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兵役制度的弊端

说到宋朝军队战斗力，我们都知道不怎么样，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都知道两宋，依然实行募兵制。而且为了保证士兵不会造反，高层的军官对普通士兵都会保持警惕，从而处处压制，所以士兵们的地位很低下，甚至于社会上的人都歧视当兵的人。这也是导致宋朝军队战斗力低下得一个原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他的兵役制存在问题。

宋朝兵役制度的弊端在于：第一，兵力的逐渐腐败。第二，番戌之制：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既不便于指挥统驭；而兵士居其地不久，不熟习地形；又和当地的人民，没有联络；三年番代一次，却等于三年一次出征。第三，则在带兵的人，利于兵多，带兵的人就可以克扣军饷以中饱私囊，有可以驱使士兵为自己牟利。每逢遇到水旱之灾，有可以招兵用于救荒，于是兵数递增。宋开国时，不满二十万。太祖末年，已增至三十七万。太宗末年，增至六十万。真宗末年，增至九十一万。仁宗时，西夏兵起，增至一百二十五万后虽稍减，仍有一百一十六万。欧阳修说：“天下之财，近自淮甸，远至吴、楚，莫不尽取以归京师。晏然无事，而赋敛之重，至于不可复加。”养兵如此之多，即使能战，也有一定的隐藏危机，更何况并不能战，对辽、对夏得战斗，都是隐忍受侮，简直不忍直视；而西夏入侵时，仍然驱使乡兵进行御敌。

当时兵多之害，人人知之，可是都顾虑发生什么政变而不敢裁兵。直至王安石提出变法，才大加裁撤。把不任禁军的降为厢军，不任厢军的免为民。兵额减至过半。又革去番戌之制。安石在军事上，虽然没有多大的成就，然而他裁兵的勇气是值得称道的。但是其所推行的民兵制度，则无甚成绩，而且有一定的弊端。

王安石所推行的民兵制度，是和保伍之制连带的。他立保甲之法，以十家为保，设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设大保长。五百家为一都保，设都保正副。家有两丁的，以其一为保丁。教以武艺，籍为民兵。民兵成绩，新党亦颇自诅。（如《宋史》载章惊之言，谓“仕宣及有力之家，子弟欣然趋赴，马上艺事，往往胜诸军”之类）。然据《宋史》所载司马光、王岩曳的奏疏，有名无实；以及保正长、巡检使等倚势虐民，真是暗无天日。我们不敢说新党的话全属子虚乌有，可是我觉得大多数一定如旧党所说保正长、巡检使等倚势虐民。因为此等行政上的弊窦，随处可以发现。

民兵之制，必要的条件有两个：第一，有强敌进犯国家。如此，举国上下，才有忧勤惕厉的精神，民虽劳而不怨。第二，行政上的监督，必须严密。官吏及保伍之长，才不敢倚势虐民。当时在宋朝这两个条件，都是欠缺的，所以不排除存在很大的弊端。至于伍保之法，起源很久。《周官》大司徒说：“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绸。五州为乡，使之相宾。”这原和《孟子》“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之意相同，乃使之互相救恤。商朝的君王令什伍相司连坐，才使之互相稽察。前者为社会上固有的组织，后者则是政治上的要求。此法在遇到战乱时可以行之。在平时，则犯大恶者;或其人特别凶悍，为良民所畏，必非人民所能检举。若使之检举小恶，则徒破坏社会伦理，而为官吏开敲诈之门，其事必不能行。所以自王安石创此法后，历代都只于战乱时用以清除奸轨，在平时总是有名无实。

裁募兵，行民兵，是宋朝兵制的一变。自此募兵之数减少。元裕时，旧党执政，民兵之制又废。然募兵的数量，一直未恢复。徽宗时，更利其缺额，封桩其响，以充上供，于是募兵亦衰。一直到金人入侵，以陕西为例，是兵最多的地方，可是仅得一万五千人去援助抵抗。以兵多著名的北宋，其结果至于如此，这样的情况令人惊讶？

南渡之初，军旅寡弱。当时诸将之兵，多是靠招降群盗或召募，以资补充的。其中较为强大的，当推所谓御前五军。杨沂中为中军，总宿卫。张俊为前军，韩世忠为后军，岳飞为左军，刘光世为右军，皆屯驻于外。是为四大将。光世死，其军叛降伪齐。以四川吴价之军补其缺。其时岳飞驻湖北，韩世忠驻淮东，张俊驻江东，皆立宣抚司。宗粥再入犯，秦桧决意言和，召三人入京，皆除枢密副使，罢三宣抚司，以副校统其兵，称为统制御前军马。驻扎之地仍旧，谓之某州驻扎御前诸军。四川之兵，亦以御前诸军为号。直达朝廷，帅臣不得节制。其饷，则特设总领以司之，不得自筹。

所以呢，两宋时期，统治者竭力集权与中央，中央要有强大的常备军，可是有看破民兵分业在经济上的利益，才有了极端的募兵制，其实我个人觉得募兵制本身没错，只是宋朝没有加以管制以及统治没有以更好的政策去加以利用，这次导致宋朝虽然有强大的军力，但是没有强大的战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