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初期，为了笼络人心启用了“门荫制度”来维护和扩大自己的统治。在那个时候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随着唐朝统治的渐渐稳定，“门荫制”渐渐成为了官员眼中的“鸡肋”。
1. 唐初社会现状
在唐代初期的时候，世族门阀以及地主阶级对于唐朝的统治在政治、经济上依旧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我们可以发现唐王朝的建立者以及在那个时候的很多重臣都是士族集团出身，这也从一定的程度上决定了其是本就代表着世族门阀的利益。在这同时，唐代刚刚从隋朝手里夺来的江山还没有实现绝对的稳定。其需要可以得到各个世家大族的支持以此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需求。
据唐初制定的氏族家谱记载，唐太宗于贞观八年的时候下令官员对于天下的各个氏族按等级分类。在分类完成之后，其再三斟酌仍然把博陵崔氏放在了首位。从这我们可以看出，门阀政治不仅在魏晋南北朝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其实在唐朝也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据李慈铭所写的相关描绘道，唐代时候的世家，最盛的是郑氏、河东裴氏、京兆韦氏、赵郡李氏、兰陵萧氏、博陵崔氏这六个氏族。
2.笼络人心为目的
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士族不仅仅垄断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大权，还完成了对于国家选拔官员制度的绝对控制。而到了唐朝初期，门荫制也还是不可避免地带着维护士族利益的烙印，其体现了唐朝统治者对于当时士族权贵利益的维护。而本质上其就是唐朝统治者为了笼络人心以此来维护并且扩大自己统治阶级权力和地位的一种特权制度。
“笼络人心”是其的绝对目的，其希望可以通过“门荫制”来使得臣子可以一心一意地服务于皇权。试想，官员本就是“门荫制”的受益者，怎么还有理由不对施行制度者——皇帝感恩戴德呢？其对于统治阶级对于官员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提升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依托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观念，唐朝的最高统治者借助着门荫制来实现自己对于官员和世家大族的笼络，从而达到朝廷的团结和稳定。据相关文献记载，唐朝建国之后设立了弘文、崇文两馆专门为一些高官士族的子孙来提供一条通过门荫来踏入仕途的坦途。
同时在唐太宗在位期间的时候，绝大多数的朝廷大臣子女都可以通过自己祖辈的荫蔽进入朝堂，并且可以得到七品及以上的官位。比如唐太宗时期的房玄龄其的小儿子娶了太宗的女儿高阳公主成为了驸马都尉，最后官至太府卿以及散骑常侍；唐高宗时期的民部尚书裴矩的儿子官至青光禄大夫和太子左中护等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接受门荫制进入仕途的官员非常普遍。
而到了武则天统治的时候，其为了可以“笼络”中下层官僚地主的心，得到他们的支持从而也提高了庶族地主出身的官僚的地位和特权。至此，门荫制也就开始向庶族地主出身的官员开放，而与此同时，其也在《姓氏录》中进行了很明确地规定：只要官阶在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进入士族阶级。最终，武则天也很顺利地利用门荫制完成了其笼络人心的目的。
1. 官员观念的转变
门荫制度虽然为唐朝政府选拔了大量的治国人才，可是在唐代中后期的时候开始，门荫制度慢慢走向了衰落。伴随着唐朝社会在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的不断发展，门荫制的衰落似乎成了一种必然。其实在唐太宗时期的选官制度就不仅仅是门荫制度，科举制度的地位也得到了确立其也拥有了仅次于门荫制度的一大重要选官制度。
而其之后迅速地发展的同时，门荫制度也逐渐地开始走起了下坡路。其最直观的反应就是当时很多高官士族慢慢都不愿意自己的子女通过接受父辈的荫蔽来踏上官途，其开始重视科举制度对于选拔官员的地位和影响。于是其开始绞尽脑汁来为自己的后代找寻新的入仕道路，这也就使得很多本可以通过荫蔽直接进入朝堂的王公贵族子孙都舍弃掉门荫制度转而通过科考来踏上仕途。
到了唐代中后期的时候，国家政局也实现了统一和稳定。这一条件使得庶族地主阶级可以得到很大的发展和壮大，最终使其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得到和很大的提高。自然，其也为了自身政治地位的提高十分重视子孙后代的教育，使得其有能力通过科举制度成为官员。
唐朝的统治者也通过扩大科举选拔官员的人数和范围来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在那时虽然参与科举制度踏上仕途的人仍然少于门荫入仕的官员，但是和唐朝前期相比来说，其的人数已经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
在唐高宗时期，薛元超通过门荫制度进入朝堂，甚至官至宰相，但是其仍然认为没有通过科举考试从而参与政事是其人生的一大最大的憾事。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官僚都开始越来越重视科举考试作为选拔官员的制度，而其的子弟们也已经开始放弃门荫从而选择科举入仕。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仅仅和当时社会风气慢慢对门荫制度产生了轻视的态度，而且也说明了门荫制度的衰落。
在当时有人凭借“门荫制”得到了官位但是却因为其不是因为科举出身而经常被自己的同僚所看不起。甚至就连当时李德裕这样的人才都因为自己并不是出身于科举而曾一度陷入被动尴尬的境地。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即使是杨国忠的儿子不学无术其也没有通过门荫制度来使得自己儿子踏上仕途反而也是想方设法把通过自身权势使得其参加科举考试。
在那个时候一旦参加科举考试取得成就，其的性命就可以写在慈恩寺塔，这在当时被称为“题名会”；也可以在曲江亭子大宴宾客，这被称为“曲江会”。通过科举考试“位极人臣”的十个人中有二到三个人；而“登显烈”的十个人中有六到七个人，与之相对的门荫制度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没有获得一个官职。
随着门荫制度在唐代中后期时候的不断衰落，统治者也慢慢不再对门荫制度这一选官制度投以重视，而其的政治待遇也就慢慢大不如前。
2. 门荫使得升迁艰难
到了唐代中后期的时候特别是后期的时候，门荫出身的高级官员比重大幅度地下降。根据一些文献的记载，排除掉少部分一些来路不明的官员外，门荫出身一共有一百七十多人以上，而官至宰辅的有48人，占了总数的百分之十三。
而如果我们以唐宪宗时期为分界线，将整个唐统治时期分为前期和后期，我们可以发现前期门荫出身官至宰相的有45人，占了整个唐时期门荫出身官至宰相的百分之九十。这也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门荫出身的官员升迁艰难。我们可以发现唐受荫蔽然后踏上仕途的人数虽然很庞大，但是除非有特殊的才能和机遇，多数接受门荫入仕的高官贵族子弟只能是散阶低职，很少的一部分人才能位极人臣。
3.门荫有门槛和要求
我们前面提及国门荫制度是特权阶层子弟踏上仕途的一大有利保障，但是在特权阶层的内部中叶依据这品阶、功劳的高低划分出了不同的层次，而与之对应的是门荫制度对不同层次的特权阶级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也就是不仅仅其门荫入仕的资格由其父辈的官位决定，其之后的官阶高低也完全由去父辈官位的高低完全决定。
一品的官员及其子孙通常是可以直接入仕当官，二品到五品的官员的子孙大多却是要通过卫官、学馆等途径间接入仕。我们可以发现在唐朝的时候想要通过门荫制度走上仕途是首先要通过两馆、国子监等学校的考核或者担任三卫、千牛备身、斋郎、品子等职位，通过其的考核之后，才可以踏上仕途。
这对于想要凭借门荫制度轻易踏上仕途的子孙们必须要有一定的知识文化水平或者军事技能，唐朝时期的生员不仅要完成规定的年限的学习任务也要顺利通过相关的考试。这样的要求使得门荫制度并不能给高官子弟提供一个完全依靠父辈就可以拥有官名利禄的机会于是其也慢慢成为“鸡肋”。
4.科举有弊端使得入仕更容易
其实在唐朝的时候，科举制度并没有实现完善，还有着如考试不严格的诸多弊端。这也就给了很多高官子弟以“空子”可以“钻”。首先，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唐代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参加考试之前就利用着自己家族的背景和关系网来打通关节，从而来增加自己考试通过的几率。而伴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发展，其的影响力开始越来越大，而在其的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很多的弊端。
很多参加科举考试的人通过疏通各种关系，在各个高官权贵中进行奔走，以此来得到他们的赏识和帮助，从而提高自己的影响力。比如在天授年间的官员薛谦光就曾经上书指出过很多中举的人都请了“托”这一现象，那些没有雄厚的家庭背景的考生自然是自己完成科举考试，但是有着非一般的政治经济地位的权贵富家子孙就自然是利用了自己所有的资源来参加科举考试，从而得到官名利禄。这在那个时期是很常见的事情，而很多科举考试的主考官也半推半就地顺应了这一风气。
在这之后，我们可以发现科举考试中也出现了行卷的现象。也就是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邀请一些有声望的人来为自己的文章和作品来制造美誉从而达到实现自己影响力的目的，最终可以增加自己考试中举的可能。
我们前面提到过，科举制度在唐朝并没有很成熟，所以并没有实现阅卷人看不见考卷的姓名，所以使得当时行卷之风盛行在唐朝的科举考试之时，甚至其成为是否可以被成功录取的一大重要环节。比如我们很熟悉的白居易也是通过向顾况投以行卷，得到了顾况的赏识，才实现自己名声鹊起，从而二十七岁就成功中举。而杜牧也是通过把自己写的我们都很熟悉的《阿房歌赋》投给当时的太学博士吴武陵，从而吴将其推荐给了当时东都试官，最终使得杜牧也成功以第五名中举。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高官贵族子弟仍然在踏上仕途有着常人难以比拟的优越性。但是，通过科举考试踏上仕途和直接接受祖辈的荫蔽进入仕途很多高官子弟都会选择前者，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声名以及之后的发展是那个时候门荫入仕所不可比拟的。因这科举考试在唐朝尚还有着很多的弊端使得他们仍然可以通过祖辈和家族的帮助进入朝堂。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随着唐朝统治的稳定，以及高官士族对于科举制度这一除门荫制度另一选拔官员制度的逐渐兴起使得“门荫制度”这本是为了笼络高官士族之心的选官制度越来越不被其重视，最终使得“门荫制度”渐渐衰败，最终逐渐离开了历史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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