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贵州境内卫所的建置除了分布不均衡外，在职能上也与内陆卫所很不相同。既然是卫所，当然得承担军事使命，但明代贵州卫所的特殊性正在于，除了承担正常的军事使命外，下述四大职能一项也不能少，这才是明代贵州卫所真正的特殊之处。如果这些卫所不担当起下述四大特殊使命，不仅贵州设省无从谈起，就连卫所本身的存在也得蒙受严峻的挑战。
明代所接管的贵州地区，除了土司领地就是“生界”。朝廷的封疆大吏，在茫茫贵州大地上竟然无立锥之地，要在贵州设省建府谈何容易。若凭借朝廷的名义，又能以恩惠收买贵州各级土司，那么派兵戍守，也就变得可行了。明廷接管贵州的次年（1368年），能立即着手卫所的建置其原因正在于此。因而卫所一旦建立，就变成了朝廷钉在贵州大地上的铁钉，成为日后设省置府的基础。
贵州一旦卫所设置成功，设省置府就成了必然的后续行动。永乐十一年（1413年），思州、思南田氏土司兄弟内讧，这对于土司而言，本来是家常便饭，但永乐皇帝却能抓住时机，暗底调兵五万，由镇远侯顾成全权指挥，在不惊动两大土司任何下属的情况下，仅凭借少数亲兵的突袭就抓捕了武装械斗的田琛和田宗鼎。
（参见《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8167页）
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元凶被抓获后的三天，田氏土司的下属，才获知事情的真相。而此时官军已经布置完毕，将田氏土兵彻底控制，以至于朝廷一声令下，在贵州维持了五百年统治的土家族田氏土司，在一夜之间就彻底土崩瓦解，贵州设省随之宣告完成。试问，若不是田氏土司领地周围已预先安置了兴隆、平越、偏桥、镇远、清浪、平溪7个卫所，五万大军的调动，能作得如此神速果断吗？若田氏土司不除，贵州设省又从何谈起。
贵州设省之初，省城贵州城周围竟然无一寸朝廷辖地。若没有贵州卫和贵州前卫的屯军和屯防地作支撑，贵州行省的行政官员如何能安坐贵州城内办公？若没有两卫将士拱卫，行省官员的安全又如何得以保障？总之，若非事先设置了贵州卫和贵州前卫，要将省城设在贵阳也万万办不到，即使设置了省级机构，也只能是空中楼阁。一言以蔽之，贵州境内的卫所设置，恰好是贵州行省设置的开路先锋。
不仅省级机构如此，府级机构也不例外。安顺军民府的设置虽迟至万历三十年（1602年），但作为影子存在的安顺府却在正统三年（1438）已初具规模。就在日后安顺府的辖境内，正统三年（1438）时已有四州的设置，它们是安顺州、永宁州、镇宁州和普安州。
（参见《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1201页）
有趣的是，除普安州外，其余三个州既无治所又无城垣，更为里甲，属下只有六个长官司。于是，普定卫不仅是一个军事设防重地，还是安顺、永宁、镇宁三州的治所，还是康佐等好几个下属长官司的办事处。
（参见《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1202页）
当时的普定卫城不仅承担了府城的职责，拥有了府级行政机构的雏形，还充当了各级下属机构的联合办公处。当时安顺军民府虽然没有挂牌，但作为日后安顺府前身的胎儿，已经在普定卫城孕育之中。普定卫城事实上成了安顺军民府的母体和摇篮。若没有普定卫，安顺军民府将从何而来？又将如何建置？
贵州设省之初，省、府、州、县虽次递设置，但各级行政机构完全被包围在土司领地之内，暴露在连土司都未曾设置的生界面前，因而郭子章在《黔记》一书中哀叹说：“东路仲苗不窥我城，即断我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立足未稳的各级行政机构，如果失去了各卫所的支持和保卫，根本无法站稳脚跟。因而，各级政府官员，一方面是为了安全，另一方面是为了方便。正常的办公和礼仪活动都往往在卫所中进行。难怪明人王士性说：“其开设初只有卫所，后虽渐渐改流，置立郡邑，皆建于卫所之中，卫所为主，郡邑为客，缙绅拜表祝圣皆在卫所。”
（参见[明]王士性《广志绎》，吕景琳，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3页。）
由此看来，明代贵州的卫所不仅要为贵州省的设置铺好路，为这些行政机构提供办事处，还得给这些行政机构充当保镖。如果没有这些遍地开花的卫所，要在贵州陆续设置各级行政机构并能正常运转，几乎是无从谈起。
明代其他行省的各级行政机构，都靠编户齐民提供税赋和劳役得以运转。但在贵州设立行政机构则不然，在贵州除了土司领地外就是生界，赋税的筹措全凭自愿“认纳”，能够足额上交的赋税远远不足以支撑省、府、州、县各级行政机构的运转。因此，建省后的半个世纪间，贵州各级行政机构的维持都得靠邻省“协济”，也就是说，从邻省中划拨出一部分税负支持贵州行省机构的运转。在支持贵州各级行政机构的运转中，贵州各卫所也功不可没。
这是因为，各卫所屯军由于居住日久，无论官兵都积累了一定私产，开始有能力通过合法或非法的手段，从土司名下陆续购置田产，由于这样购置到的田产，不属于朝廷划拨的屯田用地，不能免税，必须向地方官员申报，才能获得土地产权。因而这样的私产虽多有隐瞒，但始终有一部分最终还是上报了各级行政机构，并因此而开始承担国家赋税。
郭子章《黔记》一书中，忠实地记录下了贵州各卫所屯军的私产及其所担负的相应税额。我们从中可以得知，明代贵州各级政府，第一批掌握的税负来源恰好出自各卫所屯军的私产。这是真正意义上不由土司提供的规范税负来源，也是贵州各行政机构稳定税收来源的开端。正是凭借这样的赋税收入，邻省“协济”才得以缓解，贵州各级行政机构的正常运转才得到起码的保障。
除了税负之难外，更大的困难则是无人为地方行政机构提供劳役。其原因在于明代的贵州除军户外，所有居民要么是土司制下的部民，要么是“生界”的“化外”居民，这两种人都不能向地方行政机构提供劳役服务。于是维持贵州各级地方行政机构正常运转的劳役提供，不得不落到卫所军户的头上。沿途的运输，过往官员的劳力服务，军政文的传递，全部落到各卫所军户的头上。因而明人王士性说：“晃州至平夷十八站，每站虽云五六十里，实百里而遥，士夫商旅纵有急，止可一日一站，破站则无宿地矣。其站皆军夫。辰州以西，轿无大小，官无贵贱，舆者皆以八人，其地步步行山中。又多蛇、雾、雨，十二时天地暗曶，间三五日中一晴霁耳，然方晴倏雨，又不可期，故土人出必披毡衫，背箬笠，手执竹枝，竹以驱蛇，笠以备雨也。谚云：“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参见[明]王士性《广志绎》，吕景琳，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3页。）
由此看来，这些亦军亦民的军户们，不仅要像一般老百姓那样承担劳役，而且在贵州承担的劳役比中原各省都要繁重得多。加上道路崎岖，毒蛇猛兽横行，气候阴湿多变，劳役繁重之外，还得承受老天爷的肆虐和地理环境的折磨。贵州卫所屯军对贵州行省行政建构的运转，其贡献之大足以令人惊异。难怪明人王士性哀叹说：“本朝勾取军伍总属虚文，不问新旧，徒为民累。惟贵竹（州）卫所之军与四川、云南皆役之为驿站与夫，粮不虚糜而岁省驿传动以万计，反得其用。”
（参见[明]王士性《广志绎》，吕景琳，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3页。）
王士性哀叹之余，我们不得不承认，若没有卫所屯军的辛劳付出，贵州行省的正常运转几乎无从谈起。
贵州行政机构设置的秩序也与内陆迥然不同，不是至下而上，逐级提升建置，而是自上而下逐级具体化。贵州设省之初，全省疆域中的不少地方，设了省但却没有设府；设了府，治下却没有州；设了州，治下没有属县；设了县，治下也没有里甲。空壳的省、府、州、县遍及各地，其中例外者少而又少。在这样的背景下，贵筑县、镇远县、清平县堪称例外了。
隆庆三年（1569年），明廷决定设置贵筑县，理由正在于贵筑长官司的治下大多属中华流寓，这样的中华流寓从何而来，《明实录》没有明说。但贵筑长官司领地恰好位于贵州城南门外，贵州卫的设防区包围之内，却能给出一个意向性的答案。明代中原汉族向贵州实施民间移民，必然得克服语言上的障碍，落籍上手术困难和产业购置的繁琐。
在这样的背景下，只有一条路最为便捷，那就是依托卫所暂住，凭借卫所作后盾，购置周边的土司领地，就可望获准顺利定居。贵筑长官司正是占了这份地利，又得到了贵州省政府默许和鼓励，汉族移民才得以在贵筑长官司领地上陆续定居，最终才实现了从“夷多汉少”到“汉多夷少”的转变，贵筑置县也才顺利成章。
镇远县和清平县的设置也与贵筑县相似。都是依靠卫所的支持和中转，才能积累起较多的汉族民户，最终才在明中期以后陆续设县。如果没有卫所提供这种中转作用，这些里甲完毕的县级机构，断不可能在明代设置成功。
贵州卫所在职能上的上述4大特异性，注定了贵州的卫所不可能是纯粹的军事建置，而是一种军中有民的“准行政设施”。贵州境内的卫所，近一半都属于军民指挥使司，看来绝非偶然，而正好是上述四大特异性的折光反映。
总之，弄清明代卫所建置的特点和职能，不仅是解读贵州明代历史的钥匙，而且是探讨民族关系的缩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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