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从氏族社会到封建社会终结，虽然素有“五千年文明史”的美誉，但是，妇女的地位却始终和“文明”显得格格不入。千百年来，在传统道德观念的约束下，妇女的权利一再受到压制，她们存在的意义更倾向于“传宗接代”而已，而“贞节观”无疑是最大的推手，它的出现，使人们忽略了妇女在社会生产、发展中的作用，也从精神、思想层面给妇女戴上一套无形的枷锁
“贞节观”的由来
要追溯“贞节观”的起源确实有难度。氏族社会是母系社会，女性一度占据主导地位，《诗经》中“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就是最好的证明；而男尊女卑的萌芽则出现在《易经》中：乾为天，为阳，为男；坤为地，为阴，为女。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社会构造体系中的男女地位就开始发生转变，但，这是个缓慢的过程，并没有一掷而就。直到原始社会末期，随着氏族间的战争和俘虏（奴隶）的出现，男权才开始攀升，经过奴隶社会的发展，到了封建社会初期，男尊女卑的社会秩序已经形成，但在当时还没有什么“贞节观”
古代的“贞节观”是随着朝代的改变而一直在变化的。秦汉时期“贞节观”并不明显，就像秦始皇的母亲也曾下嫁多人；而两汉时期“寡妇再嫁”简直是种潮流，汉武帝的姑母、刘秀的姐姐都是代表人物，民间也没有所谓的“贞节观”，寡居即嫁，没什么大不了的。
实事求是的说，隋唐时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繁荣期，各种制度都得到健全和完善，社会风气也比较开放，这一时期，虽然“三从四德”的传统贞洁观对妇女依然有着束缚，但严苛程度却降低了不少。唐太宗李世民娶了李元吉的老婆，唐高宗李治娶了父亲的才人武则天，唐玄宗更是纳了自己儿子李瑁的媳妇。那个时候，“改嫁”也并不是什么大事情，隋炀帝的妹妹兰陵公主先是嫁给了王奉孝，又改嫁柳述，时人也并没有指指点点称之为有违道德。唐朝时期，上层妇女更是没有舆论压力，公主们改嫁已是家常便饭，嫁过两次的有二十五位，嫁过三次的也都有三位。
这种现象是自上而下的，民间百姓也是如此。在隋唐时期，可没有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也没有说这边夫君写下休书，那边夫人立马上吊的。在那个时代，择偶是相对自由的，直到五代时期，中国的“贞洁”观念也还是比较宽容的。
到了宋朝，由于贯彻“重文轻武”的政治策略，伤风败俗开始被世人所鄙视。靖康之耻中一位皇后为了不被金国将士侮辱，毅然自尽，这拉开了“贞节”的帷幕。之后出现了“程朱理学”，“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也开始被广为推广，再后来出了一个名人——朱熹，这位爷不但提出“女子无才便是德”，更是出了一本《四书集注》，将妇女的地位进一步压缩；最要命的是到了元朝，竟然将这本书作为科举考试的唯一指定用书，这就麻烦了，在社会文化中起着传播作用的文人士子们将“男主外、女主内”、“裹足”等内容传遍大街小巷，让其深入每个人的心里，于是乎，妇女的地位开始一落千丈。所以，女人们要骂就骂朱熹
明朝是“贞节观”的鼎盛时期。朝廷继续推崇“程朱理学”，三从四德成为女人们的恪守规则，女人越来越保守，地位也越来越低，与此同时，为了让妇女心安理得地接受这种制度，朝廷还不断树立“贞洁烈女”的典型，并颁发“贞节牌坊”。鲁迅就曾痛斥这种做法：每一座贞节牌坊下面，都有一个妇女的冤魂！这其实一点都不过分
清朝
到了满清，鉴于明清更迭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为了安抚人心，明朝的制度基本上得到延续和传承，根深蒂固的“贞节观”也被全盘接收。不单官方认可，民间对此也是默认态度，康熙年间浙江仁和的“林氏烈女”轰动一时，就是最好的写照
林氏在其丈夫死后，买了两幅棺材，准备一幅葬夫，一幅葬己。她多次寻死都被众人拦下，连公公婆婆的劝说也听不进去，一心殉夫。后来县令想了一招，让其族人将孩子过继到林氏名下，想让她看在孩子的面上，断了轻生的念头，可林氏还是决心一死。县令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以公婆年迈为由，让其养老送终，这才打消了林氏寻死的念头。可是当二老去世后，林氏还是绝食而亡。县令专门写了一个“孝节两全”的牌匾来表彰林氏的贞烈
看看“贞节观”对妇女的毒害，贞烈固然是有，但是，愚昧显然更多！好好活着才是对逝人最好的安慰
我们是要解析再婚妇女的婚姻自主权，为什么写了这么多关于“贞节观”的内容？因为在满清时期妇女们依然固守着传统的“贞节观”，这种观念对妇女们婚姻、乃至再婚思想的影响非常大，妇女们对再婚的纠结完全可以理解成对“贞节观”的纠结；满清时期，女性虽然没有婚姻自主权，但对于寡居的妇女而言，其在再婚的过程中却已经拥有一定的婚姻自主权，而且这种权力是被国家法律和民间社会普遍认可并允许的。
清代妇女婚姻自主权的类型
清代妇女再嫁，原因无非三种情况：一种是寡妇再嫁，按再婚的方式，又可分为嫁到夫家和坐产招夫两种；第二种是丈夫外出未归，虽然没有明确的亡故消息，但因年代久远，妻子可改嫁他人；三是被丈夫或他人典卖。对于这三种情况，再婚妇女的婚姻自主权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不嫁的权力。
《樊山批判》中有这样的案例：李杨氏在丈夫去世后立志守节，并已在夫家守寡三年。后因婆婆李刘氏及小叔李裕成欲将其嫁卖而躲到母家，表达了其坚欲守节的决心；
清代法律规定：其孀妇自愿守志，母家夫家抢夺强嫁者，各按服制照律加三等治罪！所以相对于初嫁少女而言，寡居妇女对于要求其改嫁的“父母之命”是可以拒绝的。守寡妇女的这种权利是受法律保护的
二，请求再婚的权利。
寡妇自嫁为律例所禁，并被民间认为是“寡廉鲜耻”之事，但请求改嫁与自嫁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行为，因此并没有被法律所禁止。如《顺天府宝坻县刑房档案》中记载：民妇刘氏自称自己17岁嫁给了陈孟龄，夫妇虽然和好，但陈孟龄却屡行不善，两人因此反目，孟龄遂将其休弃。刘氏请求知县准许其再嫁。虽然这则呈状并没有记载最终该妇女是否改嫁，但是从呈词中可以看出，清代妇女已经有了再婚的请求权。
不管是对“不嫁”的保护，还是允许妇女申请“再婚”，这在明朝是不敢想象的，这是社会的一个进步，而满清再婚妇女婚姻自主权也完全是围绕这两点展开，我们分析的核心也始终围绕着“不嫁群体”和“再嫁群体”这两种形式
清代妇女婚姻自主权的来源
从表面看来，和初嫁少女相比，清代再婚妇女的婚姻自主权来自于丈夫去世、或妇女对丈夫人身依附关系的减弱，但实际上，丈夫的去世或外出后音讯全无只是妇女寡居和再嫁的前提，却并没有使妇女获得完全脱离夫权的人身自由，她们有的也仅仅是“提出”诉求的权利。妇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贞洁观念（“不嫁”的原因），与民间社会中“因穷饿改嫁者十之八九”的社会现实（“再嫁”的原因），才是妇女获得再婚自主权的推动力量，也是“不嫁”的心理基础与“改嫁”的外在动力。
一方面，自宋朝之后到乾隆末期，作为官方哲学的程朱理学，被抬到至高无上的位置，成为规范妇女的最高准则。于是，统治者与社会精英利用其强权与文化传播权，将程朱理学及其所倡导的价值观，以教化、灌输、奖励等方式渗透到民间；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有民众对官方文化自愿认同的方面。比如，官方首先要了解民众的心理需求，然后再将一套与民众需求相呼应的世界观、价值观通过民间社会传播到民众心中。
至清代，“讲贞洁、尚名分”的风气在社会中已经成为一种主流，有人根据《古今图书集成》所录历代烈女统计：从明朝至清朝康熙末年（1368~1722）的354年间，共有11529位烈女，占历代总数的95%。虽然期间人口本多，所存记载也多，这个数字的真实性存在争议，但如此多的烈女却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妇女自幼就被要求谨守妇道，保持名节，恪守“三从四德”。因此当时妇女坚持不改嫁以保持自身名节的决心，具有很深的社会基础。
另一方面，尽管在正史、地方志、族谱中有关妇女守节不嫁的记载不绝于耳，但这并不表明再嫁现象不存在。之所以很少看到这种记载，是因为社会普遍将寡妇再嫁认为是一种可耻的行为。明清时期的一般祖谱、方志编撰者，大多把此类事件视为“家丑”而不欲“外扬”。但尴尬的是，在一些档案资料中，因妇女再嫁而引发的纠纷与诉讼却大量存在。这是一种与理学所倡导的道德理念相异的社会现实，正所谓“上者守节，下者再嫁，各以其志可也”（《东昌府志》）
提出再婚要求的原因
那么在“妇女足不出户”，“家夫亡，妇耻再嫁”的清代社会中，妇女又怎会提出再婚的要求？国家又如何对其再婚的要求进行保护呢？经济问题是妇女提出再婚请求的主要原因。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在以男性为主体的封建社会中，妇女完全依附于男人，没有独立的财产权和继承权，经济地位极其低下，所以丈夫死后的生存问题，是导致妇女提出再婚请求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在封建社会，妇女再婚与少女出嫁一样，会为母家和夫家带来一定的聘礼，这和现代社会有点相似。因此，家人的思想也为妇女的再婚提供了宽裕的舆论空间及情感支持。
三，《大清会典事例》中规定：妇女不论生前离异或夫死寡居，如若改嫁，其所有随嫁的嫁妆归前夫家所有。丈夫死后，如若夫家家产颇丰，那么寡妇肯定会考虑是否留守的问题，也可能以“坐产招夫”的名义请求再嫁。
这样看来，在经济背景下，理学“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之间已经显得格格不入。面对清朝中叶以后，理学“贞节观”所受到的空前挑战。“朝廷有旌节妇之条，并无阻止寡妇不嫁之理”，既表明了朝廷的无奈，同时也体现了朝廷立法在价值与事实之间的均衡立场。
清代妇女婚姻自主权的现实性
国家立法及个人经济状况等，为清朝妇女的再婚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保障。除此之外，在实际生活中，妇女获得的“不嫁”权或“再嫁”权，是经济、习俗、官吏的政治需要等诸多现实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首先，妇女丧夫后，一般会有三个选择。其“其一从夫地下为烈，其二冰霜以事翁姑为节，其三恒人事（改嫁）”（《明史·列女传》）
若选择殉夫、守节，固然会得到朝廷的褒奖和赞誉，但就事实而言，真正经得起考验者，并不多。面对生活的压力，即便是妇女有守节之心,也往往会被现实所打破，最终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放弃传统的贞节观；
其次，尽管一个寡妇可以不畏生活艰辛选择只矢守不嫁，但当她的选择与家庭、家族、亲属、及其他社会关系发生矛盾的时候，其权力就会遭到践踏。说白了，这还和经济有关，由于妇女改嫁，亲属们可以获得一定的财产，因此一些亲属往往将寡妇视为商品，争图改嫁，有的地方还有“扛孀”的习俗，即新寡之妇，夫族之家多人争着为其主婚，让其再嫁，以便获得彩礼。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贞妇有心守节，但往往会被家族亲人所不容，最终还得再嫁；
最后一点就是官吏因素，在古代，地方官的价值观必须和朝廷保持一致，而地方出现贞节烈女往往被看成是地方风俗的标志，甚至还能成为地方官的政绩之一，所以，地方官的宗旨也是以“劝和不劝散”居多，“改嫁”的请求往往得不到批准；另外，地方的诉讼案件已经让地方官不厌其烦了，从减少行政事务的角度出发，他们也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光绪年间曾做过江西建昌知县的董沛，在余陈氏请求再嫁的批词中写到：“试思建昌风俗颓坏已甚，若令孀嫁之妇纷纷效尤，匪特官事繁忙，目不暇给，亦复成何政统？”（《晦暗斋笔记》）
尾话
从以上可以看出，满清时期的寡居妇女虽然有了一定的婚姻自主权，但是，在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下，要想保住“不嫁”的权力、和想要取得“再嫁”的权利都十分困难，她们以失夫为代价所换取的婚姻自主权，在官、民、社会所共同营造的压力中，经常变得无足轻重。即使偶有法律上的保护，也会在实施中大打折扣
绕了一圈，妇女的地位还是没有得到什么根本改变，究其原因，“贞节观”对封建社会的影响是从上而下、全面性的，当权者从未真正重视过妇女在社会中的作用，从而拒绝提高女性的话语权，而“婚姻自主权”整个超前理念，对于皇权和秩序来说都是一种挑战，注定不被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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