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永刚在“孤岛”时期拍摄了他全部创作的近半，但在以往的研究中，他的孤岛电影却未能得到重视。吴永刚是个人性论者，从《神女》(1934)发端，他就专注于人性的审视和讴歌。他的“孤岛”电影带着那个特定时代的印记，但他依然尽可能地坚持对艺术的追求，对人性进行追问。虽不是先前的激情呐喊，却也是执著的低语。他赞美残存在人心中的一点点崇高，从亲情到友情；他承认世道人心的复杂多变，拷问人性的多面、善恶的纠结；他主张通过教育和自我修养实现人性的完善。吴永刚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但在人性分析中也融入了时代和现代性的因素。
以往的吴永刚研究中，他的“孤岛”电影基本上是个盲点。不仅缺乏细致的梳理，甚至都很少提及。吴永刚一生共拍摄了35部电影，“孤岛”时期就有十三四部之多，占总数的近半。这是不应该忽视和回避的事实。不了解不研究，就不可能准确把握吴永刚整个电影创作的艺术脉络和发展变化，也就无法真正读懂这位杰出的电影大师。我们的“探微”，意在对以往的研究做些补正。
【“孤岛”时期继续探讨人性的价值】
孤岛电影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独特的历史现象。抗日战争爆发,上海租界成为孤岛,这里的电影工作者艰苦奋斗，挣扎求存，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创作。4年间共拍摄了二三百部影片，远远超过国统区抗战电影的数量，上海仍然是当时电影出品数量最多的地区。
1933年，聂耳与好友金焰(右)、吴永刚(左)合影
为适应观众需求和因制作条件所限，孤岛影片表现出浓重的商业气息和粗制滥造倾向，高下不一鱼龙混杂，但品种繁多风格各异，使得中国商业影片类型更加完备和丰富。特别是一些影片艺术家，在政治与商业的夹缝中顽强表现个人的勇气和良知，含沙射影借古喻今，弘扬爱国主义思想和坚贞不屈的民族精神，鼓舞民众起来共同抵御外族侵略,直接或间接地为抗战斗争服务。从而孤岛电影成为战时影坛乃至整个中国电影史上的一处令人称奇的特殊风景。吴永刚孤岛时期的电影创作，印证了这一奇特风景。
吴永刚说:“抗战军兴,四年孤岛生活,虽说并未改变初衷,但也不免乱了步伐,未能免俗。”他在孤岛时期拍摄的十几部影片,包括滑稽短片、言情片、古装片、社会片,常常在滑稽的面具里、古装的外衣下,有意识地注入了新的血液,尽可能塞进去新的概念，使观众看后有所启发和觉悟，从而对亲者更亲、对仇者更仇。并且对穷苦百姓的现实生存状况作了真实描写，有力抨击社会的黑暗与罪恶，表达孤岛人民的苦闷和愿望。就总体而言，这些影片毕竟是特定时代精神与地域文化的产物，由于受到社会环境的限制,未能超出《神女》已达到的思想艺术水平。
尽管如此，吴永刚“孤岛”电影依然有其独特的价值与意义。吴永刚后来总结自己一生的艺术生涯时说：“我从影五十五年，虽历经坎坷，但探索之心矢志不渝。”“孤岛”电影留下了这位电影前辈艺术探索的历史足迹，记录了他思考人生的心路历程。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电影艺术家身处逆境仍然关注人类，忠于艺术的非凡品格和卓越风范。
电影《神女》(1934)在上海弄堂里拍摄，引致很多人围观，前排是阮玲玉和饰演儿子的黎铿在休息，后排左一是导演吴永刚
吴永刚说：“我是人性论者，我主张写真正的人，写具有人性的人。”这使我们想起帕斯卡的一句话：“人只对一件事感兴趣，那就是人。”艺术家更是如此，从来把人作为描写的中心。然而人之为人，是因为有人性存在，没有了人性，人何以为人！查理·卓别林Charles Chaplin对人性的深刻观察和独特刻画，使他成为不朽。吴永刚一开始拍片就把重点放在描写人性上，《神女》剖析了善于恶的二元对立，挖掘人性的两重性；《浪淘沙》(1936)是“对于人性至性描写”，把人性放在生死的较量中进行拷问。“孤岛”时期，他初衷不改，继续深入探讨人性的价值和意义，以“人物的灵魂”为关注的对象。这使得吴永刚“孤岛”电影与众不同，显现出独特的艺术个性，具有某种永恒的思想魅力。
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认为现代思想就像流体，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动不居灵活易变。艺术家的创作思想也像流体一样，会随着整个社会的变动和生活经历的变化而变化，这一变化会反映在他的创作中。“孤岛”的屈辱生活，激发了吴永刚强烈的“自省”意识，探索人性成为一种发自内心的责任感。“真的太少,假的太多”的社会现实，使他感到非常气愤，他决心剥去那些魑魅魍魉牛鬼蛇神的伪装，叫它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原形毕露。
但另一方面，《神女》特别是《浪淘沙》遭的受严厉批评而留下的阴影，他一时还抹之不去，感到苦闷困惑。这使他此时的创作心态有了某种变化，虽依然执著坚定，但已不再率直任性，而多少有些犹豫迟疑。因此，我们从吴永刚孤岛电影中听到的，不是对人性的激情呐喊,而是一种追问，一种低语。
电影《浪淘沙》(1936)，刘琼(左)和金焰
【有声片《胭脂泪》是《神女》的重拍】
按照马克思在其《哲学著作》中的说法，人性乃人之天性。但吴永刚并非探讨人性的与生俱来和自然存在,而是着力于真善美的挖掘，追求人性的完美。他说：“看到人与人之间，还残存着一点点的崇高的情操、一点点人间的温暖，感动之余，往往禁不住热泪从心底流出。”他相信性善，努力发掘人性中善良的一面，尽情讴歌美好的灵魂，给苦难中的人们送去一些温暖和光明。
1938年的有声片《胭脂泪》，是对《神女》的重拍。重映或重拍影片在孤岛时期是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大都是借原来影片的影响以求生机。但吴永刚在重拍时做了更多思考，他要把女主人公塑造得更加完美无暇。创作《神女》的灵感，来自于吴永刚生活中的观察和感受，他在阮嫂身上倾注了太多的理解和同情。有人说，城市就是一个陌生人可能在此相遇的居民聚居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早已成为中国率先进入现代社会的大都市，大量移民、游民一般股潮水般涌入，阮嫂无疑是其中的一员。她举目无亲,找不到工作，为孩子和生存，被迫沦为私娼。
吴永刚有意淡化她双重生活中灰色一面，用旗袍来暗示。服装在那个时代已成为地位身份的标识，校长不正是从挂在墙上的旗袍看出她的真实境遇的吗？影片以浓墨重彩展示她心地善良，凸显其伟大母爱，塑造了一个值得为其流尽同情之泪的母亲形象。阮玲玉如巴拉兹Bla Balzs所赞美的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一样，以“一种忧伤的受难的美”，“表达出人类的崇高品质和纯洁高贵的灵魂”，成为美好人性的化身。
电影《胭脂泪》(1938)民国版内容海报
《胭脂泪》的故事情节与《神女》基本相同，但加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12年后,母亲(胡蝶饰)刑满出狱，正值儿子从音乐学院毕业，并宣布与一姑娘订婚。老校长想在茶话晚会上让他们母子团聚。大雪纷飞之夜，她悄悄走来，隐身在黑暗之中，从窗外默默看着已长大成人的儿子和未来的儿媳，热泪涌流。这时，儿子唱起动听的《慈母曲》，情真意切，听者无不为之动容。优美的歌声传到屋外，母亲刻满苦难岁月印痕的脸上，慢慢露出满足宽慰的笑容，留恋再三，最终转身缓步离去，随着歌声一起渐渐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之中。
我们相信，随着银幕上母亲身影的悄悄远去，她的形象在吴永刚内心正高高耸立起来。这最后一笔，使母亲的美好人性更加完美。她昔日为了儿子忍辱负重，受尽皮肉之苦牢狱之灾，而今看到儿子长大成人，有才能有前途，心愿已足，既无其忧那又有何求呢？甘愿牺牲而不求回报，爱之深情之切，可以感天地泣鬼神！
《胭脂泪》是吴永刚对中国女性传统美德的阐释，闪烁着理想的光芒，完成了一次完美人性的新探索新创造。母亲由胡蝶饰演，表演风格与阮玲玉各有妙趣，导演手法也有新的变化。由于种种原因，这次重拍总体上不及默片原作，有人说它“失去了原有的艺术风格”，但美丽的人性之光，使它依然不失为一部“深刻隽永伦理大悲剧”，而受到当时人们的关注。
电影《胭脂泪》(1938)剧照
人是社会的人，有着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人在生命过程中，需要浓浓的亲情，也需要真诚的友情。吴永刚深信人与人之间原无仇恨，只要互诚互信相亲相爱，人类世界就会充满幸福、充满阳光。《离恨天》(1938)中穷苦人之间的相互关爱相互帮助，表达了吴永刚的这种良好愿望和人性理想。马戏团女演员玫瑰与水手阿炳相爱，但他们的爱情历尽磨难。阿炳出海遭人陷害，被判入狱而音信全无，家中的玫瑰心忧如焚贫病交加，最后撒手人寰，留下了他们年幼的女儿小玫。
马戏团小丑演员胖子和瘦子收养了她。一对相貌丑陋却内心善良的朋友，虽然自己受冻挨饿任人欺凌，但对小玫却关怀备至呵护有加。在爱的沐浴下，小玫健康成长，生日那天，马戏团演员叔叔阿姨送的礼物把她紧紧围了起来。天真可爱的小玫欢快雀跃，情不自禁地唱起妈妈当年唱过的歌《玫瑰花开》。影片所营造的那种关爱和温情，对千千万万挣扎在冷酷无情的现实生活中的穷苦人，无疑是一种慰藉和激励。
吴永刚为了充分表达这种人间关爱，尽情抒发追求美好人性的浪漫情怀，甚至将美国迪斯尼卡通故事演绎成一则中国化的现代童话，拍摄了《中国白雪公主》(1940)。影片巧妙地把白雪公主故事和愚公移山传说糅合在一起，把原来的爱情诗篇改写为爱的颂歌。美丽善良的小白雪来到七兄弟中间，带来了友谊和关爱，使他们的生活从此充满欢声笑语。那间简陋却欢乐的小屋，是吴永刚给人们描绘的人间天堂。
电影《离恨天》(1938)剧照，童月娟(左)和刘琼
后母嫉妒小白雪的天生丽质，想用金钱买回青春,终因心地歹毒而更加丑陋无比。这告诉人们，如果说青春还可以用金钱来换取的话，那么爱心多少钱也买不到，它是人性中的无价之宝。一则童话,蕴含着普通而又深刻的人生哲理。小白雪纯真、美丽、善良，是真善美的化身。在她身上，体现了吴永刚对人性的理解,也寄托着他对美好人性的向往。
吴永刚始终认为，揭示人性的普遍存在，赞美人性的美丽良善，是艺术家的天职。电影应当唤起人们对人的信任，对人性的信任，对人类之间永存的那样善良、纯洁的爱的信任，来共同建设人类爱的家园。这是他探索人性、表现人性的内在动力，使他的孤岛电影常常充满着人性之爱，笼罩着一层美丽的人性光环，给处在苦难中的人们些许温柔的体恤。
【《黄海大盗》引起人们“灵魂底共鸣”】
人性是美好的，同时又是复杂的。人天生带来许多美好的东西，也带来不少自身的弱点。特别是社会关系日益复杂，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二元对立，不断的裂变和异化，使人性成为矛盾的复合体。吴永刚说，世上有所谓好人，也有所谓坏人，存在着“真善美与假丑恶在生活中的矛盾”。揭示这一矛盾现象,剖析人性的复杂多变,他的孤岛电影把人性的探讨逐步引向深入。
电影《中国白雪公主》(1940)——导演吴永刚(居中)和剧中的七兄弟合影
早在《神女》和《浪淘沙》中，吴永刚就做过大胆尝试，并获得成功。崇高与卑贱，统一在阮嫂身上；善与恶，在侦探心中不断转化。人性的复杂多变，与他们的生活和境遇密切相关。《黄海大盗》(1938)对这一问题作了新的探索。大学生张申落海为盗，与其说是熬不住皮肉之苦，还不如说是经不起灵魂的考验。他为谣言所惑，认为做强盗自由，竟把它当作“人生最痛快的事业”。
影片通过剧情的不断推进，层次分明地展示了他复杂的内心变化，真实细致地剖析了其人性中激烈的善恶较量。最后，残酷血腥的现实，使他逐渐认识到与海盗为伍不是一个人的出路，于是良心发现迷途知返。这是一次人生的磨难，更是一次人性的历练，启发人们改恶从善才能保持人性的纯真和完美。这是《黄海大盗》“深刻意义”之所在，引起了人们“灵魂底共鸣”。稍早些的《桃李劫》(1934)描写了类似的题材，但其侧重社会批判。
两相比较，《黄海大盗》的人性考察极为明显。被时人誉为“悲壮热烈的民族电影”的《红粉金戈》(1940)，取材于《醒世恒言》中“白玉娘忍苦成夫”的故事，给人们展示了另一种人性的价值。白玉娘被入侵者掳往异域，受尽欺凌饱尝奴役，却时时不忘雪耻，鼓励并帮助丈夫里应外合为国杀敌。同样身陷险境生死难料，但表现大为不同，张申怯懦犹疑，与盗为伍自甘堕落；玉娘却坚贞不屈矢志不移，自始至终没有丝毫的犹豫和动摇，报国之义感人至深。吴永刚给人物“输入了时代的灵魂”，人性也具有了新的涵义。
电影《黄海大盗》(1938)剧照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伟大的作家是一个伟大的法官，同时是一个伟大的犯人，法官努力从无辜中找出他的罪恶，而伟大的犯人却能够在罪恶中找出善良。在现实社会关系中，各种利益交错，各种选择并存，真善美与假丑恶发生尖锐矛盾和激烈冲突，人性的复杂性在多层面展开。吴永刚对这种人性现象在《摩登地狱》(1941)中做了更为生动的探索和剖析。
这部拍摄于1941年的影片，不仅在吴永刚电影创作中非常特别，而且在整个中国电影中也属另类，极为罕见。它讲述一个穷困潦倒的店伙计，自愧无力养家，便想一死了之，不料自杀未遂，被送至医院抢救。昏迷中，他灵魂出窍，上下游荡，寻觅归宿。先入地狱，因其平生无大恶，阎王拒绝收留他；后到天堂，因其无大善，也没有他的席位。他回到人间，正巧看见妻子为改嫁而在咒他快死。他大受刺激，只求一死，做个无主孤魂，最终被送进精神病院。为善进天堂，作恶下地狱，是传统的因果报应思想。不善不恶、亦善亦恶的人，死后只能落得个飘移不定的孤魂，倒是闻所未闻，显然是吴永刚的借题发挥与艺术想象。既无大善也无大恶，是人性之常态，或者说人性中善因子与恶因子的同时存在是个普遍现象。吴永刚用一种看似荒诞的方法，剖析人的心理，拷问人的灵魂，告诫人们应当从善如流，灵魂才能得到慰藉，得其所哉。精神分析中运用了超现实主义手法，影片带有现代电影的某些特征。它的创作明显受到当时鬼怪片的影响，但其饱含的人性理想和人道精神，却不是一般鬼怪片可以比拟的。
电影《四潘金莲》(1938)英文海报
古人有云：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人处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人性也变得善恶相混隐秘难测，这就需要人们不断改恶修善，使人性越来越有人生价值，越来越完美无缺。吴永刚在阐释和探讨这一人性问题时，明显表现出人心向善的主张和愿望。
【《林冲雪夜歼仇记》成“孤岛”的精神食粮】
在现实生活的冲击下,人性发生裂变蜕化，变得人心不古甚至人将不人。如何回归人性，使它返璞归真重现完美，是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这正是吴永刚“孤岛”电影探索人性的核心。他主张通过社会改造和自我提高，不断地完善人性，从而达到人性的完美。
吴永刚与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一样，非常重视教育，希望通过普及教育来提高人的素质,推动社会的进步。《小天使》(1935)就是“为着家庭教育作了一次说教”。《神女》上映后，有人批评他“怯懦”，指出“孩子在发落教养院这点上，我们又不能在他身上看到一点未来，无疑地在这种教养院教养的结果，不是依旧成为瞧不起他的母亲那样的人吗？”
吴永刚接受这个意见的，因此在《胭脂泪》中有了不同的结尾。儿子改由老校长抚养，让他受到很好的教育，成长为一个音乐人才，并感恩知报，不忘母亲的教育之情。
电影《林冲雪夜歼仇记》(1939)拍摄中，导演吴永刚(左)在向金焰说戏
吴永刚以教育育人的思想更加明确。他认为教育是完善人性的重要途径。而这是从古至今思想家的一贯主张，似乎缺乏时代气息，但表达了他对富国强民的期望，寄托着正义和平的理想。
吴永刚在重视教育的同时，似乎更强调人性的自我完善。他说，“站在充满了火药和血腥气的非常时期，我们应该自省。”又说，“回忆过去的五年中，我是努力把我从颓废的生活中自拔出来。”人性不仅需要社会实践的淘洗，而且需要自身精神的升腾。
善良常常与怯懦相伴，《胭脂泪》中的母亲心地良善却性格软弱，她的爱不足以为儿子撑起一片温暖安全的天空，更不要说改变自己的命运了。在以刻画“人情世态”来“把握着社会真实面目”的《离恨天》中，玫瑰和马戏团演员们受尽老板的欺诈，有的甚至被逼打而死,却忍声吞气不敢反抗。水手阿炳鼓励他们要有勇气，起来反抗，一味地忍受只能让老板变本加厉。
“玫瑰花香人人爱，玫瑰花开切莫采”，玫瑰向任人蹂躏的命运进行抗争，勇敢地逃出马戏团，与心上人阿炳度过一段幸福时光。
电影《红粉金戈》(1940)剧照
尽管生活坎坷命运多舛，但他们爱情的结晶女儿小玫,在马戏团演员叔叔们的关爱下成长起来，没有重蹈母亲的旧路。她是“一朵新的玫瑰”，含苞待放充满朝气。她如母亲般美丽善良，但眼眸里再没有母亲的隐忍和忧伤，演员王人美野猫子般的眼睛里透着不屈的野性之光。
吴永刚在《神女》中，是把“忍”当作女性的传统美德，与“爱”一起加以赞美的。几年后他对这个问题作了反思，他说：“忍耐也许是中国几千年来传下的美德？但是结果是把有热血的青年们变成苟安圆滑，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老奸巨滑？忍耐是有限度的，一个人被侮辱与迫害到不能忍受的时候，起来与强权斗争是神圣的！中国人受了几千年恶奴才教育，被专制政体的压迫而不敢反抗，历来革命的不彻底，这都是这奴才教育的流毒！成为使中华民族衰颓下去的一个最大的因素！”这一想法，成为他拍摄《林冲雪夜歼仇记》(1939)的动机。
影片着力刻画了林冲(金焰饰)从逆来顺受到落草造反的心理变化，歌颂他嫉恶如仇为民除害的正义感和斗争精神。这是一次性格转变，也是一次人性完善。影片中林夫人贞娘坚贞不屈，悬梁自尽，以死明志，可歌可泣。
电影《林冲雪夜歼仇记》(1939)民国版宣传单广告
有感于现实的严峻，吴永刚向人们大声疾呼：“不愿意被侮辱与迫害的人们！将何以自省？我希望至少也要学贞娘不屈之精神！”这部影片在古装外衣下隐含的，是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强烈的现代意识。当时人们把它视为“孤岛上四百万人之精神食粮”，不是没有道理。
通过社会教育和道德修正来完善人性，是一切人性论者的主张和愿望。无论是对完美人性的赞美，还是对完善人性的期望，都说明吴永刚是个充满人道精神的理想主义者。
【具有道德训诫作用的人性主题】
中国传统的人性观，“性善论”主张率性而行，“性善论”强调社会教化，但都注重人的行为的道德属性，注重人性的道德评价。吴永刚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用道德标准来评判人性的善恶美丑，人性探讨与道德评价紧密结合。为此，他受到过严厉的批评：“作者对于人性的强调，是容易掩饰乃至解消这影片的社会意义，和违反存在决定观念的这一正确的规定。”这显然是在特定时代氛围下把电影看作批判武器而得出的结论。20世纪30年代左翼人士以阶级观点进行社会批判，认为探讨人性是软弱无力甚至掩盖矛盾的。但是作为电影艺术创作，艺术家以自己的眼光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应该是自由而多元的。
电影《黄海大盗》(1938)剧照
实际上，对人性进行剖析，发掘人性的善的价值和意义，本身就是值得肯定的。何况吴永刚的“孤岛”电影通过褒贬善恶，探讨人性与社会的关系，无情揭露和鞭挞了摧残人性无视人道的社会制度。道德批判与社会批判的结合，使人性探讨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
吴永刚“孤岛”电影的人性主题，虽然深受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但充满着时代精神。生活的屈辱，民族的危亡，使吴永刚感到苦闷压抑，也进一步激发起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说：“站在这充满了火药和血腥气的非常时期，我们应该自省，我们应该贡献点什么给观众”。他大声疾呼：“干下去，为着我们这颓废的民族作一次呼声！”他在电影中通过对人性的探讨和剖析，揭露现实社会摧残人性的罪恶，鼓舞人们为争取生存权力而斗争；歌颂美好的人性和品格，以高扬传统美德，重振民族精神，激励民众抗击日寇侵略的斗志和信心。“我愿花常好，青春常在；我愿月常圆，深秋久长。”吴永刚借《离恨天》中玫瑰的口，唱出了自己的心声和希望，表达了他深挚的爱国热情。因此，他的人性主题，不仅具有道德训诫作用，而且具有现实教育意义。
吴永刚“孤岛”电影对人性的探索，是他整个电影生涯中探讨人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应当成为吴永刚电影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得到应有的重视。
电影《壮志凌云》(1936)剧照，从右到左为金焰、章志直和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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