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士人,無論是怎樣醉心勢位富厚,嘴裏總不大肯說的。一說,就要被人笑做鄙俗。然而李唐一代的士人,就不特不諱言勢利,而且在詩文裏常常說到。我們用不着搜尋什麽偏僻的材料,只在詩文常常爲人傳誦的那幾個唐代作家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出這種情形。 假如我們要在古人中,找出一個俗士,大槪最後才會找到李白吧,因爲他是被當時和後代公認爲極端超塵拔俗的人。與他同時的人,司馬承禎說他『有仙風道骨,可以神遊八極之表』(李白,「大鵬賦」序);賀知章賞他爲『天上謫仙人』(舊唐書文苑列傳)。而且他自己也居之不疑,常常流露此意,『志尙道術,謂神仙可致』(劉全白,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但是他的詩曾說『富貴與神仙,蹉跎成兩失。』原來他把富貴與神仙,認爲是彼此可以替換的東西:不富貴,才求神仙。所以他詩中一再露出羨慕和誇耀勢位的口氣。如『嘆我萬里遊,飄颻三十春,空談帝王略,紫綬不掛身。』(門有車馬客行);『因學楊子雲,獻賦甘泉宮,天書美片善,淸芬播無窮,歸來入咸陽,談笑皆王公,一朝去金馬,飄落成飛蓬,……書此謝知己,吾尋黃綺翁。』(東武吟);『府縣盡爲門下客,王侯皆是平交人。男兒百年且樂命,何須徇書受貧病。男兒百年且榮身,何須徇節甘風塵。……看取眼前富貴者,何須悠悠身後名。』(少年行);『鳳凰初下紫泥詔,謁帝稱觴登御筵,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靑瑣賢。』(五壺吟);『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輸丹雪胸臆,忽蒙白日迴景光,直上靑雲生羽翼,幸陪鸞輩出鴻都,身騎飛龍天馬駒,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章紫綬來相趨。』(駕出温泉宮後賜楊山人);『昔在長安醉花柳,五侯七貴同杯酒』(流夜郞贈辛判官);『東平劉公幹,南國秀餘芳,一鳴卽朱紱,五十佩銀章。』(贈劉都使);『而我胡爲者,嘆氣龍門下,富貴未可期,殷憂向誰寫。』(冬夜醉宿龍門覺起言志);『朝入天苑中,謁帝蓬萊宮。……歸時落日晚,蹀躞浮雲驄……快意且爲樂,列筵坐羣公。……早達勝晚遇,羞比垂釣翁』。(效古二首其一);誇耀自己的尊榮,誇耀別人的勢位,而以『王公大人借顏色』自喜,說話何其鄙俗可笑。他對妻子說,也如此,如『會稽愚婦輕買臣,余亦辭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南陵別兒童入京);『出門妻子強牽衣,問我西行幾日歸。歸時儻佩黃金印,莫見蘇秦不下機』(別內赴徵三首其二)。 或者□人說,上文所引的詩有好些是擬古的,是代言的,對妻子的詩是開頑笑的,所以不能代表李白的眞態度。對妻子的詩,也許是開頑笑;但後代的詩人開頑笑,怕也不肯說這一類的話。至於擬古,原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壘塊』,而且『王公大人借顏色』,『五侯七貴同杯酒』,分明明是說他自己。這證明他是不避自誇勢位之嫌的。 再說到與李白齊名的杜甫。與李白比起來,他的立志另有一種崇高:李白的高是要出世的;他的高是要入世救民的。他『許身……竊比稷與契』(自京赴奉先縣詠懷),要『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右丞丈):這是何等的志願;可是,他羨慕(甚至妒忌別人)富貴的詩句也不少。羨慕別人富貴的,如『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饑走荒山道。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乾元寓居同谷縣作歌,其七;)『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裘馬自輕肥。』(秋興其三)。誇耀自己得意的,如『憶獻三賦蓬萊宮,自□一日聲烜赫。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彩動人主,今日饑寒趨路傍。』(莫相疑行);這種話,後人怕也不大肯這樣直說。 固然,杜甫的境遇是很可憐的。他詩中自敍窘況的,如『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饑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吾寧捨一哀,里巷亦嗚咽,所愧爲人父,無食致夭折』(自京赴奉先縣詠懷);『長安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饑臥動卽向一旬,弊裘何啻聯百結。君不見空牆白日晚,此老無聲淚垂血。』(投簡成華兩縣諸子);『人門依舊四壁空,老妻覩我顏色同。癡兒未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百憂集行);(註一)『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麤糲腐儒餐。』(有客);『厚祿故人書斷絕,恆飢稚子色淒涼』(狂夫);『失學從兒嬾,長貧任婦愁』(屛跡)。這都是天寶亂後的詩。但他在天寶未亂前,就是貧窶。天寶三載他「進鵰賦表」內說『唯臣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奔走不暇,只恐轉死溝壑。』他幼子饑死之時,安祿山兵才發動,並沒影響到他家裏,而他就已經那麽窮。而且他在亂前已有肺病,後來似乎沒好過:(一進封西嶽賦表云」,『況臣常有肺氣之疾』;「別唐十五誡因寄禮部賈侍郞云」,『爲吾謝賈公,病肺臥江沱;』「寄薛三郞中據云」,『峽中一臥病,瘧癘終冬春。春後加肺氣,此病蓋有因。』)因爲他這樣苦,也許說這種艷羨富貴的話,不見得奇怪。但後人雖苦,怕也不肯在詩上常說這一類的話;爲的是怕人家笑他。至於『諸公袞袞豋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饜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醉時歌,贈廣文館博士鄭虔,)是替朋友訴苦;『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況聞內金盤,盡在衞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霧散玉質。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淸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自京赴奉先縣詠懷),是替老百姓鳴不平,又當別論,不能一槪說他胸襟鄙陋。至高適「別王徹」詩,竟說『吾知十年後,季子多黃金,』那才是鄙陋。 這裏可以附帶說一件事。天寶初年□李,杜都在四十歲左右。李白赴徵到長安,在這時候;杜甫進「鵰賦」,也在這個時候。當時的文人,大槪都忘不了「典禮」『四十曰強而仕』這句話。到四十歲,還沒官做,就想做官。所以杜甫「秋述」說『我,棄物也;四十無位。』四十無位,就不能平其心,好像女子標梅之嘆似的。高適『蹇步蹉跎竟不成,年過四十尙躬耕。』(留別洛下諸公兼贈鄭三,韋九),更說得明白。僞託施耐庵「水滸傳」序說『四十未仕,不應更仕。』是代表中國古來士人的心理。至於岑參說『丈夫三十未富貴,安能終日守筆硯』(銀山磧西館);孟浩然『粤余任推遷,三十猶未遇。』(田家作)。才到三十歲,沒官做,已經心神不安了。 現在再隨手舉些唐人羨早達,恨晚遇的詩句。李白『飄颻三十春……紫綬不掛身』;『早達勝晚遇,羞比垂釣翁;』杜甫,『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遠愧梁江總,還家尙黑頭』(晚行號);『不才名位晚,敢恨省郞遲』(□府書懷四十韻)。岑參「送張郞中赴隴石覲省諸公」云,『弱冠已銀印』;又「送許子擢第歸江寧拜親」云,『十年自勤學,一鼓遊上京,靑春登甲科,動地聞香名。解榻皆五侯,結交盡時英:』都艷稱早達。他「送王七錄事赴虢州」云,『早歲卽相知,嗟君獨後時,靑雲仍未達,白髮欲成絲。』是憐王七的到老在卑位。他自己說『丈夫三十未富貴』,又說『同類皆先達,非才獨後時』(佐郡思舊遊)。又云,『故人盡榮寵,誰念此函獨』(郡齋閑坐)。也表示自恨不早達之意。高適除『四十當躬耕』之句以外,又說『男兒爭富貴,勸爾莫遲迴』(宋中遇劉書記有別)。孟浩然除『三十猶未遇』之嘆,又說『世途皆自媚,流俗寡相知。賈誼才空逸,安仁髩欲絲』(晚春臥疾寄張八子容);又說『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歲暮歸南山)。都是自恨不早達的表示。 唐代詩人不特自己要富貴,並且對朋友也以富貴相期望。上文所引,可以證明。杜甫送高適的詩說,□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答云一書記,所媿國士知。人實不易知,更須愼其儀。十年出幕府,自可持□麾。』(送高三十五書記)又說,『聞君已朱紱,且得慰蹉跎』(寄高三十五書記)。其餘人的詩中的這種話,不必多引了。 再說到以直接孔孟的道統自命的韓愈。其初未遇,羨慕白烏白鸝鵅,作「二鳥賦」,至於說,『感二鳥之無知,方承恩而入幸。……余生命之湮阨,曾二鳥之不如。』已是可怪。他勉勵兒子爲學,完全用利祿之事歆動他,如「符讀書□南」云,『兩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三十骨骼成,乃一龍一猪。飛黃騰踏去,不能顧蟾蜍。一爲馬前卒,鞭背生蟲蛆。一爲公與相,潭潭府中居。問之何因爾,學與不學歟□』又「示兒云,『始我來京師,止攜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室廬。……主婦治北堂,膳服適戚疎。恩封高平君,子孫從朝居。開門問誰來,無非鄕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凡此座中客,十九持鈞樞。』他自己曾罵人『商財賄之有無,計官司之崇卑』(進學解);而自己也說這種話。以聖賢自命的人,教子如此,可見當時風氣,直視懷祿貪勢爲常事。他詩中也有恨晚達之意,如『半世遑遑就舉選,一名始得紅顏衰。』(贈侯喜)。固然,他的生活是很苦的:『朝食不盈腸,冬衣才掩骼。』(縣齋有懷);『囊空甁倒誰救之,我一食日還倂。自然憂氣損天和,安得康強保天性。』(寒食日出遊)。(註二)可是貧苦發牢騷,固不足責;晚年以富貴衒示兒子,那又當別論了。這並不止像他自己說的『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上宰相書)。難道像「示兒」詩所說的,也不悖於聖賢的教化嗎!他「後上宰相書」至於說『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亦惟少垂憐焉。』求官已是自降身分,而又自比於盜賊。假使後人如此,豈不被人恥笑;但當時他的朋友學生,都不大批評他這一點。這可見當時士人的習慣了。 韓愈這個人,當然有可取處。因爲敢言,兩次貶謫;平生還有其他大節。他本來賦性剛直,如「答馮宿書」云,『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己合者則從之;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當初倨傲如此,而後來重視位反如彼,可見唐代重利祿之習俗,力量極大;就是韓愈這樣相當有骨頭的人,也不免沾染那麽深。 更奇怪的,唐人利祿薰心如此,而很有批評陶淵明的。如杜甫詩云,『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遣興五首其三)。這首詩,前人多加曲解,甚至認爲杜甫眞批評陶淵明的人爲『癡人前不得說夢。』我想平心看這首詩,明明是批評陶淵明「未能平其心」,有恨枯槁之意。並且陶淵明確實表示這「恨枯槁之意,這是不必爲他諱的。陶詩「飮酒」之一云,『顏生稱爲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飢至於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杜甫所譏,就是這一類的話。陶淵明「感士不遇賦」,也有『夷投老以長飢,回早夭而又貧。……雖好學與行義,何死生之苦辛,』這些句子。不知道這正是陶淵明的眞率可喜處。假如他窮餓至死,一聲不響,就是一個不近人情,矯揉造作的人,不足貴重了。 王維也有譏評陶淵明的話。他「與魏居士書」,勸他出仕,中有云,『近有陶潛,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詞」,是屢乞而多慚也。嘗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項,「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鞭其後」之累也。』不知不見督郵這一事,本是傳說。他「歸去來辭」序云,『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已交病。……尋程氏妹卒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並不是因爲見督郵。他『夏日長苦飢,窮夜無被眠』(怨詩,楚調);其初本是爲貧而仕,以後知道他的性情不能做官,就歸田了。他「與子儼等疏」云,『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僶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又「飮酒」詩云,『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已詎非迷:』這是眞話。蘇軾說,『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淵明欲仕卽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卽隱,不以去之爲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鷄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眞也。』這是很公平的批評。若王維的批評,是苛論了。其實王維也不免唐人的習氣;他說『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項。』這正是唐人的人生觀。做官掙了錢,然後退歸林下去安樂,王維就是這一種人。杜甫稱之爲「高人」,(解悶十二首『不見高人王右丞』云云),這只是唐人之所謂高人了。「太平廣記」曾引某說部說,王維是因爲替某公主彈琵琶調「鬱輪袍」而得解頭。這也許是傳聞之辭。但據他吿訴魏居士的話,他似乎肯這樣「一慚」的。無論如何,杜甫,王維,對陶淵明的批評,是不公平的。 然而唐人雖不配批評陶淵明,但比起其他晉宋人物,還比較眞率。朱熹說過『晉宋人物,雖曰尙淸高;然箇箇要官職,這邊一面淸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賄。陶淵明眞箇能不要,所以高於晉宋人物。』(語錄) 晉人的矯情作僞,有許多事實可證。現在只舉幾件事。如王衍(夷甫)身爲三公,到石勒破洛陽被執時,自稱『少無宦情』(見晉書本傳)。「世說」又述『王夷甫雅尙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闓行,呼婢曰「舉却阿堵物」(「那裏的東西」)。』王隱「晉書」已批評他說,『夷甫求富貴,得富貴,資財山積,用不能消,安須問錢乎!而世以不問爲高,不亦惑乎!』(見世說劉註引)。秦觀更說得透切:『晉人王衍者,口不言錢,而指以爲阿堵物。臣竊笑之,以爲此乃奸人故爲矯亢,盜虛名於暗世也。何則,使顏閔言錢,不害爲君子;盜跖呼「阿堵物」,豈免爲小人哉。』王敦也是口不言財利(見晉書本傳(。但當晉室應該努力恢復中原之時,他自己想纂位。這不是口不言利而實則覬覦大利嗎!「世說」云,『劉眞長爲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宿。牀帷新麗,飮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座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慚色。』(世說,言語。)劉、許,都是當時推行爲第一流人物的,宅心如此,豈不可怪!當時王羲之(逸少)可以不必指出巢許稷契。照道理,就是任職的中等人,也應該想替公家做點事,不應該只想佔好地盤。一定巢、許、稷、契,才不想佔地盤,可見晉人的人生觀,未免離他們的自命低得太多了。 晉唐士人都是要富貴要享樂的;不過一則諱言,一則不諱言。這不同的原因安在呢? 大凡錦衣玉食,與有「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的人,都不必說到勢利;因爲要勢要利,無論後來是爲什麽(也許只爲虛榮),其初都是要滿足飮食男女等類的問題。這些問題旣然解決了,當然不必說到這些事,當然想做些雅事。舊時代的鹽商,暴富以後,就喜歡與文人往來,買骨董,收字畫,找版本,也是這個道理。反之,現在好些教育文化界中人相見,也談到柴米貴賤,彼此都不怕見笑爲俗物,正是因爲大家的這些事都成了問題的緣故。 還有一件,世冑子弟,小時候飮食起居沒有節度;到成人時代,往往身體不好,不能大量享受,只好避重就輕,作品質的賞鑒。所以像盧仝那樣一喝七盌茶,後代人看來,就是不雅;品茶才是雅。論喝酒,如『左相日興費萬錢,飮如長鯨吸百川,』不算雅;淺斟緩酌才是雅。中年以上人,精力已衰,對於娛樂,往往重質,不重量,也是這個緣故。換言之,一個人講究生活藝術,一方面表示他這個人的成熟(經驗豐富),一方面也表示他的精力衰弱,至少是意態頽廢。(註二)個人如此,民族也如此。所以現在有些比較新興國家的人民,在娛樂方面,大都以數量之多互相誇耀,而且他們也不諱談勢利。這,一方面也許是由於他們不懂雅,但一方面也是他們精力彌滿的表現。所以「古詩」說,『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貧賤,□軻長苦辛。』並不足怪;因爲漢代人還算是比較新興的民族呵。 晉代那些自命淸高,不屑「經綸世務」的人,大半都是勢族子弟,王謝兩家,是最顯著的。一面他們的基本生活問題,早已解決;並且要做官,就有官做,當然用不着說勢說利。唐代自武后當權以後,大多數文人都認進士科是「正途出身」,喜歡出於此一途。(註三)這些人很多是出身寒微的,自然要富貴,以滿足他們微時無法滿足的生活欲望。並且唐代承北朝之後,好些士人都帶有胡人血統,身體強健,精力充盈,飮食男女之欲,特別旺盛,不富貴就不能快其所欲。大家都有這種需要,當然就不必諱言,儘可公開說到了。所以應該脫俗的詩人,也不怕在詩中公然誇耀利勢。縱使唐代士人不諱勢利,還有其他原因;上文所說,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部份吧。 (註一)也許有人會說,杜甫韓愈他們自已的窮窘,是要做文章,不免說得過□。但一來,他們所說的,有些無疑是事實的,如『幼子飢已卒』,絕不會是胡說;而且唐人不特對要富貴說得坦白,對貧賤也如此。所以這些說窮的話,縱使有一點言過其實,絕不是無病的呻吟。 (註二)年富力强的人,也有在娛樂上重質不重量的,這是由於模仿的結果,換言之,是由於他們的「慕雅」。 (註三)關於此事的政治意義,請參看陳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唐鉞: 從李唐士人不諱勢利說起 东方杂志1944卷期: 40卷 23期页码: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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