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生活为师 昨天17:15
战乱和分裂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特征，这一时代特征一方面造成了民不聊生的悲惨生活，另一方面也造就了一批思想活跃的文学作家。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是继战国“百家争鸣”之后，我国历史上另一个思想解放时期。当时的风流名士们追求艺术化的人生，他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旷达而风流自赏，这既是乱世之下痛苦内心的折射，更是一种高尚情趣的自然体现。
曹氏父子既是曹魏政权的中心人物，也是建安诗坛上的一代领袖。这不仅仅取决于他们的政治地位、他们的体貌英逸、他们的爱惜人才，更取决于他们的创作实绩。
他们的诗歌代表了建安诗歌的最高成就。曹操多才多艺，对书法、音乐等都相当精通，在经学方面也造诣较深。因其家世并非显贵门第，故其轻视繁缛礼节和虚无形式，崇尚通脱且注重实效。他不受传统和偏见束缚，亲手写作乐府诗，使乐府民歌成为富于艺术个性的文人诗歌，开创了“借古乐府写时事”的先河，并将乐府文学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文人乐府诗阶段。
他的诗歌，语言古朴率真，一方面极力抒发其政治主张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另一方面又感叹人才难得、人生易逝，是其心灵的一种真实写照。
三曹与建安风骨
曹丕，曹操次子，少有逸才，广泛阅读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年仅八岁即能作文。丕最为人称道的是其创作的游子思妇相思之作。这类作品以文人深婉细的笔触，写出乱世中人的内心世界。最能体现其个人情感表达的的艺术个性。
曹植，曹丕之弟，时代的动乱使他早年有儒家的济世之志，前期诗歌主要歌唱其理想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后期诗歌基调悲愤哀怨，或抒发在政治迫害之下的离别之悲、忧生之嗟、悼亡之恨，或抒写女性的相思与隐忧，寄寓自己遭忌被弃的感慨。总之曹植的诗歌“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达到了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是建安诗坛最杰出的代表。
阮籍、嵇康的游艺术
正始时期曹魏政权转向衰微，从高平陵之变司马氏集团控制朝政，到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政，并最后取曹魏而代之的这十几年间，司马氏大量诛杀异己分子，文坛也一直伴随着政治恐怖和血腥杀戮，在这种政治恐怖之下，诞生了两位狂士——阮籍、嵇康。
阮籍，自幼好学，博览群书，嗜酒能啸，尤好老庄，“当其得意，忘其形骸”。他内心看重道德，但因当时严酷的政治现实与其理想形成巨大冲突，转而在老庄中寻求慰藉，形成“外坦荡而内淳在”的性格，表面放荡不羁，内心十分痛苦。
他的诗歌内容广泛，主题丰富，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其诗有抒写内心激烈的矛盾和强烈的忧生惧祸之情，也有讽刺统治集团的荒淫腐朽和专制残暴，批判维护世族统治的儒家礼法的虚伪和借饮酒、求仙表现遗世独立、高蹈出尘的情怀。
嵇康，自幼资质不凡，多才多艺，尤善鼓琴。他一方面对儒学抱有真诚信仰，另一方面受老庄影响，希望实现精神上的自由。但刚俊激烈的个性使他难以明哲保身，使他无法压抑对现实的愤慨之情。作为正始时期的名士，他称自己“非汤武而薄周礼”，并坦言老子、庄子是他的模范，他视六经为污秽，仁义为臭腐。
他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认为一个人在社会中，其言行应该依从自己的本性，超越名教的束缚，不必理会社会的毁誉和一些是非成见。不因贵贱而扭曲自己的本性，是他一生追求的人生境界。在刑场上，嵇康顾视日影，从容弹奏《广陵散》，曲罢叹道“广陵散于今绝矣”，随后赴死，时年四十。
魏晋可以说得上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具有魅力的时期，文人文化意识的觉醒，中国文化儒、道、佛的融合，文人思想的解放，审美追求的变化，文人们的玄心、洞见、妙赏与深情使他们倾听自己内心的呼唤，那份真真切切的感受，也使他们对艺术化人生有种强烈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