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皇帝继位之初,帝国总能有一些起色。说句粗俗的话,就是新修的厕所也能香三天。可自从崇祯皇帝继位以来,似乎除了干掉魏忠贤是顺利的,其他事情干得都不顺利。
一来二去,崇祯皇帝也看明白了:凭自己的能力,根本不足以打破官僚集团的攻守同盟。
官僚集团别的本事或许不咋样,但装傻充愣和装腔作势的本事却是一流的。
想处理贪官,首先要有人证物证。但在官僚集团一致对外的前提下,想取得人证物证谈何容易,韩一良和张凤翔都是活生生的例子。
官场的贪腐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普遍现象。如果崇祯皇帝想拿贪腐开刀,就等于主动站在了官僚集团的对立面。
吃一堑未必能长一智,崇祯皇帝经过几次失败,逐渐学会了唯结果论:只要结果不好,我就收拾你们!
比如说,某官僚负责某件具体事务,如果没有闹出丑闻,崇祯皇帝就当他工作完成得还不错。一旦出现丑闻,那崇祯皇帝一定会下狠手整人。
客观地说,能把手握生杀大权的崇祯皇帝逼到这份上,明末那帮官僚足以自傲了。可他们对此还是大呼小叫的:这皇帝太没有人性了!
立下这条规矩之后,崇祯皇帝就把杨镐杀了。杨镐是何许人也?就是当初萨尔浒兵败的明军总指挥。
言官交章劾镐,逮下诏狱,论死。崇祯二年伏法。——《明史》·卷二百五十九·列传第一百四十七
自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因兵败被革职,到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被杀,其间足有十年,杨镐一直被关在监狱里。
按说,搞出萨尔浒这样一场大惨败,杨镐死十次都不够,可为什么一直没有被杀呢?主要是因为大家理解和同情杨镐,萨尔浒虽然败得惨,但杨镐责任不大,对此我之前写过分析文章,今天不赘述。
既然理解和同情杨镐,为什么不把他放出来呢?主要是因为萨尔浒败得太惨,虽然杨镐责任不大,但总归是一个合格的替罪羊,所以就一直关着他。
崇祯皇帝为什么要在这个节骨眼上杀杨镐呢?主要是为了替自己那套“唯结果论”的工作方式立威。想找茬杀一个在位的官僚不太容易,杀一个已经失势的官僚还是不难的。
换言之,崇祯皇帝用这种方法向官僚集团集团示威:我不管杨镐是否委屈,我也不想知道萨尔浒兵败的详情,我只知道萨尔浒败了,而且败得很惨,这个家伙是总指挥,就该付出代价。
从官场潜规则来看,杨镐的确罪不至死。但崇祯皇帝被官僚集团收拾了好几次,已经有点不耐烦了,所以找一个软柿子捏,这只能算杨镐的命不好。
杨镐的死,总会令我联想起熊廷弼。两人都是被关了很久,却突然被杀,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虽然熊廷弼之死有其咎由自取的因素,但被关押三年之后,皇帝的杀意早就衰减了。可当魏忠贤和东林党斗起来之后,由于东林党曾为熊廷弼的罪名奔走,所以魏忠贤打算利用这一点打击东林党,顺手干掉了熊廷弼。
崇祯皇帝的这种工作方式的确简单粗暴,但如果他连这条底线都把握不住,那整个国家都会变成贪官污吏的乐园。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后金兵临北京城,这下可把崇祯皇帝吓得够呛。等后金退兵之后,崇祯皇帝开始追责了。
在说后金兵临北京城之前,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某国打算修建堤坝,成本估算在一百万两白银左右。可工部经过核算,给出的成本是二百二十九万八千六百七十两五钱白银。皇帝一看这个数字有零有整,说明工部的确经过了细致的工作,不然他们直接报个二百三十万两白银就行了。也说明工部的官员非常廉洁,不该拿的钱绝对不伸手,好样的!
可结果呢?一场暴雨过后,堤坝直接被冲垮,下游的百姓死伤无数。事后追责的时候,发现就是工部官员的问题。
工部官员考察现场的时候,发现这里几十年没有下过暴雨了,堤坝没必要按高规格来修,少花点钱就行。可没想到,堤坝刚修好没多久,就遇到了百年难遇的暴雨,豆腐渣堤坝自然被冲得七零八落。
话题回到崇祯二年,后金大军兵临北京城的事,其背景和上述事件大同小异。
按照规划来看,政府对于北京相关地区的安全投资一定不会少,可落到实处的投资却相当少。理由很简单,北京相关地区近百年没遇到过兵灾,负责防务的相关官员,和上述故事中的工部官员一样,产生了一种错觉:这一块的工作可做可不做,反正不会出事。
可上述故事中的工部官员,遇到了百年难遇的暴雨;负责北京防务的相关官员,遇到了后金兵临北京城。
很多投资,平时不显山不露水,可一到关键时刻就显示出重要性了。
比如说,后金大军深入长城好几天之后,北京才得到边防警报。在后金退兵后,崇祯皇帝立刻开始追责,边防警报是谁负责的?兵部尚书倒霉了。
比如说,北京匆忙进入战备状态之后,城防出现各种缺陷。在后金退兵后,崇祯皇帝立刻开始追责,城防工作是谁负责的?工部尚书倒霉了。
比如说,在内外一片混乱的环境中,竟然出现了上百名囚犯越狱逃跑的事件。在后金退兵后,崇祯皇帝立刻开始追责,看守监狱是谁负责的?刑部尚书倒霉了。
上述三项工作都是好追责,但后金入境的责任就不好追了。
崇祯皇帝大发雷霆:你们统率二三十万大军,十多万匹战马,一年消耗军费数百万两白银,竟然让敌军一鼓作气打到北京城下,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蓟辽督师袁崇焕率先申明:我主要负责防守宁锦一线,敌军并不是从宁锦一线进来的,与我无关。
对于袁崇焕的这种表态,北方各镇的军事长官并不认可:国家把主要军费都用于宁锦一线,我们这边防守自然薄弱。
再者,国家把所有精力投入到宁锦一线,却依然没能阻止后金大军入关,可见固守宁锦一线的战略是错误且无意义的,袁崇焕不负责,谁负责?
如果按照崇祯皇帝过去的施政策略,那必然是被这帮人吵得头痛,最终不了了之。但这一次,崇祯皇帝是铁了心的只看事实不问结果。
因为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后金大军兵临北京城一事。兵部尚书王洽下狱(死于狱中)、工部尚书张凤翔下狱(后来被遣戍边卫)、刑部尚书乔允升下狱(后来被遣戍边卫),蓟辽总督刘策下狱(后来被杀)、蓟辽督师袁崇焕下狱(后来被杀)。
帝颔之,遂下洽狱,以左侍郎申用懋代。明年四月,洽竟瘐死。——《明史》·卷二百五十七·列传第一百四十五
会工部尚书张凤翔坐军械不具下吏,四司郎中瘐死者三,遂诏居益代凤翔。——《明史》·卷二百六十四·列传第一百五十二
二年冬,我大清兵薄都城,狱囚刘仲金等百七十人破械出,欲逾城,被获。帝震怒,下允升及左侍郎胡世赏、提牢主事敖继荣狱,欲置之死。——《明史》·卷二百五十四·列传第一百四十二
大清兵由大安口入内陆,策不能御,被劾。祖大寿东溃,策偕孙承宗招使还。明年正月与总兵张士显并逮,论死,弃市。——《明史》·卷二百四十八·列传第一百三十六
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对,遂缚下诏狱。——《明史》·卷二百五十九·列传第一百四十七
除了这些有名有姓的高官之外,其他大大小小被株连的官员也有一大群,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的官员更是不计其数。
如果大明处于网络时代,那么崇祯皇帝的雷厉风行,自然会赢得广大网民的一致称赞:这才叫“只打老虎,不拍苍蝇”。
可由于大明并未处于网络时代,所以崇祯皇帝的雷厉风行,自然引得官僚集团怨声四起:这才多大点事?不过就是被后金抢劫了一把,北京安然无恙,你居然抓了一票高官下狱,这都是临时工的责任呀!
谎话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传得久了,就会变成真理。后世读者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崇祯皇帝这一招有多高明,他们的论点主要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的都城修得不合理,永乐爷(朱棣)当初选北京有他的理由,但现在北京距离后金太近,已经不适合做都城了,这次被后金打到城下就是明证,与官员无关。
其次,崇祯皇帝的领导出了问题,你无法改变贪腐现象,才出现了这么多纰漏。就因为你当皇帝的无能,所以谁当工部尚书都整不好城防,谁当兵部尚书都弄不好边防,谁当刑部尚书都管不好囚犯,谁当前敌统帅都只能背锅。
就算这些人一时失职,可他们都是能力一流的文臣武将,大明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却还要杀掉这些优秀人才。千言万语一句话,都怪你崇祯,活该你亡国!
如果孤立地看待崇祯皇帝这种管理手段,的确令人不敢恭维。可问题是,崇祯在与官僚集团博弈了几轮之后,实在是没有办法,才出此下策。
如果讲道理有用,崇祯皇帝自然愿意讲道理,毕竟从名义上讲,大明是朱家的国。可就是因为连续的失败,崇祯发现:如果光动嘴,自己绝不是那帮官僚的对手。在这种背景下,自然只能用简单粗暴的方法治国。否则,这个国家真要变成贪官污吏的乐园了。
许多人在非议崇祯皇帝的残暴和刻薄时,通常是建立在官僚集团尽心尽力工作的前提下。如果官僚集团真能言行如一,那么崇祯皇帝的所作所为自然是残暴而刻薄的。
可问题是,官僚集团有他们自己说的那么好吗?显然是没有的。不夸张地说,把大明帝国县级以上官员抓起来全部枪毙,也不会有几个冤死鬼。
在这种乱七八糟的大环境中,崇祯皇帝自然只能问结果不问过程。这种做法很过分吗?我不这么认为。
很多人之所以会对崇祯皇帝表示不满,主要是因为袁崇焕也被关押,之后更是被杀,认为崇祯皇帝中了后金的反间计。
说这话的人,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袁崇焕被杀并不是孤立事件,蓟辽总督刘策也被杀了,他是不是因为反间计而死呢?还有兵部尚书王洽,他又是因何而死呢?
崇祯皇帝这回是标准的大范围杀伤,绝不是针对袁崇焕一个人的。但就算崇祯皇帝如此狠辣,整个官场在经历了最初的惊讶之后,依然我行我素。
他们在做事的时候,依然是消极且麻木的,一旦出了问题,宁愿自杀也不愿迎合皇帝(比如说梁廷栋和张凤翼)。
八月十九日,大清兵出塞。至九月朔,凤翼卒。逾旬日,廷栋亦卒。已,法司定罪,廷栋坐大辟,以既死不究云。——《明史》·卷二百五十七·列传第一百四十五
崇祯皇帝折腾了半天,却发现自己的所作所为还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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