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吏治理制度称之为“吏治”。古代的官吏是对大小官员的统称，官指的是有品级的官员，吏指的是低级办事人员及差役。官吏治理制度包括选用制度和监察制度两个方面的内容。由于古代中国奉行中央集权制度且幅员辽阔，导致国家有一个十分庞大的官僚系统，一旦治理不佳，轻则导致官吏罢工，政府停摆，重则导致国家衰败，土崩瓦解。中国古代在官吏治理制度上有着很长的历史变迁过程，处处都体现了古人的选人用人的智慧，非常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借鉴。
1、官吏选用制度的早期发展
从西周开始，国家意识逐渐觉醒，开始出现士大夫阶层，此时官吏的治理制度以“世卿世禄”和“宗法血缘”作为选官制度的标准，这种制度极大地固化了阶层，容易形成政治集团，从而使得官吏素质良莠不齐，昏庸腐败，底层人民永无出头之日。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常年征战，各个诸侯国都急需将才勇士，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出现了“无功不受禄”的军功爵制，这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底层人民改变自身阶级地位的机会，此时在选官任人上开始出现了举荐制度的萌芽，战国时期的豪门贵族大多喜欢广收门客，有才的门客诸如毛遂、蔺相如之类有了被主公推荐做官的机遇。
汉朝建立之后，吸取了之前朝代在官吏选用制度上的教训，发展出了察举制，它是一种自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西汉通过这一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主要依据个人才能和品德。东汉时,察举制注重孝廉一科。察举主要依据个人在地方上的声望,称为乡举里选。然而随着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门第族望成为选举的主要依据，地方豪门垄断了向中央举荐的渠道，底层人才的上升空间十分狭窄。
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逐渐取代了察举制，这种举荐方式是在各个州郡均设置中正官，通过中正以书面材料推荐和评价人才，但是由于中正官的评价仅一面之词，买通中正来取得举荐的现象层出不穷，以至于有古文记载“权富者多能以人事得举，而受志贫约者，只能以穷退见遗”。最终九品中正制沦为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贵族的政治工具，底层的有名的才子如竹林七贤，只得隐居山林，一生无用武之地。
2、官吏选用制度的成熟
隋朝后，科举制度正式确立，官员的任用制度就此完全成熟，科举制共持续了1300多年，直到清朝光绪年间废除。在这1300多年里，每个朝代都在对科举制进行改良，改良的效果有好有坏，好的改良正如宋朝正式确定了殿试制度，让皇帝亲自参与国家人才选拔，有效抑制了考官考生勾结的现象，明朝时将科举与荐举并行，以荐举作为科举的辅助手段，使得国家在官吏选用上更加灵活机动。坏的改良如清朝的八股文，使得官吏、人才都趋于僵化，国家发展收到了极大地阻碍。
但是总的来说科举制还为广大下层阶级提供了良好的上升渠道，古语有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学而优则士”，这正反映了当时民众对科举的追捧和热情，这一制度一方面使得国家更加稳定，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社会经济的进步，极大地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1、官吏监察制度的兴起
直到秦朝为止，尚未提出详细的官吏监察制度。秦始皇为了更好地控制地方郡县和中央文武百官，首先提出了御史监察制，此后被各朝各代所继承发扬，所谓刺史监察制就是指在中央设置御史监察中央百官，在地方设置监御史监察地方官员，秦始皇推崇“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法家思想来治理官吏，过分加大对各地方官吏的考核，提出许多不切实际的考核要求，一旦没有达标便是家破人亡，使得地方低级官吏苦不堪言，以至于后来的许多低级官吏诸如汉高祖刘邦等也加入了揭竿而起的队伍中。
虽然秦朝覆灭，但是御史制被得以继承，汉朝时，扩大了刺史的权利以及监察范围，西汉时汉武帝设13州为监察区，用于监察诸侯王与地方高官，东汉时刺史不光被赋予了监察权，还被赋予了地方行政权与军权，以至于到了东汉末年，刺史成为了实际上的地方军政最高长官，为后来的乱世埋下了隐患。
魏晋时期在官吏监察制度上依然十分严苛，有古文记载“治身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提出了对官吏进行多角度全方面的考核。由于战乱频繁，很多制度不能够落到实处，有了完备的制度，却缺少了能有效维护制度的监察机构。
唐朝，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官吏监察制度的发展，对官吏考评制度，达到了中国古代之最，《贞观政要》记载：“古人以官不得才，如同画地作饼，王者须择人为官，不可造次使用”，“凡校试不实者，皆有罚”，对不慎重选官置官的官吏都做了明确的法律规定，正式将官员的政绩考核纳入法律。
宋代的监察制度在唐朝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最大的改进在于在地方设置了通判，监察地方官员，成为了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对官吏的考核提出了考课法和磨勘法，考核标准继续沿用唐朝的“二十七最”和“四善”。为了让监察官敢于上书言事，特地指定了“不杀士大夫及言事人”的法律，广开言路，让百官畅所欲言。
2、官吏监察制度的倒退
元朝作为蒙古贵族统治下政权，在管理一个高度发达的封建官僚系统时基本上沿袭前朝制度，遵用汉法，但是元朝的监察机构只重实物，不重政治，以至于出现了“今日斥罢于东，明日擢用于西”的笑话。元朝时官吏考课方式着重于在位时间长短，甚至出现了单凭任官的时间长短按资排辈的现象，总的来说元朝在发展监察制度上不遗余力，但仍是监察制度发展史的一大倒退。
明初，对官吏的监察到了过犹不及的地步，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防止官吏结党营私，特颁布《大明律》，继承了法家“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思想，随后的明朝皇帝变本加厉，先后成立东西厂、锦衣卫等一批特务组织监视百官，同时将刺史台改为都察院，专设六部给事中一职，六部百官任何上奏必须通过给事中的审查后才能面圣。
这一时期大小官吏都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弃官不做者大有人在，太过严厉的监察，使得监察机构权利过大，肆意妄为，贪污腐败，结党营私，相互攻讦等现象反而因为这种严厉监察而兴起，著名的明朝东林党和大奸臣魏忠贤皆是由此而起。
清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为了稳固统治，对官吏的监察制度十分重视。在监察制度上面沿袭明朝，仍设置都察院等监察机构监察百官，在此基础上对监察制度的丰富与改进却有过而无不及，清朝在《大明律》的基础上，还制定了五部《会典》作为治吏之法，其中对于清朝各机构职官的设置，办事的规范以及官吏的行为都有十分详细的要求与规定。
对官吏的严格管理，一方面防止了明朝宦官乱政、结党营私的乱象出现，但是仍以重法治吏的法家思想，大兴文字狱，使得百官噤若寒蝉，官官相护。对官吏思想和行为的封杀，使得百官思想僵化保守，不敢做出格之事，最后清朝的覆灭，也与过于严苛的监察制度有关。
中国古代的官吏治理制度的发展是一条螺旋上升的曲折之路，有的制度对官吏管理高效，极大地提高了官吏的工作效率和工作热情，有的打压官吏的工作积极性，恐怖气氛充斥于官场之中，有的给予了人才极大的尊重，不拘一格降人才，有的则强调出身门第，底层人民永无出头之日。我们在看待古代的管吏治理制度时不能仅局限于制度本身，一项制度是否发挥积极作用，与时代背景有很大关系。
那些积极有效的官吏管理制度无一不迎合了时代背景，迎合了广大民众的诉求。而哪些被人诟病，导致国家衰败的官吏管理制度大多出于统治阶层的一意孤行，忽视当时的客观情况，而想当然的去打压，去抑制。再完备的法制，再严厉的监察机构，都无法阻止人心的思变，阻止民意的汹涌，只有顺应时代背景，充分发挥各个阶层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国家才能向着好的方向去发展。
参考文献：
1、《关于吏治的历史与现实的思考》
2、《韩非子集解：卷第十四·外储说右》
3、《中国科举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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