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书是一种典型的实用性与艺术性二者兼美的书体，是书法史上的主流书体，它自然为历代书家所钟爱，也让历代书家在其中尽展其能。一千多年来，擅长行书而有成的书家可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他们构成了行书发展史上的壮观，也使行书风格的演变错综复杂。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大的方面去把握、梳理。按照书家取法的源头、变法的依据以及行书笔法的演变走向和历史已然呈现的创作风貌，我们可以将行书的历史纳入四大风格体系之中：即二王行书体系，颜真卿行书体系，碑体行书体系，由早期简牍生变而成的行书体系。这四大风格体系在史的纵面上存在着先后序列，并表现为行书风格的嬗递和走向多元，在当代则呈现为共存并列状态。
（一）二王行书体系：
二王行书并不是行书“书体”的源头，但绝对是后世行书“风格”的主要源头。
被李世民认为“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王羲之传论》）的王羲之，以创“新体”而成为领袖群伦的书史“第一人”。他所创的“新体”之一，正是行书。
在王羲之前，行书已然是一种通行的书体，如汉朝简牍中的早期行书，后世已不能见但载于史乘的刘德升、钟繇、胡昭以及王羲之师承的卫王，为王羲之以前的行书勾勒了一条显明的线索，特别是由钟繇而下以至卫王的行书风貌，在王羲之生活的早期，则是文人士大夫效法的书写风范，是当时的一种“流行体”。我们从后世出土的《李柏文书》推测，这种“流行体”在笔画连带、体势增长的同时还保留了隶书的一些笔画牲特征，因而畅达与凝重、风神外耀与朴质内敛兼而有之。王羲之的“新体”源于这种“流行体”（如传为王羲之的《姨母帖》即与《李柏文书》有不少相类处），但“力兼众美，会成一家”（清宋曹《论草书》），他在不断地实践中，逐渐改写了行书的书写“法则”，减去书写中的隶意，而出以迅捷爽直，体态上则易扁为纵，更加强调笔势的连贯和挺劲，从而将行书风格转换为一种“清劲妍美，遒润畅达”的新面貌，而且“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孙过庭《书谱》）。王羲之变法而成“新体”，使行书书体趋向完善，也使行书创作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姨母帖》行书
王羲之的“新体”既出，虽在当时受到一些“传统书家”的抵制。但因其风貌新变，体势流美，书写便捷，而且其表现的“不激不厉，风规自远”的审美风范与东晋士大夫在“玄学”氛围浸淫下形成的萧散淡泊精神意态相谐相容，所以很快被年轻士人接受，成为新的“流行体”。自东晋后，王羲之的行书体一直被人赞美备至，“历代宝之，永以为训”（南朝肖衍《古今书人优劣评》）。从书体历史看，行书的体势也于此时完成了它的演变，进入长期的稳定状态，所以，王羲之行书自然成为行书的基本书写规范，后世书家的“变”，几乎都是以王体为依据的，这就客观上了形成了书法史上庞大的王羲之行书体系。
身为王羲之的传人，王献之很好地继承了其父的艺术风范，特别是在行书上，“子敬才高识远，于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张怀《书议》）。从世传王献之的若干行书帖（如《廿十九日帖》、《地黄汤帖》等）看，献之行书在精神层面上确实与其父一脉相承，萧疏洒脱、妍美流畅是审美主调。但是，献之行书体势更为宽博，造型更为端严，笔法上则由内捩而为外拓，意态上也更见放纵自如。“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骏，皆古今之独绝也”（张怀《书断》）的缘故，王献之在传承父亲精神内容的同时融入了张芝的形式语言，所以，他的行书大都偏向于草，偏向于开扩纵横，后代许多草书家往往于此取法。谓王献之“更开一门”，“独开门户”，立论正在于此。而且，王献之的“外拓”笔法也开启了行书体的另一法门，颜真卿于此即受益非浅。
王献之《新妇地黄汤帖》 唐人摹本 纵25.3厘米 横24.0厘米
王献之《新妇地黄汤帖》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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