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六奇的明季北略卷二十三上，有一段是論明季致亂之由的，他說：『明之所以失天下者，其故有四，而君之失德不與焉。』他所舉的四種原因是： 一曰『外有強鄰：』自遼左失陷以來，邊事日急矣；邊事急，不得不增戍；戍增則餉多，而加派之事起，民由是乎貧矣。且瀕年動衆，而兵之逃潰者，俱嘯聚于山林，此亂之所由始也。 二曰『內有大寇：』張李之徒，起于秦豫，斯時欲以內地戍兵禦賊，則畏懦不能戰；欲使邊兵討賊，則關鎭要衝，又未可遽撤；所以左支右吾，而劇賊益橫而不可制。 三曰『天災流行：』假流寇擾攘之際，百姓無饑饉之虞，猶或貪生畏死，固守城池，賊勢稍孤耳。奈秦豫屢歲大饑，齊楚比年蝗旱，窮則民無生計，止有從賊刼掠，冀緩須臾死亡矣。故賊之所至，爭先啓門，揖之以入，雖守令亦不能禁，而賊徒益盛，勢益張大，亂由是成矣。四曰『將相無人：』當此天人交困之日，必相如李泌李綱，將如汾陽武穆，或可救亂于萬一。而當時又何如也：始以温體仁之忌功而爲首輔，繼以楊嗣昌之庸懦而爲總制，終以張縉彥之無謀而爲本兵，可謂相有人乎？至如所用諸將，不過如唐通，姜瓖，劉澤淸，白廣恩之輩，皆愛生惡死，望風逃降者。將相如此，何以禦外侮，除內賊耶？夫是四者，有其一亦足以亂天下，況並見于一時，有不土崩瓦解者乎！ 因爲這四種原因是並見于一時的，故流寇爲明季致亂之由的一種，而其他的三種，也卽可說是釀成流寇的一些原因。近人束世澂君在史學雜誌第一卷第三期上發表了一篇明季流寇之成因，他說流寇造成的遠因有八種： 一曰天災之流行特重，民不聊生也； 二曰盜賊縱橫，民無寧息也； 三曰外患之頻仍，國計民生以交窘也； 四曰兵變迭起，蹂躪無時也； 五曰賦稅之繁苛，民不堪命也； 六曰官府壞於胥吏，而下情無由達也； 七曰地方壞於鄕紳，而小民橫被魚肉也； 八曰朝廷亂於黨爭，置國計民生於不顧也； 而明末流寇之所以能成事者，則又有五種近因： 一則地方官帑歸于中飽，卒有緩急，無以爲計也； 二則軍政腐敗，竭官軍之力，不足以勝寇也； 三則餉糈奇窘，兵心不固也； 四則官府以諱盜爲事，養癰貽患也； 五則主將一意苟簡，主撫而縱盜也； 這些原因自然也是互爲因果的，並且是就全國大體而言，不是專指四川；但不幸的是單就四川而論，差不多每種原因也都可以找着一些例證。就拿萬曆年間的朝鮮之役的外患來說，似乎是與四川會沒有關係的了，但那赴援參戰的副總兵劉挺就帶得有五千川兵。而且因爲羽檄徵調的到了四川，就便宜了一個播州宣慰使司（按播州卽今貴州遵義縣，但明代尙屬四川）楊應龍，以致釀成了後來的一個亂事。原來楊應龍在萬曆十七年的時候，曾一度的作亂；二十年十二月中把他逮捕到了重慶，要宣布他的死刑，但因爲朝鮮的事變吃緊，他自願帶五千兵去征倭報効，將功折罪，就恢復了他的自由。結果兵沒有帶去打仗，而在二十四年七月中，就再舉兵作亂，除擾害貴州和湖南外，就帶兵攻打四川的江津，南川及合江，而綦江更受其蹂躪，資財子女盡被取去，老弱者多被殺死，投屍蔽江而下，水都染成了紅色。明朝的總督李化龍徵集延甯四鎭，河南，山東，天津，滇，浙，粤西等處的兵士，更調回在朝鮮的劉綎，吳廣，分兵八路進攻，而四川就佔了四路。靠劉綎等的奮勇殺賊，直至二十八年的六月中，楊應龍失敗自殺後，這亂事才算平定。 又如天啓間滿淸攻遼東的時候，代領石柱宣撫使秦良玉也領兵赴援，其兄邦屛且力戰而死於渾河之役。但同時自請提兵三萬以赴援的永甯宣撫使奢崇明，就沒有這樣的恭順了。他們的將官樊龍樊虎把兵帶到重慶的時候，巡撫徐可求要用點驗的方法，淘汰其老弱，而軍餉又不能夠繼續着發，軍士遂起暴動，把徐可求等官吏殺死，佔據了重慶。分兵各路：一扼夔州水口，一踞綦江遵義，一踞瀘州，一截川西棧道。全蜀都爲之震動。取得了中南部的各縣而後，就進圍成都，一直圍了三個多月。內靠左布政使朱燮元的多方防守，外靠秦良玉的救援得力，到天啓二年的正月間，賊軍內部有了響應官軍的，這才解圍而去。五月間，連重慶也收復了。但奢氏父子的亂事還沒有平息，貴州水西土目安邦彥又叛變了；兩者互相勾結起來，聲勢更爲浩大，在川黔境內，騷擾了七八年之久，到崇禎八年八月間，才將奢安兩人戰死，亂事乃被總督桂，湖，雲，川，廣五省軍務的朱燮元安撫下去。 這兩件亂事，都與遠在山海關外的外患有些關係，而且人民受了這兩度的摧殘死亡，失業的當非少數，也就算得是流寇擾川的先聲了。 所謂胥吏鄕紳也者，在四川也激起過一次很大的民變，自不失爲『明季流寇之成因』的一種，費密荒書上說： 辛已（崇禎十四年）正月，成都民變，變始於彭縣，新繁效之，後遂遍各州縣。成都至揭竿擁衆，呼譟城下，院司多方撫慰，不從。某言於巡撫御史曰，『愚民無知，不少加懲創，未可止也。』於是令都司帶鎭遠營兵開城擊之，衆潰，乃就撫。彭縣之激變也，知縣以民閒未納鞭銀爲衙役工食，令自往索之。歲除，索甚急，民皆怨。豪民王綱王紀倡議除衙蠹，集衆入縣，盡毀役之家。各州縣聞風羣起除五蠹：一曰『衙蠹，』謂州縣吏胥快皁也；二曰『府蠹，』謂投獻王府武斷鄕曲者也；三曰『豪蠹，』謂民間強悍者也；四曰『宦蠹，』謂縉紳家義男作威者也；五曰『學蠹，』謂生員之喜事害人者也。捶擊死與糜爛鼎釜，活埋土中者無算，生員不與焉。惟新都金堂兩縣令善未變，新都黃翼聖而金堂程大典也。若彭山等處，遂蔓延不解，發兵征討，乃罷。這種『除五蠹』的呼聲，與現在的所謂『打倒貪官汚吏，翦除土豪劣紳』的口號，差不多可以說是一樣的了。 兵變與缺餉皆爲致亂的原因，但兵變卽多由餉缺所致，彭遵泗蜀碧上說： 壬午（崇禎十五年）冬十月，松潘兵變。——松潘邊兵，以索餉不給，聚衆數萬爲亂，巡撫陳士奇以禍福喩之，衆乃定。 至於賦稅之重，全國一樣，崇禎十年所下『暫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的加賦剿寇的詔旨，四川當然沒有被例外減免。四川通志食貨志中之『徭役』與『榷政』兩項上說： 按巴縣舊志所載，明時徭役若驛傳舖司，若操兵民壯，若門役皂快，若禁卒弓兵，若廟夫齋夫倉夫庫夫船夫渡夫塋夫燈籠夫，及裱背看司，鼓吹刷印等役，旣層見疊出，而修河運餉工作諸事，復加派於額外。其說極詳，則當時巴蜀之民，賦重役繁，疲於奔命，舉一邑卽可推其餘矣。 巴縣舊志又載明設牙課司，額征牙稅銀三百六十兩；內外兩江，額徵魚課銀十兩七錢七分七釐九絲三忽。又江津舊志載土貢戶口鈔，商稅課鈔，油榨房地酒魚船課鈔，幷歲辦添辦塵皮白毛生硝翎毛折價銀，歲辦料價軍需銀，爲數甚多，舉此類推，則全蜀之征歛，殆於荼繁脂密矣！ 就是萬曆年間礦稅之害，四川也派邱乘雲爲礦使。偕同原奏官來勘礦脈，結果是全無所得，勒民賞之，也是四川的一刼。 另如朝廷黨爭，似與四川無關，然以今推古，安知當時在四川的官吏，不是各有黨附的背景呢？所謂天災，係指水旱蝗疫而言，在四川發生的，束先生已有所舉證。就是地震與星變之類，本是自然現象，與治亂是邈無關係的，但在一般人的觀念中，都要認爲是一種大亂的象徵，這也就足以助長亂源了，故荒書蜀書都很記一些這種的事情。工科給事中吳宇英並上奏疏引占卜的話說『地震主兵，』和『地鳴者伏屍流血，』表示他是異常的憂心，更可見出這些自然現象的影響爲如何了。至于地現怪碑與濠水變血之一類妖言惑衆的傳說，更足以搖動人心，而當時卻盛行的傳佈着呢。 總之：明季流寇之各種成因，四川差不多是全有的，束先生所舉的例證，我們無需乎再重說一遍，就是各種方志上所說的，也無需乎羅列了。假使各省不起亂子，四川也是不會太平的，故流寇一入四川，強梁者便與之合夥殘殺，懦弱者就受其蹂躪，間有起而作抗禦流寇者，然其軍風軍紀，也多是很壞的，與流寇相較，不過五十步之于百步而已。故十餘年間，竟將四川弄成了一種從古所無的慘況！ 自崇禎元年以後，流賊四起，常出沒於川，陝，楚，豫之間，人民已大受其害。流賊之最著名者，要算是李自成與張獻忠。李自成所擾害的地方，是陝，甘，豫，鄂，皖，晉等省，並由現今的察哈爾省境內，攻入北平，逼死了明思宗而自己做皇帝。但是四川也是他光降過的，在崇禎十年五月間，他自秦州犯蜀，連陷南江通江等縣，惟不久就又退去。到十月間，他又由漢中進攻廣元，明總兵侯良柱戰死，他遂陷昭化，破劍州，梓潼，江油，攻綿竹，金堂，焚新都，彭縣，掠郫縣，温江，就進圍成都，攻了二十天，沒有把城攻破。後因總督洪承疇與總兵曹變蛟帥師援蜀，十一年正月，在梓潼打了一個大勝仗，李自成才退回陝西去了。這一次，四川的州縣被他攻陷過的竟有三十六個，人民已是大受其殃。次年六月又犯蜀，被巡撫傳宗龍打退。到他在北京做不成皇帝而退回陝西，那時四川保甯一帶是他的部將馬科等佔據着，遇着張獻忠來攻，他加派賀珍去援應，結果仍打不過張賊，就失去了川北的地方。後來他在湖廣被殺死了，他的部下還佔據些鄂蜀交界的地方。 至于張獻忠呢，陝，豫，鄂，湘，蘇，皖，贛幾省都被他蹂躪過。但他殘害最甚的，自無過於四川了。他入四川前後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崇禎七年二月間，由楚犯蜀，陷夔州府及大寧，大昌，開縣，新寧諸處，又犯梁山，入巴州，攻太平，保寧。因爲川兵防守得當，他沒有辦法了，便由廣元而退到陝西去。 第二次，是在崇禎十二年冬季，他自穀城復叛後，上命閣部楊嗣昌督師討之，左良玉也會師夾擊，逼得他部下綽號曹操的羅汝才一齊犯蜀。十三年五月間。曹操入巫山，犯夔州，爲女將秦良玉等所敗，而張賊繼之，于九月間攻陷大昌，進屯開縣，又由達州，走劍州，越廣元，而趨漢中，爲總兵賀人龍等所拒，乃踰昭化，復走巴西，戰敗楚蜀合兵於梓潼，遂進屠緜州，趨攻內江，而再轉逼成都。幸爲董卜韓胡的土兵所敗，城得保全，乃縱掠什邡，緜竹，安縣，德陽，金堂等縣，復由水道下簡州，資州，而再攻陷榮昌，永川與瀘州，這已是十二月中的事情了。那時督師楊嗣昌，駐在重慶，部將如賀人龍與左良玉都不大受命，竟把張賊弄得莫可奈何。其後又渡南溪，越成都，走漢州德陽，再由巴州達州而到開縣。十四年正月中，把疲於奔命的總兵猛如虎的軍隊打得慘敗後，就率輕騎一日夜馳三四百里，趕到湖北境內，殺督師使者於路上，取其軍符而騙開襄陽城，把襄王翊銘殺死，害得楊嗣昌聞報後只好在沙市自殺。這次在川境擾害了一年有餘，人民自是大大的受了痛苦。 第三次，是在崇禎十七年的正月間，那時他已擾害了鄂，皖，湘，贛幾省，以忌左良玉在武昌坐鎭，不敢東下取吳越，乃由岳州西行入川。陷夔府，入萬縣，攻梁山。因江灘水漲難上，遂在萬縣屯兵三月，然後由忠州涪州而取得重慶。瑞王常浩與巡撫陳士奇等皆死之。又把軍士三萬餘人的手臂斫斷，縱放他們到各縣去示威，然後分兵進攻，沿途州縣望風瓦解，八月初九日，就將成都攻陷，蜀王至澍，巡撫龍文光，巡按劉之勃皆死之。於是西至汶川雅屬，南至敍府瀘州，北至保寧廣元，都爲其所取得，儼然一統四川。那時明已覆亡，滿淸入關，李自成敗走，弘光帝立於南京，而張賊亦遂僭稱帝號於成都，改國號曰大西，改元曰大順，設五府六部等官，像一個朝廷了。 諺語說：『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後治，』四川雖偏居一隅，但在歷朝大亂的時候，從來就沒有太平無事的生活，給人民安心樂業的過着。可是古來佔據四川的，如公孫述，劉備，李特，譙縱，劉闢，王建，孟知祥，明玉珍之流，都是想創霸圖王的，對於百姓不敢大肆荼毒。惟有這明末淸初的張獻忠，始終不脫流寇的本色，完全採取着屠殺的政策，較任何人都殘忍得多，這眞令人不可思議了。 獻賊攻城略地時的殺人放火，已是異常殘酷。所破郡邑，他都置守牧令判等官，使緝捕百姓，隨意殺害。到了順治二年三月後，四方兵已大起，人民也受不住這種壓迫了，便都斬木揭竿的糾集殺賊，所有的僞官，或被刺殺而死，或生舁之火中，或投之于水內，幾乎是一網打盡。獻賊初以爲蜀人易制，不意發現了殺官的事情，就使得他切齒憤恨。那時朝天關又搜獲了諸生顏天漢等通李自成的表章，他以爲闔境都要反了，下了決心，非殺個痛快不可，就假裝說要舉行選舉，所有的鄕紳有不到成都者便要加以死刑。及至用軍令催集攏了，他就令他們由東門入，由西門出，一齊殺乾淨了。又在貢院舉行科舉，離地四尺高設一根長繩，凡身子較繩子高的，驅到靑羊宮殺之，凡殺二萬二千三百人，棄置的筆墨可以堆成邱塚；因年幼身不及繩而免死者，只兩人而已。又考試武生，使騎着最獰劣的馬匹千餘，突發巨礮，振金鼓，合營又呼噪以應之，馬驚人墮，踐踏成泥，獻賊則撫掌大笑。至于朝官也動輒被殺，有時且數百駢死。有以過甚爲言者，獻賊笑曰，『文官怕沒人作麽！』每朝會拜伏的時候，喚幾十條獒狗來，凡狗所齅者，卽引出斬之，名曰『天殺。』其嗜殺若出天性，若一日不流血滿前，其心必不樂。偶於夜靜中想殺人，又別無可殺者，則令殺其妻妾數十人，幷其惟一的愛子而亦殺之。因爲他平素的命令森嚴，當時沒有人敢加勸阻；次日醒來，找不着妻妾時，又怪左右不說話，把幾百個侍候他的人殺了。他又任意屠殺成都的百姓，蜀碧上說他殺人之名目云： 割手足，謂之『匏奴；』分夾脊，謂之『邊地；』鎗其背於空中，謂之『雪鰍；』以火城圍炙小兒，謂之『貫戲；』抽善走之筋，斮婦人之足，碎人肝以飼馬，張人皮以懸市。又『剝皮』者，從頭至尻，一縷裂之，張於前，如鳥展翅，率踰日始絕；有卽斃者，行刑之人坐死。 這樣殘酷的刑罰，眞是野蠻到極點了。他繼又檢驗各衞兵及各營新兵，凡年十五歲以上者幷其家口殺之，各路總計，共殺衞兵七十五萬有餘，家口不計；新兵二十三萬有餘，家口三十二萬有餘。成都自北門外威鳳山起，至南門桐子園止，綿亘七十餘里，屍骨堆積，臭聞百里以外。又命他的義子平東將軍孫可望，撫南將軍劉文秀，安西將軍李定國，定北將軍艾能奇四人，各領賊兵，分頭四出，搜殺遺民，窮鄕僻壤，深崖峻谷，無有不搜及者。得男子手掌二百雙者授把總，女子還要加倍，幼童就不計算了。後來賊營中的公侯伯爵甚多，皆屠川民積功所致。自順治三年正月出，五月回，各上功疏，據蜀記所載者：除各路所殺幼子女及屠城之數不計外，平東一路，殺百姓男人五千九百八十八萬零，女人九千五百萬零；撫南一路，殺百姓男人九千九百六十餘萬，婦女八千六百六十餘萬零；安西一路，殺男人七千九百餘萬，女人八千八百餘萬；定北一路，殺男人七千六百餘萬，女人九千四百餘萬；這已如明史流賊傳及小腆紀年所說的『六萬萬有奇』了。而獻忠自領者，名叫御府老營，其殺人的數目由獻忠自計，外人不得而知。中軍提督王尙禮在成都搜殺近城四面的百姓而塡之江中者，振武，宣威等十餘營分剿川北川南兩道所斬殺者，都還沒有計入數內。按明史地理志說萬曆六年時，四川編戶只二十六萬二千六百九十四（約佔全國四十分之一，）人口只三百一十萬二千七十三（約佔全國二十分之一，）就是現在的四川，也只號稱七千萬人，全中國也只號稱四萬五千萬人，當時那裏會有這麽多的人供他們屠殺呢？想來這不過是獻賊以多少紀功，故大家都可多報一些數目以邀賞而已。 獻賊又禁止私藏金銀，有至一兩者，全家坐誅；十兩者，生剝其皮；如沉沒井中或窖置幽室者，被吿捕後按連坐法處置。後來他率兵十數萬，裝金寶數千艘，想順流而下，到兩湖江南一帶地方去作富商。但是這時候，嘉定以下的沿江各地都爲南明的軍隊所收復了。他走到彭山之江口，遇着參將楊展的軍隊，縱火大戰，燒沉船隻，士卒輜重，喪亡幾盡，曉得水路走不通了，又退回成都。那時重慶的總兵曾英與遵義的參將王祥正要合兵來攻，獻賊遂大殺軍官士卒，先殺蜀兵，次殺楚兵，後來連秦兵也殺了許多；又焚燬宮殿民居，想帶起他起事的一枝軍隊，依然回到陝西去當流寇。他保寧守將劉進忠的部下多是蜀兵，怕被他殺戮，便到漢中去投降淸兵，引導肅王豪格連夜趕到獻賊駐在之西充的鳳凰山。諜者報吿了三次，獻賊以爲造謠，還將諜者三人殺死。停了一刻，他出營查看，進忠卽指善射者章京雅布蘭射之，一箭中其咽喉，逃伏草垜之下，被抓了出來，砍成肉醬，這殺人不貶眼的混世魔王，便就此結果了。 獻賊死後，其義子孫可望等潰而東走，復陷重慶，守將曾英戰死。以淸兵窮追，故不敢久留，卽由綦江遵義而逃到雲南去了。 淸兵追到重慶，南明巡撫馬乾戰死（此依明史與小腆紀年及紀傳，歐陽直遺書及荒書則謂乾戰死于內江，）遂入據之。但後因明兵來攻，而粮又不繼，遂退回川北。淸總兵李國英雖攻入成都，亦以荒涼太甚，只留部將張得勝守之；得勝後爲部下所殺，成都遂空殘無主（此依荒書，沈苟慰蜀難敍略則謂降淸之趙榮貴至成都，見千里無烟，無所設施，亦還龍安。） 順治元年八月，南明已起前兵部右侍郞樊一蘅總督川，陝軍務，又改前大學士王應熊爲兵部尙書總督川，廣，雲，貴軍務，賜尙方劍，便宜行事。兩人都駐在遵義，依賴參將王祥。應熊死後，又以呂大器代之。諸將名義上雖受他們的節制，實際上則不受指揮；後一蘅所保者，亦只敍州一府而已。又有李乾德者，則以永歷帝任爲兵部右侍郞總督川北的名義回蜀，依附降將袁韜，武大定兩人。另如巡撫四川的錢邦芑，巡撫川南的范文光，巡撫川北的詹天顏，更無甚實力可言。當時川南與川東，盡爲各小軍閥所佔據。今將順治五年時之情形略表如左： 袁韜據重慶。 于大海據雲陽。 李占春據涪州。 譚詣據巫山。 譚文據萬縣。 譚宏據天字城。 侯天錫據永寧。 馬應試據瀘州。 王祥據遵義。 楊展據嘉定。 朱化龍據松潘。 曹勛據洪雅。 又巫山之劉體純，鄷城之胡明道，金城之姚玉麟，施州衞（現屬湖北）之王光興，亦甚爲著名者。又在獻賊第三次入川之前，已有搖天動，黃龍之聚黨刼掠，是爲搖黃之亂，爲巡撫陳士奇所平定。獻賊入川，其餘黨如王有進，呼九思，景果勒，張顯，劉惟靈，白蛟龍，楊炳英，李世傑等，遂乘勢佔據蓬州，儀隴，南部一帶地方，殺老幼，擄精壯，掘墳開墓，生死無得免者。烏合愈衆，無以爲食，則以人肉充饑。後爲淸兵所逐，多退據夔州夾江兩岸，總謂之爲『夔東十三家。』又李自成之餘孽如袁宗第，賀珍，郝搖旗，李本榮，黨守素，李永亨等，則竄入干巴，渠，巫，施之間，則謂之爲『西山寇。』凡以上據地自雄的人物，皆用南明永歷的年號，託名恢復疆土，實只鬧些內鬨而已。 當時又有各州縣的亂民，號『土暴子，』以打衙蠹爲名，凡胥吏之有名聲者，卽糾衆往擒之，或投之於水中，或畀之於火內，甚則臠食其肉，官司束手。同時縉紳之家的豪奴，悍僕，又多戕殺其主，起而相應；雖深山大谷之中，亦豎寨柵，標旗幟，攻刼鄕里，以人爲糧，其作惡殆與獻賊相等。這亦可與『除五蠹』者相並論了。 至順治三，四，五年之間，四川九府一百二十州縣中，惟遵義黎州（今漢源縣，）武隆（在今涪陵縣境）等處，免於屠戮，上南一帶，稍存孑遺，餘則連城帶邑，屠盡殺絕，無有人種，且田地荒廢，食盡糧空（此採用遺書中語。）故又大鬧饑荒。蜀難敍略上說： 順治四年，全蜀大饑，藜藿雀鼠皆窮，遺民相食殆盡。如父子夫婦餒死欲葬，必用茶毘法，不則人發而食之矣。有哭之雖極哀，旋於火中掣而啖之；甚有毀滅天性，徑自相食者。山深處升米價二三兩，菽麥減半，他物稱是；荒殘甚者，雖萬金無所得食。又金珠甚賤，雖未必如白鏹之多，然反不能以易物。且鹽與銀較，其重僅過銀二三倍，得者以爲異物，遇飮食始出諸懷中。 在蜀碧上還說當時食人之法，還有如『下羹羊，』『饒把火，』『和骨爛』等名目，並且引了些『吃人』的例證。在歐陽氏遺書中也說了些幾乎被人吃及自己吃人肉的話語，更有一段說： 李調燮對余言及彼集土兵扎寨時，無糧，每發兵捕人，謂之人糧。凡拿到人口，選肥少者付廚下，餘係瘦者乃給兵士，烹宰俱按整猪羊法。彼受招安入楊展營，人贈以綽號曰『萬人墳。』余所目擊者如此，則其外有不忍言者也。殺人之多而且慘目，莫過於獻賊；然殺之多而且爲戲樂者，更莫甚于搖黃賊。蓋兩營殺人秉承于頭目，至搖黃賊營內，並二三尺童子亦自專其殺，亦逢人便殺。…… 以下他說了一些搖黃賊中殺人爲戲樂的事情，都是他親自看見的。跟着饑荒又大鬧虎患，歐陽氏遺書上說： 蜀中昇平時從無虎患，自獻賊起營後，三四年間，遍地皆虎，或一二十成羣，或七八隻同路，踰牆上屋，浮水登船爬樓，此皆古所未聞，人所不信者。內江奔潰，余途次草中，月下見四虎過於前；又於敍南舟中，見沙際羣虎如牧羊，皆大而且；多過瀘州，舟中見岸上虎數十，逍遙江邊，魚貫而行，前一虎渾身純白，頭面長毛，頸上披鬚，長徑尺，大抵蜀人死于賊者十之八，死于飢者十之二，僅存者又死虎之口，而蜀人幾無噍類矣： 又蜀難敍略也：說 順治八年辛卯春，川南虎豹，大爲民害，殆無虛日；乃聞川東下南尤甚，自戊子已然。民數十家聚於高樓，外列大木柵，極其堅厚，而虎亦入之。或自屋巓穿重樓而下，嚙人以盡爲度，亦不食。若取水，則悉衆持兵杖，多火，鼓而出，然亦終有死者。如某州縣民已食盡之報，往往見之，遺民之得免于刀兵饑饉疫癘者，又盡于虎矣！雖營陣中亦不能免其一二，迨甲午乙未前後七八年，其勢始少衰云。 這種虎患，就是川北也有之，四川通志雜類志外紀引蓴鄕贅筆說：蜀保寧，順慶二府多山，遭獻賊亂後，煙火蕭條，自春徂夏，忽羣虎自山中出，約以千計，相率至郭，居人移避，被噬者甚衆。縣治學宮，俱爲虎窟，數百里無人蹤，南充縣尤甚。 就是當時的狗，也會像虎豹一樣。蜀碧上說： 遭亂旣久，城中雜樹，蓊鬱成林，人家遺犬，食賊所殺人肉，多鋸牙，若猛獸，羣聚爲寨，利刄不能攻，爲害滋甚。 不但此也，就是當時的人，也有變來與獸類一樣的。蜀碧上又說：敍州有人避賊，逃入深山，艸衣木食，旣久，與麋鹿無異。後見官兵，以爲賊復至也，驚走上山，行步如飛，追者沒及，其身皆有毛云。『大兵之後，必有凶年，』瘟疫流行，當然無倖免之理。蜀碧上說當時『有大頭瘟，頭發腫赤，大幾如斗；有馬眼睛，雙眸黃大，森然挺露；有馬蹄瘟，自膝至脛，靑腫如一，狀似馬蹄；三病，中者不救。』所以當時的百姓，眞像是到了世界末日一樣，很難有辦法逃出那萬無一活的殘生！ 當時的四川，北邊已是屬淸朝了，南邊的各小軍閥，仍用明朝的年號，已詳上文南北用兵，則北以保寧爲大鎭，中江順慶爲邊；南以嘉定爲大鎭，而成都爲邊。南邊的小軍閥們，不能團結一致的向北進攻，反轉自鬧亂子。在川東方面，則假託楚王世子庶人朱容藩據夔府，自稱天下兵馬大元帥，被呂大器檄李占春于大海去討滅了。川南方而，則袁韜與降賊武大定以饑兵無食而往依楊展，乃聽信李乾德的話而將展害死。可望聽說楊展已死，便于順治七年九月，遣劉文秀，曰文選，王自奇等將兵圖蜀，這時李乾德使人與孫一信，中有一段說（見歐場氏遺書：） 自入蠶叢，荆棘塞道，萬里煙絕，一望淒涼，茂草荒林，惟有馬蹟，狐游虎逐，罕見人蹤。閒存一二遺黎，又皆五官殘廢，割耳截鼻，刖足刴手，如游異域，忽覩羅刹，形不類人，喘延餘息。備詢厥故，始知令先君之造福於川，蓋功德若此其慘毒！也乃曾不旋踵，而令先君身首異處，屍飽饞鵶，可見天之所報，人之所爲，已足昭鑒！…… 這旣駡得痛快，又把當時的慘況也敍述出來了。 劉文秀攻遵義，王祥戰死於烏江；乃遣別將盧名臣取重慶，而自己引兵渡金沙江攻建昌，連陷越巂，黎，雅。順治八年，王自奇至川南，袁韜武大定拒之，聞文秀至，卽撤兵還戰；劉王二人前後夾攻，袁武二人遂被擒投降。旣取得嘉定，遂順流東下；而盧名臣亦已攻入涪州，李占春與于大海皆出夔門降淸，譚宏，譚詣，譚文則皆降于文秀，川南統一，乃留白文選守嘉定，劉鎭國守雅州，而還師雲南。九年春，吳三桂入蜀，文選，鎭國不能支持，退入黔中，可望復命文秀與王復臣出敍州，重慶以攻成都，凡三桂所攻克之州縣，皆次第收復。三桂走回緜州，再退守保寧。次年，文秀等率兵來攻，三桂奮勇作戰，破其象陣，文秀等大敗而去。那時各州縣才得設官治事，招民墾田。蜀難敍略說： 逆賊盡奢，川西而北也，各州縣野無民，城無令，千里無煙者，已七八年。至是，西南接壤之所，始有開墾者。然田皆膏腴，蕪久益肥沃，用力少而成功多；且無賦稅，力之所及，卽爲永業，由是川南之民，皆健羨之，非安土重遷者，往往相率去。久之，渡江漸達西北，而諸州縣始仍設正佐官。然城郭不可入，但得其界內有民之所，官就而居之，月食其供億，得民數百家者爲上，數十家者次之，數家者爲下；亦有傳食而課其子弟者，忘上下之分，而賓主之情始洽，不則無所得食；亦有無民而寓于鄰邑以需歲月者。後又令查報民數，視其損益而殿最之，官日益撫摩之不暇矣。 這是四川南部份人向北移殖的歷史，也眞顯出『民爲貴』的現象了。皇朝文獻通考卷一田賦考上還說：『順治十年，準四川荒地，官給牛種，聽兵民開墾，酌量補還價値。』其後陝甘人也隨大軍入川墾殖，蜀難敍略述說這件事情幷當時成都的景況云： 順治十六年八月，本朝巡撫高民瞻提兵由保寧恢復成都，監軍道程翔鳳亦自威茂至。……時成都城中絕人迹者十五六年，惟見草木充塞，麋鹿縱橫，凡市廛閭巷，官民居址，皆不可復識。諸大吏分處城樓，蓋前四鎭所葺者也。而川北及秦隴人俱相率隨大軍開闢，士農工賈技術胥役之類，惟力是視，俱伐樹白之以爲界，強有力者，得地數十丈不止，先施棚帳於髑髏瓦礫間，然後因樹爲柱，誅茅覆之，遠近趨利者，日輻輳，然故民則千百中不能一二也。城中豺虎熊㺄，時獵得之，而故蜀府內二m年後猶然。又聞城中井昔二萬餘，後不盈三百，其餘皆或人或金實其中，與平地等矣。 自古就號繁盛名地的錦官城中，竟成了這宗樣兒，太可憐了。幸而還有如歐陽氏遺書中所說的『天心仁愛』的話，云： 賊去之後，荒田自生穀種，荒土自生野菱；成都各壩，廣生奇草，其根叢白肥條，磨之可作麵餅，截之可作蒸飯，食之如麵美。丙申，丁西（卽順治十三四年）而後，此草又絕不生，而千百萬虎，亦不知從何消滅，此又豈非蒼天之德耶！ 在順治十八年時，依皇朝文獻通考所說，總計直省人丁共二千一百零六萬八千六百零九口，而四川布政司只有人丁一萬六千零九十六，只約佔全國一千三百分之一，與明末相較，差不多少了二百倍。就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四川是怎樣土曠人稀了。 同時淸總督李國英亦率兵入重慶，譚弘譚詣共殺譚文來降；把盧名臣打敗後，敍州馬湖等處亦歸入版圖，川南之劉文秀的餘黨郝承裔亦於十八年二三月間消滅。康熙二年中，李國英又將所謂夔東之西山十三家寇平定，四川才完全一統。雖不久又有吳三桂的叛變，人民重遭着戰爭的苦痛，然已不至如流賊的隨意屠殺了。 川旣田多人少，故仍需招民開墾，四川通志說：『康熙十年，定各省貧民攜帶妻子入蜀開墾者，准其入籍。』皇朝文獻通考田賦考二上說：康熙十年，定四川墾荒升用例。——時以川湖總督蔡毓榮言：蜀省有可耕之田，而無耕田之民，勅部議定招民開墾之例，以五年起科。如該省現任文武各官，招徠流民三百名以上，安插得所，墾荒成熟者，不論俸滿卽升；其各省候選州同知州判縣丞及舉貢監生有力招民者，授以署縣職銜，係開墾起科，實授本縣知縣。 又參戶口考一上說：『二十九年，定入籍四川例：四川省民少而荒地多，嗣後流寓之民，情愿在川省墾荒居住者，將地畝給爲永業，卽准其子弟入籍考試；如中式之後回原籍，幷往別省居住者，永行禁止。』因淸兵係由北而南，故初入川者，多爲隨軍而至之奏隴間人。十三家寇消滅後，川楚的交通無礙，於是湖廣人亦來得不少了。四川通志食貨田賦上引李先復疏中有一段說： 蜀省雖地居天末，素稱沃野，經明季流寇屠戮，於是民無孑遺，荒榛滿目。仰賴我國家休養三十餘年，漸有起色。復遭吳逆煽亂，流毒六載，幸皇上赫然一怒，天戈所指，旋卽撲滅。而土廣人稀，招徠爲急。……巴蜀界連秦楚，地旣遼闊，兩省失業之民，就近入籍墾田，塡實地方，漸增賦稅，國計民生，豈不兩有攸賴？乃近有楚省寶慶，武岡，沔陽等處人民，或以罪逃，或以欠糧罪比，託名開荒，攜家入蜀者，不下數十萬。……因爲去的人多，就需要造册查對了，皇朝文獻通考田賦考二上說：『五十一年，諭湖廣四川巡撫：民人有自湖廣往四川種地者，各於往回時，造册移送。——時湖廣民人往四川開墾者甚多，去時將原籍房產地畝，悉行變賣；至五年起徵之時，復回湖廣，將原賣房產爭吿者甚多。嗣後湖廣人民，有往四川種地者，該撫查明年貌姓名籍貫，造册移送四川察核；有自四川復回湖廣者，四川巡撫亦照此造册，移送湖廣，互相查對。』同時，令淸查四川隱漏的田賦，皇朝通考（同卷）上說： 四川巡撫年羹堯言：四川錢糧原額一百六十一萬六千六百兩零，四十九年現徵錢糧僅有二十萬二千三百兩零，甫及原額十分之一。蓋積弊已久，官借首糧之名，需索民錢，以致民間首報無多。宜立勸懲之法，五年內各州縣有增及原額之四五分者準陞，不及二分者停陞；不及一分者降調，無增者革職。尋御史段曦言：勸懲增賦之法，未能無弊。川省自明季兵燹之後，地廣人稀，本朝平定以來，雖屢經淸查增報而康熙四十九年現徵錢糧甫及原額十分之一。且以撫臣之近日加意催查，增至二萬六千餘兩，亦不過增現糧十分之一耳。今欲五年內增及原額十分之二及十分之四五，是增現糧之三倍四倍也，賢能之員，必罹不及分數之參處，而不肖有司，希圖陞進，或且抑勒首報，滋擾無窮。請將川省錢糧隱漏，澈底淸查，而勸懲可以不立，祇宜嚴飭有司，實心勸首里民紳士有田無糧隱匿不報者罪。如不肖官藉此累擾地方，通同侵隱，以及抑勒情弊，該督撫卽行參奏。從之。 五十二年又下諭說：『湖廣陝西，人多地少，故百姓俱往四川開墾。聞陝西入川之人，各自耕種，安分營生；湖廣入川之人，每與四川人爭訟，所以四川人甚怨湖南之人。或有將田地開墾至三年後，躱避納糧，而又他往者。今四川之荒地，開墾甚多，果按田起課，則四川省一年內可得錢糧三十餘萬。朕意國用已足，不事加徵。……』 這是康熙的德政，更可招徠墾殖的人民，故在康熙二十四年時，四川人丁只一萬八千五百零九人，較之順治末年，不過增加一千四百餘人，而在雍正二年時，就增加到四十萬九千三百零十一人，已約佔全國直省人丁六十二分之一，且較奉天，甘肅，湖南，廣西，雲南，貴州等省還多些了。
顧頡剛 黎光明《明末淸初之四川》，《东方杂志》1934年第31卷第1期學術論著页码: 17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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