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鉞: 從李唐士人不諱勢利說起

近代的士人，無論是怎樣醉心勢位富厚，嘴裏總不大肯說的。一說，就要被人笑做鄙俗。然而李唐一代的士人，就不特不諱言勢利，而且在詩文裏常常說到。我們用不着搜尋什麽偏僻的材料，只在詩文常常爲人傳誦的那幾個唐代作家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出這種情形。 假如我們要在古人中，找出一個俗士，大槪最後才會找到李白吧，因爲他是被當時和後代公認爲極端超塵拔俗的人。與他同時的人，司馬承禎說他『有仙風道骨，可以神遊八極之表』（李白，「大鵬賦」序）；賀知章賞他爲『天上謫仙人』（舊唐書文苑列傳）。而且他自己也居之不疑，常常流露此意，『志尙道術，謂神仙可致』（劉全白，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但是他的詩曾說『富貴與神仙，蹉跎成兩失。』原來他把富貴與神仙，認爲是彼此可以替換的東西：不富貴，才求神仙。所以他詩中一再露出羨慕和誇耀勢位的口氣。如『嘆我萬里遊，飄颻三十春，空談帝王略，紫綬不掛身。』（門有車馬客行）；『因學楊子雲，獻賦甘泉宮，天書美片善，淸芬播無窮，歸來入咸陽，談笑皆王公，一朝去金馬，飄落成飛蓬，……書此謝知己，吾尋黃綺翁。』（東武吟）；『府縣盡爲門下客，王侯皆是平交人。男兒百年且樂命，何須徇書受貧病。男兒百年且榮身，何須徇節甘風塵。……看取眼前富貴者，何須悠悠身後名。』（少年行）；『鳳凰初下紫泥詔，謁帝稱觴登御筵，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靑瑣賢。』（五壺吟）；『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輸丹雪胸臆，忽蒙白日迴景光，直上靑雲生羽翼，幸陪鸞輩出鴻都，身騎飛龍天馬駒，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章紫綬來相趨。』（駕出温泉宮後賜楊山人）；『昔在長安醉花柳，五侯七貴同杯酒』（流夜郞贈辛判官）；『東平劉公幹，南國秀餘芳，一鳴卽朱紱，五十佩銀章。』（贈劉都使）；『而我胡爲者，嘆氣龍門下，富貴未可期，殷憂向誰寫。』（冬夜醉宿龍門覺起言志）；『朝入天苑中，謁帝蓬萊宮。……歸時落日晚，蹀躞浮雲驄……快意且爲樂，列筵坐羣公。……早達勝晚遇，羞比垂釣翁』。（效古二首其一）；誇耀自己的尊榮，誇耀別人的勢位，而以『王公大人借顏色』自喜，說話何其鄙俗可笑。他對妻子說，也如此，如『會稽愚婦輕買臣，余亦辭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南陵別兒童入京）；『出門妻子強牽衣，問我西行幾日歸。歸時儻佩黃金印，莫見蘇秦不下機』（別內赴徵三首其二）。 或者□人說，上文所引的詩有好些是擬古的，是代言的，對妻子的詩是開頑笑的，所以不能代表李白的眞態度。對妻子的詩，也許是開頑笑；但後代的詩人開頑笑，怕也不肯說這一類的話。至於擬古，原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壘塊』，而且『王公大人借顏色』，『五侯七貴同杯酒』，分明明是說他自己。這證明他是不避自誇勢位之嫌的。 再說到與李白齊名的杜甫。與李白比起來，他的立志另有一種崇高：李白的高是要出世的；他的高是要入世救民的。他『許身……竊比稷與契』（自京赴奉先縣詠懷），要『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右丞丈）：這是何等的志願；可是，他羨慕（甚至妒忌別人）富貴的詩句也不少。羨慕別人富貴的，如『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饑走荒山道。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乾元寓居同谷縣作歌，其七；）『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裘馬自輕肥。』（秋興其三）。誇耀自己得意的，如『憶獻三賦蓬萊宮，自□一日聲烜赫。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彩動人主，今日饑寒趨路傍。』（莫相疑行）；這種話，後人怕也不大肯這樣直說。 固然，杜甫的境遇是很可憐的。他詩中自敍窘況的，如『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饑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吾寧捨一哀，里巷亦嗚咽，所愧爲人父，無食致夭折』（自京赴奉先縣詠懷）；『長安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饑臥動卽向一旬，弊裘何啻聯百結。君不見空牆白日晚，此老無聲淚垂血。』（投簡成華兩縣諸子）；『人門依舊四壁空，老妻覩我顏色同。癡兒未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百憂集行）；（註一）『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麤糲腐儒餐。』（有客）；『厚祿故人書斷絕，恆飢稚子色淒涼』（狂夫）；『失學從兒嬾，長貧任婦愁』（屛跡）。這都是天寶亂後的詩。但他在天寶未亂前，就是貧窶。天寶三載他「進鵰賦表」內說『唯臣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奔走不暇，只恐轉死溝壑。』他幼子饑死之時，安祿山兵才發動，並沒影響到他家裏，而他就已經那麽窮。而且他在亂前已有肺病，後來似乎沒好過：（一進封西嶽賦表云」，『況臣常有肺氣之疾』；「別唐十五誡因寄禮部賈侍郞云」，『爲吾謝賈公，病肺臥江沱；』「寄薛三郞中據云」，『峽中一臥病，瘧癘終冬春。春後加肺氣，此病蓋有因。』）因爲他這樣苦，也許說這種艷羨富貴的話，不見得奇怪。但後人雖苦，怕也不肯在詩上常說這一類的話；爲的是怕人家笑他。至於『諸公袞袞豋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饜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醉時歌，贈廣文館博士鄭虔，）是替朋友訴苦；『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況聞內金盤，盡在衞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霧散玉質。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淸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自京赴奉先縣詠懷），是替老百姓鳴不平，又當別論，不能一槪說他胸襟鄙陋。至高適「別王徹」詩，竟說『吾知十年後，季子多黃金，』那才是鄙陋。 這裏可以附帶說一件事。天寶初年□李，杜都在四十歲左右。李白赴徵到長安，在這時候；杜甫進「鵰賦」，也在這個時候。當時的文人，大槪都忘不了「典禮」『四十曰強而仕』這句話。到四十歲，還沒官做，就想做官。所以杜甫「秋述」說『我，棄物也；四十無位。』四十無位，就不能平其心，好像女子標梅之嘆似的。高適『蹇步蹉跎竟不成，年過四十尙躬耕。』（留別洛下諸公兼贈鄭三，韋九），更說得明白。僞託施耐庵「水滸傳」序說『四十未仕，不應更仕。』是代表中國古來士人的心理。至於岑參說『丈夫三十未富貴，安能終日守筆硯』（銀山磧西館）；孟浩然『粤余任推遷，三十猶未遇。』（田家作）。才到三十歲，沒官做，已經心神不安了。 現在再隨手舉些唐人羨早達，恨晚遇的詩句。李白『飄颻三十春……紫綬不掛身』；『早達勝晚遇，羞比垂釣翁；』杜甫，『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遠愧梁江總，還家尙黑頭』（晚行號）；『不才名位晚，敢恨省郞遲』（□府書懷四十韻）。岑參「送張郞中赴隴石覲省諸公」云，『弱冠已銀印』；又「送許子擢第歸江寧拜親」云，『十年自勤學，一鼓遊上京，靑春登甲科，動地聞香名。解榻皆五侯，結交盡時英：』都艷稱早達。他「送王七錄事赴虢州」云，『早歲卽相知，嗟君獨後時，靑雲仍未達，白髮欲成絲。』是憐王七的到老在卑位。他自己說『丈夫三十未富貴』，又說『同類皆先達，非才獨後時』（佐郡思舊遊）。又云，『故人盡榮寵，誰念此函獨』（郡齋閑坐）。也表示自恨不早達之意。高適除『四十當躬耕』之句以外，又說『男兒爭富貴，勸爾莫遲迴』（宋中遇劉書記有別）。孟浩然除『三十猶未遇』之嘆，又說『世途皆自媚，流俗寡相知。賈誼才空逸，安仁髩欲絲』（晚春臥疾寄張八子容）；又說『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歲暮歸南山）。都是自恨不早達的表示。 唐代詩人不特自己要富貴，並且對朋友也以富貴相期望。上文所引，可以證明。杜甫送高適的詩說，□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答云一書記，所媿國士知。人實不易知，更須愼其儀。十年出幕府，自可持□麾。』（送高三十五書記）又說，『聞君已朱紱，且得慰蹉跎』（寄高三十五書記）。其餘人的詩中的這種話，不必多引了。 再說到以直接孔孟的道統自命的韓愈。其初未遇，羨慕白烏白鸝鵅，作「二鳥賦」，至於說，『感二鳥之無知，方承恩而入幸。……余生命之湮阨，曾二鳥之不如。』已是可怪。他勉勵兒子爲學，完全用利祿之事歆動他，如「符讀書□南」云，『兩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三十骨骼成，乃一龍一猪。飛黃騰踏去，不能顧蟾蜍。一爲馬前卒，鞭背生蟲蛆。一爲公與相，潭潭府中居。問之何因爾，學與不學歟□』又「示兒云，『始我來京師，止攜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室廬。……主婦治北堂，膳服適戚疎。恩封高平君，子孫從朝居。開門問誰來，無非鄕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凡此座中客，十九持鈞樞。』他自己曾罵人『商財賄之有無，計官司之崇卑』（進學解）；而自己也說這種話。以聖賢自命的人，教子如此，可見當時風氣，直視懷祿貪勢爲常事。他詩中也有恨晚達之意，如『半世遑遑就舉選，一名始得紅顏衰。』（贈侯喜）。固然，他的生活是很苦的：『朝食不盈腸，冬衣才掩骼。』（縣齋有懷）；『囊空甁倒誰救之，我一食日還倂。自然憂氣損天和，安得康強保天性。』（寒食日出遊）。（註二）可是貧苦發牢騷，固不足責；晚年以富貴衒示兒子，那又當別論了。這並不止像他自己說的『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上宰相書）。難道像「示兒」詩所說的，也不悖於聖賢的教化嗎！他「後上宰相書」至於說『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亦惟少垂憐焉。』求官已是自降身分，而又自比於盜賊。假使後人如此，豈不被人恥笑；但當時他的朋友學生，都不大批評他這一點。這可見當時士人的習慣了。 韓愈這個人，當然有可取處。因爲敢言，兩次貶謫；平生還有其他大節。他本來賦性剛直，如「答馮宿書」云，『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己合者則從之；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當初倨傲如此，而後來重視位反如彼，可見唐代重利祿之習俗，力量極大；就是韓愈這樣相當有骨頭的人，也不免沾染那麽深。 更奇怪的，唐人利祿薰心如此，而很有批評陶淵明的。如杜甫詩云，『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遣興五首其三）。這首詩，前人多加曲解，甚至認爲杜甫眞批評陶淵明的人爲『癡人前不得說夢。』我想平心看這首詩，明明是批評陶淵明「未能平其心」，有恨枯槁之意。並且陶淵明確實表示這「恨枯槁之意，這是不必爲他諱的。陶詩「飮酒」之一云，『顏生稱爲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飢至於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杜甫所譏，就是這一類的話。陶淵明「感士不遇賦」，也有『夷投老以長飢，回早夭而又貧。……雖好學與行義，何死生之苦辛，』這些句子。不知道這正是陶淵明的眞率可喜處。假如他窮餓至死，一聲不響，就是一個不近人情，矯揉造作的人，不足貴重了。 王維也有譏評陶淵明的話。他「與魏居士書」，勸他出仕，中有云，『近有陶潛，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詞」，是屢乞而多慚也。嘗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項，「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鞭其後」之累也。』不知不見督郵這一事，本是傳說。他「歸去來辭」序云，『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已交病。……尋程氏妹卒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並不是因爲見督郵。他『夏日長苦飢，窮夜無被眠』（怨詩，楚調）；其初本是爲貧而仕，以後知道他的性情不能做官，就歸田了。他「與子儼等疏」云，『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僶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又「飮酒」詩云，『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已詎非迷：』這是眞話。蘇軾說，『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淵明欲仕卽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卽隱，不以去之爲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鷄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眞也。』這是很公平的批評。若王維的批評，是苛論了。其實王維也不免唐人的習氣；他說『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項。』這正是唐人的人生觀。做官掙了錢，然後退歸林下去安樂，王維就是這一種人。杜甫稱之爲「高人」，（解悶十二首『不見高人王右丞』云云），這只是唐人之所謂高人了。「太平廣記」曾引某說部說，王維是因爲替某公主彈琵琶調「鬱輪袍」而得解頭。這也許是傳聞之辭。但據他吿訴魏居士的話，他似乎肯這樣「一慚」的。無論如何，杜甫，王維，對陶淵明的批評，是不公平的。 然而唐人雖不配批評陶淵明，但比起其他晉宋人物，還比較眞率。朱熹說過『晉宋人物，雖曰尙淸高；然箇箇要官職，這邊一面淸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賄。陶淵明眞箇能不要，所以高於晉宋人物。』（語錄） 晉人的矯情作僞，有許多事實可證。現在只舉幾件事。如王衍（夷甫）身爲三公，到石勒破洛陽被執時，自稱『少無宦情』（見晉書本傳）。「世說」又述『王夷甫雅尙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闓行，呼婢曰「舉却阿堵物」（「那裏的東西」）。』王隱「晉書」已批評他說，『夷甫求富貴，得富貴，資財山積，用不能消，安須問錢乎！而世以不問爲高，不亦惑乎！』（見世說劉註引）。秦觀更說得透切：『晉人王衍者，口不言錢，而指以爲阿堵物。臣竊笑之，以爲此乃奸人故爲矯亢，盜虛名於暗世也。何則，使顏閔言錢，不害爲君子；盜跖呼「阿堵物」，豈免爲小人哉。』王敦也是口不言財利（見晉書本傳（。但當晉室應該努力恢復中原之時，他自己想纂位。這不是口不言利而實則覬覦大利嗎！「世說」云，『劉眞長爲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宿。牀帷新麗，飮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座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慚色。』（世說，言語。）劉、許，都是當時推行爲第一流人物的，宅心如此，豈不可怪！當時王羲之（逸少）可以不必指出巢許稷契。照道理，就是任職的中等人，也應該想替公家做點事，不應該只想佔好地盤。一定巢、許、稷、契，才不想佔地盤，可見晉人的人生觀，未免離他們的自命低得太多了。 晉唐士人都是要富貴要享樂的；不過一則諱言，一則不諱言。這不同的原因安在呢？ 大凡錦衣玉食，與有「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的人，都不必說到勢利；因爲要勢要利，無論後來是爲什麽（也許只爲虛榮），其初都是要滿足飮食男女等類的問題。這些問題旣然解決了，當然不必說到這些事，當然想做些雅事。舊時代的鹽商，暴富以後，就喜歡與文人往來，買骨董，收字畫，找版本，也是這個道理。反之，現在好些教育文化界中人相見，也談到柴米貴賤，彼此都不怕見笑爲俗物，正是因爲大家的這些事都成了問題的緣故。 還有一件，世冑子弟，小時候飮食起居沒有節度；到成人時代，往往身體不好，不能大量享受，只好避重就輕，作品質的賞鑒。所以像盧仝那樣一喝七盌茶，後代人看來，就是不雅；品茶才是雅。論喝酒，如『左相日興費萬錢，飮如長鯨吸百川，』不算雅；淺斟緩酌才是雅。中年以上人，精力已衰，對於娛樂，往往重質，不重量，也是這個緣故。換言之，一個人講究生活藝術，一方面表示他這個人的成熟（經驗豐富），一方面也表示他的精力衰弱，至少是意態頽廢。（註二）個人如此，民族也如此。所以現在有些比較新興國家的人民，在娛樂方面，大都以數量之多互相誇耀，而且他們也不諱談勢利。這，一方面也許是由於他們不懂雅，但一方面也是他們精力彌滿的表現。所以「古詩」說，『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貧賤，□軻長苦辛。』並不足怪；因爲漢代人還算是比較新興的民族呵。 晉代那些自命淸高，不屑「經綸世務」的人，大半都是勢族子弟，王謝兩家，是最顯著的。一面他們的基本生活問題，早已解決；並且要做官，就有官做，當然用不着說勢說利。唐代自武后當權以後，大多數文人都認進士科是「正途出身」，喜歡出於此一途。（註三）這些人很多是出身寒微的，自然要富貴，以滿足他們微時無法滿足的生活欲望。並且唐代承北朝之後，好些士人都帶有胡人血統，身體強健，精力充盈，飮食男女之欲，特別旺盛，不富貴就不能快其所欲。大家都有這種需要，當然就不必諱言，儘可公開說到了。所以應該脫俗的詩人，也不怕在詩中公然誇耀利勢。縱使唐代士人不諱勢利，還有其他原因；上文所說，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部份吧。 （註一）也許有人會說，杜甫韓愈他們自已的窮窘，是要做文章，不免說得過□。但一來，他們所說的，有些無疑是事實的，如『幼子飢已卒』，絕不會是胡說；而且唐人不特對要富貴說得坦白，對貧賤也如此。所以這些說窮的話，縱使有一點言過其實，絕不是無病的呻吟。 （註二）年富力强的人，也有在娛樂上重質不重量的，這是由於模仿的結果，換言之，是由於他們的「慕雅」。 （註三）關於此事的政治意義，請參看陳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唐鉞: 從李唐士人不諱勢利說起 东方杂志1944卷期: 40卷 23期页码: 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