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名,信上所署日期为“1931年10月11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不到一个月,溥仪尚在天津。信是写给当时的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的,上书“此次东省事变,民国政府处措失当,开衅友邻,涂炭生灵……今者欲谋东亚之强国,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否则无以完成。”显然,这封信的内容是在请求日本协助复辟建国。黄绢信转到了溥仪的手中,溥仪静静地研究了数分钟,一言不发。被告席和辩护律师席上的众人,开始面露喜色。
忽然,溥仪从证人席的座位上像是弹了出来,一把把黄绢信扔在了地上:“各位法官,这信是伪造的!”布莱克尼问:“上面的御玺也是假的吗?”溥仪斩钉截铁地回答,“也是假的!” “那么,信上是谁的笔迹呢?” “不知道!”布莱克尼:“是不是郑孝胥写的?”溥仪:“不像。我看就连他的签字也是假的。印鉴在我自己手里,盖在这封黄绢信上面的是大印鉴,我不知道。再说在天津时期我是个平民,从来没盖过皇帝御玺。”布莱克尼:“你在天津曾使用过皇帝专用的黄色纸写信吗?”溥仪:“我一向只用国产的普通信纸。”
溥仪说得头头是道,有理有据,检察长季楠当庭提出建议:鉴定此信,被法庭采纳。最终,法庭鉴定认为黄绢信是伪造的。
溥仪出逃前毁掉了大量证据
七年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溥仪承认,在黄绢信这个证据上,他撒了谎。那封“黄绢信”确实是溥仪亲笔书写,并托家庭教师日本人远山猛雄带给南次郎的,同期转达的还有一封写给日本大帮会黑龙会会首头山满的信件。这也正是伪满洲国覆灭后溥仪一直惶恐不安的原因。在伪满洲国的成立过程中,他并不是完全被迫,他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在为审判日本战犯作证的同时,溥仪也在极力为自己开脱着。
也正是因为这种心态,溥仪手中本来存有大批指证关东军罪行的物证,却因为怕牵连到自己而付之一炬。溥仪的侄子毓喦回忆,1945年8月10日,溥仪出逃的前一晚,将内廷中所存的大量电影胶片、照片、书刊、画报、信件、文件,交给自己和其他亲属,让他们分别到缉熙楼的地下锅炉、球场和游泳池进行焚烧,因为物品太多,险些酿成火灾。
而在8月15日日本投降当天,在逃亡路上,溥仪又让随侍李国雄将剩余的最后资料——自己的日记销毁。据溥仪另一个侄子毓嵣介绍,溥仪的日记从天津时代记到了伪满末日,有很多本子,上面还依次编上了顺序号。如果这些证据出现在东京法庭,溥仪的证言将更具有说服力。
为何未能揭发天皇罪行
黄绢信没能奏效,布莱克尼仍不甘心,他转而攻击起了溥仪的心理防线:“1931年,中国政府把你当做卖国贼通缉,你知道吗?你想过没有,最终你自己也要以战犯身份受到那个国家的审判!”
但是布莱克尼再次失算了,一直担心会被送回中国受审的溥仪并没有因此推翻自己的证言。8月27日,溥仪完成了作证任务,乘机返回苏联。溥仪本想在这一天再提供些更具震撼力的证言。26日的庭审中,溥仪说,下次出庭,他要谈一谈和日本天皇的交往。没想到,这个提议反倒让他的证人生涯宣告结束。日本投降前,美国就允诺会保留在日本拥有无限崇高地位的天皇,不追究其战争责任。而且,二战后苏联日益强大,冷战的铁幕已经逐渐拉开,日本成了美国遏制苏联的一个重要砝码。这时更不会允许意图揭发天皇罪行的证人证言出现。
东京法庭没有再和溥仪联系。1948年12月23日,七名甲级战犯在池袋的巢鸭监狱被处死,无论是强迫溥仪出任“执政”的板垣征四郎,将他诱骗出天津的土肥原贤二,还是授意他去日本“请神”的梅津美治郎,都因为曾经的阴谋与侵略行为被送上了绞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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