映的通知书。高层之所以还是“不放过”这部电影，显然是有“用心”的。
出于获准通过并减少经济损失的考虑，谢晋只得违心地借助重配对白等方式略加弥补，以至留下了深以为憾地“蛇足”，最为典型的是影片的结尾，别后重逢的一对苦难姐妹，依偎在船头倾心交谈，原有的对白含蓄而有深意：走上新生活的月红深有感触地说：“以后我要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
谢芳(左)和曹银娣在电影《舞台姐妹》(1964)中的影像——细心的观众可以发现，结尾说话的时候和口型对不上
春花回答：“我在想今后要做什么样的人，唱什么样的戏?”却被硬改成口号式表白：月红说“我要永远记住过去走错的路，一定要重新做人”，春花则说“今后应该加紧改造自己，唱一辈子革命的戏!”
图为严凤英与同屋病友王文娟合影
这时新凤霞的日子更不好过，而严凤英的烟瘾更大了，她们都处在那个时代当中，她们都不得不独立地面对那个时代。
如果是严凤英来演竺春花，新凤霞来演邢月红的话，让她两在银幕上说着“今后应该加紧改造自己，唱一辈子革命的戏!”会是一个怎样的效果？
沈浩在电影《舞台姐妹》(1964)中的影像
这只能是如果了，历史的进程不是可以随意改变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舞台姐妹》的主创人员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光演员就有3个自杀了，一个是商水花的扮演者上官云珠(1920-1968年11月23日)，一个是沈家姆妈的扮演者沈浩(1916年-1966)，另外一个演和尚阿鑫的邓楠(1916-1968)。
邓楠在电影《舞台姐妹》(1964)中的影像
实际上《舞台姐妹》以'台上悲欢人常见，谁知台外尚有台'这一富有哲理意义的严肃课题，生动地再现了旧社会发生在'人生大舞台'上的悲惨遭遇，以及旧的社会制度和黑暗势力对艺术及艺人们的残害。
而谢晋的个人命运却因《舞台姐妹》而堕入了无边无际的黑暗深渊，因为谢晋是文艺黑线头目、“四条汉子”之一夏衍的“宠儿”，在遭遇了10万人共批《舞台姐妹》的场面后，谢晋被一脚踢进了牛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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