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陈凯歌成了风口浪尖的话题人物，这一次与电影无关。
简单说，陈凯歌在2009年出版了《我的青春回忆录：陈凯歌自传》。邱路光认为书中描述的K的丈夫就是自己，并以陈凯歌造谣、杜撰，侵犯名誉权为由，将陈凯歌告了。
后来法院下了判决，要求陈凯歌登报道歉。然而，几年下来，陈凯歌没有履行判决，于是邱路光向法院申请执行。“陈凯歌拒绝道歉”因此登上热搜。最终，在1月15日，陈凯歌遵照判决，在三家报纸刊登道歉公告，该案落下帷幕。
《我的青春回忆录》我没有看过，不予置评，但陈凯歌的另一本书，即2001年出版的《少年凯歌》，则让我时常掩卷长叹。
一直以来，我对陈凯歌不太感冒。一方面是因为《霸王别姬》之后，他就再无直击人心的电影。另一方面是，他有点飘在云端，不接地气。
坊间很多段子都间接体现了他高冷、孤傲、桀骜的性格。但是，看完《少年凯歌》，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和情感。 有一句话这样说：如果你了解他的过去,你就会原谅现在的他。甚至，因他的遣词造句的才华，深情缱绻的抒情，以及叩问良心的勇气，还多了几分好感。
名导的书，我看了一些，比如李安、张艺谋、冯小刚，国外的小津安二郎、是枝裕和、费里尼，但从来没有一本书像《少年凯歌》一样，我还没看到一半，就决定给五星好评。《少年凯歌》在豆瓣有9.1的高分，是知名导演们写的书里面，评分最高的。
据前言介绍，这本书起于一家日本出版社的邀约，在日本书名为《我的红卫兵时代》。不知是因为它将在日本发行，还是陈凯歌痛定思痛的决心，书中文字既大胆赤露，又发自肺腑照见肝胆。
用陈凯歌的话说，这是一本自供书。在我看来它还是一本忏悔书。扉页末句如是写：“我一直不能以轻松的态度看待生活，这也许恰恰是我在书中所描绘的那个时代给我的影响，我却没有什么后悔。”
看《霸王别姬》大概是四五年前，看时不知道它在华语电影圈的高峰地位，看完觉得百味杂陈，酣畅淋漓，但又复杂难表。
一年以前，影评人梅雪风写陈凯歌，我对他这段话印象深刻：“姜文是呈现幻灭，而陈凯歌却拍的是即使幻灭，但幻灭的烟火也好过平庸的无声息的活过…他在这种幻灭中，看到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慷慨，一种极致的单纯，一种向死而生的壮烈。”
父亲
陈凯歌电影中的悲壮性，来自他性格中的悲壮性，而他性格悲壮性的诱因，或许发生在1964年。
《少年凯歌》讲了一件小事：1964年，阶级斗争盛行，一位小姑娘在以《母亲》为题的作文中，将她的地主母亲视为仇敌，而将党歌颂为母亲。这篇范文被传诵一时。陈凯歌说，他从小就被告之，爱是有阶级性的，血族亲爱关系也毫不例外。
一天，班主任将陈凯歌叫到面前，“她用两根手指拎着我的作业簿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在此以前，他一直以为父母都是共产党员，班主任的话不啻为晴天响雷。
陈凯歌日益增长的虚荣心无枝可依了，同时觉得羞愧极了。“我匆匆取回作文簿，在没人的地方撕掉了整篇作文。”
陈凯歌与父亲
后来，陈凯歌的父亲跟其他人，被关进了社会主义学院。母亲让陈凯歌去看父亲，替父亲“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
于是，陈凯歌好像知道了父亲“确实有问题”。在跟父亲见面后，父亲叮嘱他，以后要好好照顾妈妈和妹妹。他写道，“我们中国人没有拥抱的习惯，离开襁褓以后，除了父亲打我，我没有接触过他的手。我希望我当时抱他一下。”
可是，他还是知道了，父亲曾经参加过国民党。母亲解释说，父亲参加国民党，完全出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爱国热忱，当时国民党是执政党，在东南沿海的父亲甚至没有听说过共产党。
自幼接受共产党教育的陈凯歌，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我开始恨我的父亲”。
红卫兵后来将他的父亲，押进了他家的院子，人群中响起了“打倒”的口号声。“我也喊了，自己听见自己的声音，很大。”
后来，在众人目光的胁迫中，陈凯歌还走上前去，在父亲的肩上推了一下。“我弄不清我推得有多重，大约不很重，但我毕竟推了我的父亲。”
“活着还是死去？之所以还是问题，就因为人们尚能选择。在父亲的问题上，我选择了自私。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利害得失。”陈凯歌写道。
在推了父亲一把以后，陈凯歌才意识到，“我如此爱这个男人，在我试着推倒他的时候，才发现威严强大的父亲原来是很弱的一个人，似乎在这时他变成了真正的父亲。”
但是，14岁的陈凯歌还是学会了背叛自己的父亲，即便他强忍的泪水已流进了喉咙，他屈服于集体，屈服于恐惧，跟自己的父亲成为了阶级敌人。
母亲
噩运接踵而至。他曾经很要好的七八个同班同学，推开他家的房门，开口就是一句：“陈凯歌，我们红卫兵来抄你们家。”大病卧床的母亲，被命令面墙而立。
“我好像想说一句什么，终于没有说出来。”
陈凯歌看着家里所有东西被砸成狼藉一片。被一家人视为全部家当和宝贝的书，都被付之一炬。“他们打不开一个圆圆的小盒子，就用椰头把它敲扁，里面是用面纸包着的我和妹妹的胎发。”
一个个句子看似不动声色，但又好像都浸染了血泪。
陈凯歌一动不动，看着大病的母亲，被喝令着在墙边站了三个小时。“我没有想说理，或抗议，也没有想到怒斥或者索性用生命一搏…我甚至没有想到为久病的母亲要一把椅子。”
陈凯歌选择了血肉至亲受苦受难时，无动于衷。
而那时，陈凯歌刚刚14岁，在最幼年时，便领教了最残酷与恶诞的人生。
虽然，背叛与冷漠“出于自保”和“年幼无知”，这好像勉强可以成为父母谅解与自我和解的资本，但这种违逆人性的记忆，似乎还是给陈凯歌留下了无解的伤口。
“当孩子尚小，母亲的期待中一定包括着勇敢，那么，她那时是失望了吗？”
小四
相似的故事在《霸王别姬》中上演。程蝶衣把捡回来的弃婴小四养大，毫无保留地教他唱戏。却被长大后的小四反咬一口：小四不仅利用诡计抢了虞姬的角色，还将救命恩人的程蝶衣和段小楼推向火海。
在红卫兵的逼供下，程蝶衣当众揭穿菊仙是妓女；
段小楼为了保命跟菊仙划清了界限，令菊仙绝望到底；
段小楼还报告程蝶衣跟袁四爷有同性恋情。自相残杀、恩将仇报，统统上演，奏成醉生梦死的悲歌。
《霸王别姬》处处闪现着陈凯歌的人生印记，帧帧回响着他的人生长叹。
张艺谋因父辈的阶级成分不好，遭遇了人生的跌宕与磨难，但是，他没有过被迫“反戈一击”的遭遇，以及与之相应的遗留性伤痛，所以，他根本的表达驱动力，是超越跌宕与磨难，是求生。
相比于此，陈凯歌更倾向于“求死”，在向死的悲壮中，达成了自我身份的和解；在否定过去的自戕，获得些许被宽恕的疗慰。
以前，我将《霸王别姬》的功劳，归于演得极好的张国荣，或者归于写得极好的李碧华，而后来庸作常有的陈凯歌，也印证了他的天分与才华，跟《霸王别姬》并不匹配。或许，他只是幸运罢了。
如今，我才意识到，陈凯歌跟《霸王别姬》的关系，绝不仅仅是一场美丽的偶遇。
【文/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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