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27日中午，在湖南省郴州市南郊的梨树山村丁家坳组安置房基建工地上（图11-1 )，考古工作者正在紧张有序地发掘一号西晋墓墓室后部。
当挖开薄薄一层泥土的时候，好几枚泛着青铜绿锈的钱币从黄褐色的泥土中跃然而出，出现在大家眼前。考古专家拿起竹签，开始小心翼翼地剔去钱币表面及其周围的泥土，其中一枚钱币上竟赫然显现出“大泉五千”的钱文。
“听到这个钱币名字，我隐约记得从钱币书本看到过此钱图片，非常珍贵。” 学生罗胜强后来这样告诉笔者。他参加了这座墓的清理工作，当时就在发掘现场，目睹了这令人难忘的一幕。
一号墓的发掘收获颇丰。后室中有铜镜1面、铜发钗1件、 铜钱若干枚。铜钱、铜镜、铜发钗锈蚀严重，铜钱经科学处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有大泉五千一枚和大泉当千2枚（图11- 2)。
这枚大泉五千，面背有内外郭，面文“大泉五千”四字篆书，旋读，直径4厘米，是目前所见我国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惟一一枚大泉五千。此外，前室随葬陶盘口壶2件、四系陶罐2件、釉下点彩罐1件、陶盏2件。
由于《三国演义》一书的广泛影响，中国老百姓对三国的历史实在是太熟悉了。
赤壁大战之后，曹操、刘 备、孙权各霸一方。
东汉延康元年（ 220 )十月，汉献帝将帝位 禅让于曹操长子曹丕，史称魏文帝，魏国建立。此后不久，刘备、孙权相继称帝，魏、蜀、吴三国鼎立之势由此形成。
蜀炎兴元年（ 263 )，魏军袭蜀，直抵成都，刘禅降魏，蜀国覆灭。
魏末帝元兴二年（ 265 )，司马炎代魏称帝，国号晋，史称西 晋。
咸宁六年（ 280 )三月，东吴孙皓投降晋军，吴亡，西晋一 统华夏。
三国时期，曹魏铸行五铢钱，蜀汉铸造直百五铢、直百钱。东吴实行巨额大钱政策，大泉五千就是其铸行的虚值大钱，铸行大钱对当时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一听到“大泉五千”这个名字，就觉得很大气，可《三国志》中却没有明确记载，只提到了铸造大泉五百的事：
《三国志·吴书·吴主 传》说：“孙权嘉禾五年春，铸大钱，一当五百。”
《三国志·吴 书·朱据传》：“据轻财好施，禄赐虽丰，而常不足用。嘉禾中， 始铸大钱，一当五百。”
《三国志》还说：“孙权赤乌元年春，铸大钱。”
“铸大钱”说得太笼统，是铸大泉当千、大泉二千，还是大泉五千，只能让后人去猜想了。
大泉五百
大泉五千是东吴铸行的最大虚值钱，它不是独生子，还有一群小兄弟。东吴铸造大泉五十、大泉五百、大泉二千、大泉五千，面值由小到大，构成一个有序的系列。包括大泉五千在内的东吴钱币制度，应当是受到了新莽钱币制度的影响。
大泉五百、大泉当千
'大泉当千'背左'二'
'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大泉二千'一组
正如民国时期程文龙所说：“孙吴泉制，多袭新莽。莽有契刀，吴有大泉五百；莽有大布，吴亦有大泉当千。兹大泉五千，非即与莽之一刀平五千相当者与？”
新莽一刀平五千、契刀五百
新莽六泉
大泉二千、大泉五千发现的数量都非常少。除去前述考古发掘出土的惟一一枚大泉五千之外，大泉二千在遗址、墓葬中偶有出土，东吴的铸钱遗存也有零星发现。
大泉二千
1953—1955年，广州市郊清理汉及六朝古墓395座，其 中黄埔大道1号南朝墓出土大泉二千一枚。
1956年12月， 浙江黄岩秀岭东晋墓出土大泉二千一枚，钱背穿上有一竖。
1995年，在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四路忠佑大街南越国宫殿建筑遗址，发掘出大泉二千鎏金钱一枚。
1975年，在江苏省句容县葛村发现一处孙吴铸钱遗址， 出土一批铸废的大泉五百及大泉当千铜钱，同出有一批泥质范母。铸废的铜钱是以泥制范母，采用“花树形”多层浇铸铸成，每层铜钱4枚，约有20余层，一次可铸钱100余枚。这是首次发现的孙吴铸钱遗址。
2000年夏季，在杭州西湖疏浚工程中，发现一批东吴铸钱遗物。包括大泉五百泥范、铸芯、铸树及未铸成的大泉五百铜钱。
“大泉五百”钱树·三国东吴大帝孙权铸钱遗物，双排36枝。
“大泉五百”钱树
“大泉当千”钱树
国博收藏有2枚大泉五千，均为民国时期所出。两钱著录于丁福保《历代古钱图说》：“传世只有二品，程文龙、戴葆庭各藏一品。”
1912年，浙东修杭甬铁路，在上虞县百官镇龙蚌二山之间，工人挖土，掘出“始宁”款的陶罐1件，内有铜镜及大泉五千铜钱一枚（图11-3)。
第二年夏天，有人将此钱携至杭州出售，为金石家邹适庐所获。邹氏到达上海，知道程文龙有泉癖，就让程氏一睹此钱芳容，程氏一见钟情，“其泉靑绿斑斓，铜质几尽，不可手触”。遂即以一尊北魏孝明帝神龟年间（518—520 )的鎏金铜造像，与邹氏相交换。
泉界同仁闻讯后，可谓是羡慕嫉妒恨，认为程文龙“足为东南藏泉家之冠”。友人澹台子骥听说程氏得此珍泉，将文龙字改称“吴泉”，金石学家罗振玉为其位于上海太仓路鸿仪里二号的寓所榜题“大泉五千之室”。1934年夏，岑子潜与程文龙相识，畅论古泉，情投意合。1935年，岑氏作《题金山程吴 泉先生大泉五千之室图咏》两首，以赠程氏：
创见孙吴最大泉，谢宏请铸赤乌年。
铁炉已破存江右，神谶碑文欲斗妍。
江东霸迹渺难寻，折戟沉沙感不禁。
遥望一椽虹贯月，故应声价重南金。
1943年7月，程文龙病逝，大泉由其儿子程宗进秘藏。孙仲汇讲述了一段这枚大泉五千如何由程宗进珍藏转到沈子槎手里，最后捐赠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曲折故事。
图中右一 沈子槎
新中国成立之初， 程宗进数次向沈子槎借钱，共计三百万元（旧版人民币，折合今三百元）。当时说好以大泉五千作抵押，但程宗进却迟迟不肯将实物脱手。
一天，沈氏找到程宗进，说：“听人讲你早已把大泉五千卖掉了，否则为何不拿出来看看，我这把年纪了，难道抢你不成？”于是，程氏转身回家，拿了大泉五千让沈老看。沈老看后放入口袋，说：“一起去公安派出所解决问题。”到了所里，沈老将珍泉与借款条都放在桌上，说：“此钱我买下后是要捐献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物主已拿了我三百万，东西该不该归我？”结果是珍泉归沈，借款条给了程宗进，各得所爱。
沈老不负众望，1959年将大泉五千捐赠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博前身），由文化部长沈雁冰签名，为沈老颁发了奖状。
第二枚大泉五千也是出土于浙江，距离第一枚大泉的出土地点约百余里。
1936年，在浙江杭州钱塘江下游约四十里的头蓬镇，有人挖掘沟渠时于污泥中发现大泉五千一枚，后为寄居杭州的绍兴下方桥镇人孙阿齐所获。这枚钱比第一枚更加完整，透体铁色，钱文清晰，篆书，旋读（图11-4)。
此钱由孙阿齐手中转归戴葆庭，最终由陈仁涛收藏。1955年，陈仁涛的钱币名品购藏入北京历史博物馆（国博前身）。
两枚大泉五千现在国博“中国古代钱币”专题陈列中展出。
本文转自 霍宏伟 老师著作 《古钱极品》 ，原标题：《吴泉至尊——大泉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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