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后，面对激剧的满汉文化冲突，摆在最高统治者面前的首要也是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尽快明确用何种意识形态来指导政权建设。历史的发展业已证明：满洲的'家法''祖制'无法承担起这个使命，明中叶以来曾经盛极一时且与程朱理学并为学界主流的阳明学也无法承担起这个使命，明末已在部分地区孕育并发展的具有反传统意义的激进思想观念同样也不能承担，而具有深厚理论性、系统性及较强实践性的程朱理学在清初社会重建中起到了理论指导的作用。
清朝官员
清初意识形态问题的尽快解决，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清入关前政权时期努尔哈赤、皇太极统治集团儒学化的努力，为入关后政权继续接受和深化对儒家文化的认识奠定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二是清初汉官群体秉持着'君心正则天下治，如天枢之运众星'的政治理念，持续不断的'正君心'实践的推动。
清朝朝廷
关于清初政权接受正统儒学的问题，学界已经开展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发表了一些很有启发性的成果。中国近代清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孟森先生最早注意到了汉官群体在清初帝王施政敷治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并在所著《清史讲义》'移风俗'一节中，论及熊赐履等理学名臣积极推动康熙帝学习和接受正统儒学。高翔先生所著《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则明确提出了清初理学官僚注重向满洲贵族、旗人传播儒家学说，'最集中的关注对象还是专制皇帝'，并揭出'正君心'这一核心概念。笔者也曾撰文从不同角度论及'正君心'问题。本文拟在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以清初汉官群体'正君心'实践为考察对象，分析其演进过程及积极作用。
早在清入关前政权的努尔哈赤时期，汉官群体就开始了以进讲儒家文化为主要内容，进而影响最高统治者政治文化选择的进程。天命十一年（1626年），皇太极继承汗位。此时，后金政权面临着极为恶劣的社会形势，正如时人所指出的，汉人、蒙古人、朝鲜人均与我（后金）境接壤，平素里关系就比较紧张，再加上他们各自所属的国家皆被我（后金）征讨过，'积衅既深，辄相窥伺'，尤其是和汉人间的矛盾更深，所谓'金汉之民，两相困毙'。怎么才能把努尔哈赤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成为以皇太极为首的后金（清）统治集团面对的最重要的时代命题。一些汉官敏锐地认识到，只有通过效仿程朱理学家'正君心'的方式，以影响最高统治者政治文化选择为手段，才可以推动并促成问题的解决。
皇太极像
儒家士大夫历来极为重视提高最高统治者的心性修养，所谓'（国家）根本切要之地，端在我皇上之一身'。汉官们纷纷建议皇太极加强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天聪六年（1632年）九月，王文奎条陈政事，其中一款即为'勤学问以迪君心'。先贤程明道有曰：'人君一日之内，接贤士大夫之时多，近宫女侍臣之时少，则君心清而天下治'。
王文奎的条陈主要包括四条内容：
一是认为臣子只有劝导汗勤学，才是清源务本之举；
二是宣称帝王之道，备载于'四书'和史籍；
三是建议仿照中原王朝日讲的形式，以'四书'《资治通鉴》为内容，向皇太极每日进讲；
四是以理学名儒程颢之言鼓励皇太极做贤明君主。
王文奎所提出的'帝王治平之道，微妙者载在四书'思想，与此后宁完我等人建议帝王应当加强学习儒家经典的思想，联袂开启了汉官群体呼吁最高统治者以正统儒学为核心内容指导政权建设的先声。
清初儒士
次年，宁完我又从齐家、治国的角度建议朝廷组织翻译《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在宁完我等汉官看来，金史作为后金（清）政 权的国史，'不可不知'，但仍不能算作'紧要有益之书'。于是，他给皇太极开具了一份新书目。新书目的内容大致包含从正心到治国的大道理、处理日常世事政务的具体知识和谋略、观察政治发展走向和规律的历史镜鉴。总的来说，这个书目突出反映了汉官们重实用，以及迫切希望最高统治者积极学习儒家经典、学习中原政权治国经验的特点。
儒家经典
天聪九年三月，仇震'条陈五事'，强调从人君之学与一般士子之学应当有所区别，指出'古来明圣帝王，莫不勤好书史'，而人君之学，与众人之学在章句者不同，'须得其精要'。他建议仿照唐代立《君鉴》之例，将'各经史通鉴，择其精要有裨君道者，集为一部，日日讲明。则一句可包十句，一章可并十章'。
福临皇帝
王文奎、宁完我和仇震所提出的上述主张，正是清初汉官群体'正君心'实践的滥觞。相较于清入主中原后政权中的'正君心'情形来讲，此时汉官群体的相关实践还是比较粗浅的：一是这个群体的数量还很少，仅数人而已；二是这些汉官的儒学素养总 的来说不是很高，对 理学的理解和掌握也谈不上深刻；三是相关建议更多的是从学习内容上来发论，至于如何从制度层面确保'正君心'的顺利推动则还少有建树。更重要的是，囿于此时汉官群体在政治格局中的比重还比较弱小，再加上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对以正统儒学作为意识形态主导的迫切性也没那么强烈的认识，汉官群体所力推的'正君心'实践还难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后，面临着更为激剧的满汉文化冲突，居于弱势地位的汉官群体认识到，要改变现状，必须沿着他们的前辈所开启的路径，更加积极地通过以儒家学说影响最高统治者，并最终以获得其支持的方式，来改善和提高自身的政治地位。顺治帝时期，汉官群体围绕帝王加强儒学素养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加强儒学素养等问题展开了多方面讨论。
清朝军队
1、关于加强帝王儒学素养的重要性
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大学士冯铨、洪承畴从'上古帝王奠安天下，必以修德勤学为首务'的角度，建议皇帝加强儒学素养。他们说：'帝王修身治人之道，尽备于六经。一日之间，万机待理，必习汉文，晓汉语，始上意得达，而下情已通。伏祈择满汉词臣朝夕进讲，则圣德日进，而治化益光'。在冯铨、洪承畴的论说里，第一个环节：'修德勤学'乃是上古帝王奠安天下的首务，而修德勤学的根本备于六经；第二个环节：统治者为了能更好地处理和应对入主中原后的纷繁复杂局面，就应当学习汉文、通晓汉语；第三个环节：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应当慎重选择满、汉词臣朝夕进讲。通过第二个环节的学汉语和第三个环节的汉臣朝夕进讲，达到第一个环节使清帝勤学儒家经典以正君心的目的。同年七月，工科给事中许作梅又明确提出'圣学王道合而为一'，而圣德当以'学问为先'。
清朝官员
顺治十年，吏科给事中魏裔介又借着皇帝有诏求直言的机会上疏朝廷道：'盖帝王之学，与士子寻章摘句者不同，要在详求古今所以治乱，人才所以得失，政事所以修废之故，斟酌损益行之，以协于大中至正'。他强调，皇帝在政事之余暇，应当经常学习朱熹的《通鉴纲目》、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吴兢的《贞观政要》诸书，如此'致太平之治无难'。魏裔介强调'帝王之学'与'士子寻章摘句'之学不同，恳请顺治帝要反复研读那些关乎古今治乱、人才得失、政事修废的圣贤著作。就其核心来讲，主要是程朱理学家们的经典著作。
2、关于如何加强帝王儒学素养
从汉唐到宋明，最高统治者都有听大臣讲论经史的御前授课制度，宋代经筵制度已经很规范，明代更趋完善。该制度是儒家知识分子影响皇帝的重要途径之一。清初汉官群体尤为重视通过'经筵日讲'实践'正君心'。
经筵
顺治元年，户科给事中郝杰密奏朝廷，他建议：'从古帝王无不懋修君德，首重经筵。成王冲龄践祚，周公聿勤师保。今皇上神灵凝命，典学正宜及时。'。希望朝廷早开经筵、择儒臣进讲《大学》，并遣派大臣致祭阙里，以向天下宣示国家崇儒重道的政策。顺治二年，山西道监察御史廖攀龙又上疏，建议顺治帝'于视朝之暇，集满汉端方博雅大臣，取往古治乱兴亡之迹进讲数条以资启，则知为君之难，为首出开创之君尤难'。七月，工科给事中许作梅建议选取满汉子弟入宫侍奉皇帝读书，并举经筵。八月，礼科给事中梁维本也上疏建议'隆圣学以光典礼，御经筵以精学问'。
清朝官员
顺治一朝，在推动经筵、日讲的工作中，魏裔介功不可没。顺治五年二月，鉴于朝廷对汉官们所提出的早开经筵日讲主张迟迟未付诸实施，工科给事中魏裔介深表不满。他说：'前此元年，诸臣言及此者，犹可曰有待而行，今御极五载，内外遐迩，引领翘望，寸阴可惜，所谓姑待明日，便不可也'。既然'圣德与年俱进'，顺治帝就应当趁年轻时 '及时讲学，开设经筵日讲，以隆万世治本'。
魏裔又援引历史上古圣先王的例子来谈如何加强帝王儒学素养，一是皇帝要'与二三大臣谘访讲学之议'，二是在众词林臣子中慎选贾谊、马融之辈以备用，三是立即召集大臣们商量举措，择日施行。魏裔介的这道奏疏写得既荡气回肠，又颇费思量。何以说'荡气回肠'呢？他以'君德乃万世治本'开篇，强调帝王及时讲学的重要性。他又列举古贤圣主的事迹，勉励顺治帝应当上念先帝托付之重任，下慰臣民孜孜求治安享太平之念。为了打消顺治帝的顾虑，他又以朝廷中词臣多有如贾谊、马融那般博学之士，强调是时正是君德清明、使君身强固之时。说其'颇费思量'在于，魏裔介深知，尽管顺治帝已经御极五年，但朝政大权毕竟掌握在以孝庄太后和辅政大臣等为代表的固守满洲家法祖制的势力手中。
清朝官员
所以，魏裔又不得不以历史上的周公辅成王、傅说佐武丁的做法劝说那些朝中权贵们，应该乘着帝王年龄尚幼，嗜欲未开，早开经筵日讲。当然，这道奏疏并未起到预期效果，执政者也只是答以'知道了'。同年，魏裔介又在山西省程卷中，以南宋名臣胡安国'圣学以正心为要'展开论述，强调'人君有志于二帝三王之道，则必先端其本，以定其所向，而后可得其枢纽之所存'。而根本之方，则在帝王'广稽古宪，考典谟之正训'。他指出，最高统治者如果能真正秉承程朱理学家所倡导的'惟精惟一''克己复礼'等思想，则'五帝不足六，而三王不足四'。在日常施政中，帝王要特别注重省察'天理''人欲'之机；进而，遵循正统儒学的基本教义，以正身、齐家、治国，'古圣人所谓修己治人之学者，岂有外于此哉！是以谓之要也'。
随着顺治帝年龄渐长，朝廷政事也'闻见日纷'。顺治八年九月，魏象枢分析道：'闻见日纷'在于涵养不日厚；'涵养不日厚'，则在辅臣朝夕赞成之不足。他从加强'辅臣'职责的角度，提出了加强皇帝儒学修养的具体举措：'凡遇亲临便殿，或驾御午门，即召满、汉 辅臣二员，讲说帝王用人行政之本，人心道心之微，以弼盛德；仍择满、汉词臣文学雅重者六员或八员，以备顾问，并注起居'。同年，内翰林秘书院编修曹本荣应诏上《圣学疏》，称：'今皇上得二帝、三王之统，则当以二帝、三王之学为学。 诚宜开张圣听，修德勤学，举'四书''五经'及《通鉴》中有裨身心要 务、治平大业者，内则深宫燕闲，朝夕讨论，外则经筵进讲，敷对详明。从此设诚致行，君德既修，自能祈天永命'。顺治帝下诏表示赞扬。
清朝官员
在汉族官僚的不懈努力下，清廷最终在顺治九年确立了经筵日讲制度。据学者研究，顺治十二年，曾出任日讲官的有学士麻勒吉、胡兆龙、李靇，侍读学士折库纳，洗马王熙，左中允方玄成，右中允曹本荣等。顺治十四年，又以史大成、刘芳、田逢吉、冯源济、曹申吉、沈世奕、綦汝揖、邓钟麟、党以让、项景襄十人充日讲官。这里面汉官占据了绝对多数。
应当说，由汉官群体所推动的'正君心'实践在顺治朝取得了重要突破：一是对帝王加强儒学素养的重要性有诸多阐论，尤其是他们已经敏锐意识到顺治帝作为幼年登基的皇帝，具有可塑性强的特点；二是对加强帝王儒学素养的举措也提出了思考，尤其是他们反复建议的早开经筵日讲的主张最终为最高统治者所接纳，并作为一种制度被后来诸帝所延续；三 是以魏裔介、魏象枢等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名臣的积极参与，为正统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最终被最高统治者所认可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毋庸讳言，终顺治一朝，由于朝政牢牢把握在固守满洲家法祖制的守旧势力手中，再加上其自身的汉语水平和儒学素养都很有限，用何种学说作为政权指导思想的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但坚冰毕竟已经凿开，汉官群体的'正君心'实践很快即迎来新的转折，并最终在康熙朝得以完成。
对于广大汉官群体来说，要真正改变自身在政权利益格局分配中的不利局面，推动正统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在政权建设中指导地位的最终确立，唯有更加坚定地推进以正统儒学影响最高统治者的进程。顺治帝去世后，四大辅臣'于一切政务，思欲率循祖制，咸复旧章'，要求 '凡事皆遵太祖、太宗时定制行'。滥觞于努尔哈赤、皇太极统治时期，深化于顺治朝的'正君心'进程再次受到重挫。但是，汉官群体的努力未曾中止。
顺治十八年正月，24岁的顺治帝去世，不足7岁的爱新觉罗·玄烨登基，次年改元为康熙。康熙即位之初，工科给事中王曰高就上疏请求举行经筵大典，'以光圣德，以端化源'。康熙四年（1665年），太常寺少卿钱又重申'君德关于治道，圣学尤为急务'的政治主张，建议'先将经史中古帝王敬天勤民，用贤纳谏等善政，采集成书，分班直讲，每日陈说数条，行之无间，必能仰裨圣德'。
清朝官员
康熙帝亲政之前，汉官群体的'正君心'实践，并未获得明显的成效。真正的变化发生在康熙帝亲政后。康熙帝亲政，意味着阻挠最高统治者接受正统儒学的最大阻力被消除，这重新点燃了朝廷中那些寄希望于通过影响最高统治者政治文化选择，进而影响朝廷政治走向的汉族官僚们的 '正君心'热情。
兰挺达在奏疏中，主要表达的内容包括两点：一是建议康熙帝如同 '开一代太平之运'的古帝王做的那样，'必先勤于学问，以讲求治理'为急务；二是勉励康熙帝以'开创大业'的 清太祖、太宗，尤其是'统 一天下'的世祖为榜样，'勤圣学'，讨论经史，'以求治安天下之道'。在兰挺达看来，唯有如此，皇帝才能洞悉前代治乱兴衰的根源以及用人行政的根本道理，也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国家大治的根本目的。
故宫
内弘文院侍读学士熊赐履在康熙朝'正君心'的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在康熙六年上《应诏万言疏》、七年撰《恭拟大清孝陵圣德神功碑文》，影响尤为深远。其中，《应诏万言疏》在清初政治生活中具有划时代意义。
第一，熊赐履遵循理学的基本教义，揭露朝政中可议的四个方面问题，可以说条条都切中时弊。他提出了以讲明正学的方式实现 '扶持正教'的主张，所谓'讲明正学，非六经、语、孟之书不得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得讲，敦崇实行，扶持正教，一洗从前浮薄偏曲之陋习与空虚荒诞之邪说'。
第二，熊赐履深刻认识到，要真正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必须从影响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文化选择入手。他建议：'慎选耆儒硕德，置之左右，优以保衡之任，使之从容闲宴，讲论道理，启沃宸衷，涵养圣德。又妙选天下英俊，陪侍法从，以备顾问，毋徒事讲幄虚文。'。在熊赐履看来，只有系统学习正统儒学，最高统治者才能实现 '证诸六经之文，通诸历代之史，以为敷政出治之本'的目的。
康熙皇帝
康熙七年正月，熊赐履通过撰写《恭拟大清孝陵圣德神功碑文》的机会，对顺治遗诏进行了平反。在该碑文中，熊赐履站在康熙帝的角度盛赞顺治帝的治功堪比唐虞三代之盛：'秦汉以后，均不得与于唐虞三代之盛也'。
对照顺治帝遗诏'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的说法，以及顺治朝对儒学接受的实际情况看，熊赐履代拟碑文中所描述的顺治帝是一位典型的'理学皇帝'，也是汉族名臣魏裔介、魏象枢、熊赐履等所期望的圣君贤主。
熊赐履在《万言疏》中所提出的 '讲明正学，非六经、语、孟之书不得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得讲'，要求帝王加强对《大学衍义》等理学经典的学习等主张，以及对顺治帝遗诏所做出的平反，这些主张都大大推动了清初汉官群体明确要求帝王以程朱理学基本教义作为政权意识形态领域独尊的进程，相比此前汉官群体泛泛以读儒学书、早开经筵日讲来加强帝王儒学素养等主张要大大推进了一步。这在清入关前政权的儒学化和清初政权的理学化问题上划出了一道分界线。
至康熙朝，汉官群体'正君心'的实践进程趋于完成。汉官通过经筵、日讲等形式持续向康熙帝灌输理学基本要义，康熙帝也获得了常态化地向理学官僚系统学习国家治理思想和实践的宝贵机会。君臣共同努力，为康熙朝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第一，确立了理学作为施政纲领的地位。汉官群体向最高统治者灌输系统研习程朱理学的基本教义，并以之为遵循，达致尧舜之君的思想。熊赐履指出，帝王应当'以道统为治统，以心法为治法'。康熙帝接受了他的见解，并表示自己'性理宗濂洛'，宣称'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发挥圣道者，莫详于有宋诸儒'。
清朝朝廷
第二，坚持求治不可太急，致治以服人心为本的治道思想。康熙十二年八月，康熙帝和日讲官讨论治道。熊赐履强调指出，为治一方面固然有'废弛'的顾虑，但从根本来讲，还是要注意'求治甚急'的弊病，否则将导致'纷更丛脞，为蔽滋甚，所讲欲速不达也'的危险。康熙帝听后表示：'致治诚不宜太骤，只合日积月累做将去，久之自有成效'，'此正论也，朕当切识之'。汉官们又强调为治当努力以理服人。康熙十二年七月，康熙帝召日讲官问：'朝 廷举动如何方可服人？'对以：'人有贵贱，心理都同。惟事事准乎道理，人心自尔悦服。不然，虽蚩蚩之众，不能强之使从也'。康熙帝赞同道：'致治以服人心为本，人心服，更无余事矣'。
清朝皇帝
第三，强调重实行、'为公为国'的用人标准。康熙十二年三月，康熙帝与讲官孙在丰等讨论了如何用人问题。孙在丰等对曰：'得其人，变化因心，自足以治；不得其人，虽典谟官礼，亦难尽善。皇上惟留意用人。人材得，则政事理，不易之道也'。他们强调要选拔人才，就 要努力从'实'处、'真'处入手。他们认为：'苟能顾惜名节，犹胜于无所忌惮。好忠孝之名，是犹知有忠孝，好廉洁之名，是犹知有廉洁'。康熙帝听后赞曰：'朕观人先心术，次才学。心术不好，便有才学何用？'
故宫
第四，承袭了我国传统的慎刑思想。在朝汉官通过奏疏、日讲等方式向最高统治者灌输矜慎刑狱的思想，康熙帝也确实接受了理学家们的相关主张，他强调指出：'圣人之意，以为用刑之道，贵乎明断相资，而必本之于至慎。圣人之心如此，其昭然而可睹也。然则慎刑者，所以止刑也。《书》曰：'刑期无刑。''。
结语：以汉官群体为主力推动的'正君心'实践，在经历了入关前政权的滥觞，顺治朝的深化，至康熙朝最终得以完成。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清初最高统治者完成了政治文化选择，即接受了以程朱理学作为政权建设的指导思想，并在诸如'治道''用人''慎刑'等方面深受汉官群体'正君心'实践的积极影响。诚如康熙自己追记所云：'朕政事之暇，惟好读书，始与熊赐履讲论经史，有疑必问，乐此不疲。继而张英、陈廷敬等以次进讲，于朕大有裨益。'此可为清初汉官群体'正君心'实践的实录，洵为的论！
参考文献：
《清史稿》
《中国史纲要》
《情史十讲》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