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评选揭晓,81人当选,其中人文组的28人中,有兄弟两人梁思成、梁思永同列榜上。四十五年后的1993年,中国科学院院士评选中,他们的一位弟弟梁思礼又名列其中,当选院士。一门三院士,极尽荣耀,这在中国科学史上绝无仅有,即便是放之于世界,也是屈指可数。 对不熟悉科学史的人来说,三人也许多少有点陌生,但他们的父亲却是谁也都知道的,这便是鼎鼎大名的梁启超梁任公。 梁启超育有子女十四,成人者九,除此三子(二子梁思成、三子梁思永、八子梁思礼)因列名院士而暴得大名外,其余六子也各有成就,在各自的领域内成就非凡。 梁家满门俊秀,自然与梁启超的言传身教息息相关,梁启超曾在给儿女们的信里这样说:“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谁都知道,从戊戌变法到后来办报写文章,再到出任民国司法总长,以至后来领导护国运动、讲学清华,梁启超都马不停蹄,即便是后来退隐政坛,也被各个大学请去讲座,公务繁忙,自不必说。 我们不禁要问,梁启超哪有时间教育自己的孩子?而且还是九个孩子,更重要的是,这九个子女个个成才。 不能否认,九个孩子的成才与家庭环境有莫大关系,但父亲的耳提面命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读新出的《宝贝,你们好吗?———梁启超爱的教育,给孩子们的400余封家书》(山西人民出版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父亲的谆谆教导涉及孩子们生活学习的方方面面。 这些家书前后持续十五年,少则每年几封,多则几十封,有的只有寥寥十几字,仅为报平安或交代家事,有的则长达几千字,或纵论时事,或畅谈家事,又或与子女谈心聊天。家书的写作时间有的是深夜两三点钟,有的则是清晨起床后,只要稍有时间,梁启超总会跟孩子们“唠叨”上几句。无一例外地,每一封信里,都透露着父亲浓浓的爱意,其情之真、其爱之切,几十年后读来,尤能被其强大的磁力一击命中,并被深深吸引。 在孩子们的学问上,梁启超既是严格的导师,又是慈爱的父亲。有一段时间,思成对自己所学甚感困惑,怀疑美国的死板仿古教学方法会使自己变成纯粹的画匠,梁启超知道后,写信劝慰道:“你觉得自己天才不能付你的理想,又觉得这几年专做呆板工夫,生怕会变成画匠。你有这种感觉,便是你的学问在这时期内将发生进步的特征,我听见倒喜欢极了。孟子说:‘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凡学校所教与所学总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若巧则要离了学校方能发见。规矩不过求巧的一种工具,然而终不能不以此为教,以此为学者,正以能巧之人,习熟规矩后,乃愈益其巧耳。(不能巧者,依着规矩可以无大过。)”“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燉’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燉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怎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懦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那里是那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 作为父亲,梁启超虽然希望孩子们个个成才,却又不希望看到孩子们因忙于学习而致使身体有损,在给长女思顺的信里,梁启超一再告诫最宝贝的女儿,“功课迫则不妨减少,多停数日亦无伤。要之,吾儿万不可病,汝再病则吾之焦灼不可状矣。”多年后,对远在美国的思成,梁启超也多次提请他注意身体,“你们现在就要有这种彻底觉悟,把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十二分注意锻炼、修养,预备着将来广受孟子所谓‘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者,我对于思成身子常常放心不下,就是为此。”只有真正疼爱孩子的父亲,才会在孩子的健康与学习之间,毫不迟疑的选择前者,哪怕是孩子们舍弃学习也在所不惜,这才是真正的父爱、大爱。 梁思成后来曾说,父亲的治学方法对他和思永的影响特别大。回忆父亲,梁思礼也说,“父亲伟大的人格、博大坦诚的心胸、趣味主义和乐观精神,对新事物的敏感性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都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他一生写给他的孩子们的信有几百封。这是我们兄弟姐妹的一笔巨大财富,也是社会的一笔巨大财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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