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宪实：《贞观政要》与唐太宗的治国之道

2016-03-23  宣讲家网 孟宪实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要评论0

 

核心提示：一个人与一个时代不期而遇，一个时代因此成就了中国的历史高度。要了解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不能不读《贞观政要》；要了解中国传统王道政治的实践，不能不知道贞观之治。唐太宗是古代王道政治的成功实践者，他的政治实践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建设仍然有积极意义。本期报告中，孟宪实教授围绕《贞观政要》讲述了很多唐太宗时代的故事，为我们展示了贞观时期的四大历史贡献以及唐太宗的理性政治。

孟宪实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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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跟大家交流的题目叫《<贞观政要>与唐太宗的治国之道》，其实核心问题还是唐太宗。《贞观政要》是一本记载唐太宗史料的书，作者叫吴兢，这个人经过武则天时期的混乱，到玄宗的时候，把唐太宗的故事写成了一本书。这本书一共是十卷四十篇，把唐太宗的先进事迹和了不起的言论都完整地记录了下来，并呈给唐玄宗，希望玄宗能够按照唐太宗的治国理念来治理国家。

唐玄宗时代迎来了唐朝鼎盛的时期，那就是开元盛世。唐玄宗在多大程度上吸取了唐太宗的经验？不得而知。但是，唐太宗却是因为《贞观政要》这本书得以千古流传。当然，这也不仅仅是这一本书的问题。唐太宗的故事、唐太宗的事迹主要由这本书记载，或者说这本书记录得最多。至今为止，如果大家要想比较深入地了解唐太宗，那么最应该看的书就应该是《贞观政要》。虽然两唐书（《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也记载了一些唐太宗的故事，在讲贞观的时候都会讲到，但是讲得最多的、最系统的、资料最完备的还是《贞观政要》。

那么，我们就从《贞观政要》说起。主要向大家介绍唐太宗本人，介绍他的治国理念。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他如何能够克己纳谏、理性行政，把中国引向一个新的高度？这至今仍然是有正面价值的，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建设也有积极意义。所以，唐太宗虽然是1300年前的人物，“贞观之治”也是1300年前的往事，但今天还有很多朋友对这个事情兴趣浓厚。

贞观是唐太宗的年号，中国古代皇帝，从汉武帝时期开始有年号，这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会给一个时期取一个名字。时间虽然是自然流失、自然地前进，但是在中国，却给它打上一个中国化的印记，就是年号。从汉武帝一直到宣统皇帝，中国历代帝王都有自己的年号，年号就成了一个中国政治的标志，成了一个政治秩序的标志。如果在分裂的时代，你用谁的年号，那就意味着遵循谁的统治。所以，它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标志。

辛亥革命以后，年号被取消了。受中国的影响，当今世界还有一个国家保存年号，但是中国的年号已经没了，那个国家就是日本，日本现在是（平成）时代。中国古代的很多文化遗产都像年号一样，今天我们已经丢失。有的是自然丢失，有的是我们有意放弃，但是在其他国家可能还有保留，这是近代以后发生的变化。

贞观是唐太宗的年号，唐太宗是唐朝第二个皇帝。第一个皇帝是他的父亲唐高祖李渊，李世民是第二届皇帝。贞观年号一共用了二十三年，贞观元年是公元627年，贞观二十三年是649年。也就是说，唐太宗在中国历史上当皇帝，也就是二十三年多一点的时间。

唐太宗是通过玄武门政变上台的，就是用非法的手段获得皇位，这叫“玄武门之变”。没有“玄武门事变”，就没有“贞观之治”。正是因为他夺得了政权，才有了这段时间的建设。

一、贞观时期的四大历史贡献

中国四千多年的历史，有纪录的年代多得很，但是有多少个二十三年，能像贞观时代这样长久地被国人怀念呢？很少的。很多个二十三年，很多个几十年，我们都不知道怎样过来的。但是贞观二十三年却长久地给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记，为什么呢？那是因为贞观虽然只有二十三年，却对中国历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个贡献不是能按年代比价的，有的时代可能经过一百年，也没有像样的贡献。

贞观的二十三年确实是有非常了不起的贡献，都哪些方面贡献呢？我归纳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贞观时代创造了一种政治文明。贞观时代也是君主时代，在古代中国和整个人类的古代，各种政治体制中，最主要的政治体制就是君主体制。东方也好，西方也好，君主体制是主要的。也有的国家，有的时段出现过民主政体，但都比较短，范围都比较有限。古代最常见的政治体制就是君主体制。贞观时代创造了君主制度背景下的一种高度政治文明。即使是君主制也有文明问题，你这个制度究竟是野蛮还是文明呢？人们都会如此去看待。

贞观时代是君主时代，贞观时期是君主时代政治文明的一个正面形象，完全的正面形象。什么意思呢？不管在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下，面对政治权力、社会资源，人群的争夺都是不可避免的。如何让这种斗争变得合法有序，是人类至今都仍要认真思考和面对的问题。在君主制时代，有君主制时代的严重问题，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制度背景下，我们看到，贞观时期却表现出一种良好的政治风尚、政治风气和制度建设，这些都应该看作是政治文明的标志。我们回头会给大家讲具体的事实，你就能明白什么叫政治文明。

君主时代的政治文明是怎么体现的？简而言之，就是虽然君臣之间、大臣之间，会有矛盾，会有分歧，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贞观时代，能够找到比较好的办法，解决大家的分歧，避免这种内部矛盾扩大化，从而变成权力的祸患。这就是政治文明。

第二，贞观时代完成了古典时期的社会和谐建设。在唐朝以前，说到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哪个时代最好呢？大家都说上古三代的时候中国最好，就是尧舜禹那个时代最好。政治也好，社会也好，民风也好，人心也好，什么都好。尧舜禹时代的社会治安好，人们的道德水准比较高，叫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路上有人丢了东西，不会有其他人来拾，该是谁的就是谁的，你回来找就能找到。社会治安很好，外户不闭，大门不用关的，没人会进来偷东西。用这样的词汇，来表示上古时期的社会治理之好。

尧舜禹时代到底怎么样？没有更多的资料能证明，尧舜禹时代到底是怎样的。现在史学界的基本看法是，尧舜禹是一个传说的时代，这个传说经过儒家的润色，让后人牢牢地记住了，但是很难说它是一个事实。可是从唐朝以后，情况有了改变。自从唐朝贞观时代以后，中国人每每提到社会治理得比较好（的时代），首先想不是尧舜禹，而是唐太宗。后世人总会说，贞观时期真的很好，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用这个词去概括唐太宗的时代。

北宋的时候，经过五代的混乱，终于实现了有限度地统一。有作为的皇帝，比如说宋神宗，准备好好治理一下国家，所以出现了王安石。王安石之前已经很有名气了，但是他坚持不到中央做官，要在地方积累政治经验。宋神宗上台以后，要求王安石到中央来做官，来主持中央的工作。这次王安石同意了，两个人终于见面了。宋神宗第一次见王安石，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你终于来了，你要做魏征，我要做唐太宗。后世的人就像宋神宗一样，始终把贞观时期当作一个典范、模范来学习。这是贞观时期的意义。

那么，它的成就呢？用我们今天的话说，那就是社会和谐建设，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获得了大家的公认。所谓社会和谐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国家和社会、政府和百姓之间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双方相安无事，那就叫和谐。我们今天的中国也有社会和谐建设的任务，这也被看作是一种社会理想，虽然不是长远的理想，至少是一个时段的理想。

我们要建设现代化的社会和谐，古典时期的社会和谐对我们会不会有点参考价值呢？当然会有，因为社会和谐的建设的基本问题古今是一样的，都是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政府和人民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好了，社会和谐建设就成功了；解决不好，社会和谐只能永远成为理想。

第三，贞观时期，唐太宗一班君臣，领导中国取得了十分崇高的国际地位。只要有国家之间的竞争，国际地位的比较就在所难免。在任何时代，任何政府、政权的领导人、政府的领导人，都希望自己的国家拥有比较好的国际地位，这是古今一致的。那么，贞观时期的国际地位怎么样呢？用我们今天的眼光去看，有的地方甚至很难理解。

贞观时期，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多高呢？高到我们今日中国人都很难理解，怎么说呢？唐朝的皇帝从唐太宗开始，拥有一个特别的称号，叫“天可汗”。可汗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政治首脑的一般称号。突厥、柔然都是用可汗来称呼他们的政治首脑的。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收到了一个荣誉称号，就叫“天可汗”，送他称号的人是西北各国的国君，这是他们联合起来送给唐太宗的一件礼物。

“天可汗”仅仅是一个称号吗？后来日本学者研究，“天可汗”是一项制度，实际上代表着一种国际秩序，是国际秩序的外在标志。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一定的国际空间范围内，大概就是东亚，部分中亚地区、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在这个区域里，唐朝的皇帝具有国际领袖的意义，他的名号就是“天可汗”。也就是说，唐朝的皇帝不仅管自己国家的事，也会管理一些国际事务。所以，“天可汗”不仅仅是个称号，它是代表那个时代的一种特别的国际秩序。而“天可汗”就处在这个国际秩序的顶端，是国际之间的领袖，天下共主之意。“天可汗”会向各国的国君写信、发令，各国的国君只要遵守“天可汗”这个体制，那他就会认真遵守天可汗的指示，按天可汗的指示去办。

所以，在唐朝有一些国家之间的冲突，甚至战争，中国都参与了。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唐朝皇帝的天可汗地位、身份，他要管理国际事务。比如说，西突厥内部分成两派，战争持续，没完没了，这事儿天可汗就得管。向双方派使者，要求停火、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都尊重“天可汗”，遵守“天可汗”的规则，一般都会向“天可汗”告状，都说自己有理。“天可汗”会担任国际仲裁的角色。

有的时候，斗争双方有的听天可汗招呼，有的不听，怎么办？“天可汗”就会武力干预。所以在唐朝，中国的皇帝不得不去管理国际秩序。唐朝参加了一些国际之间的战争，起因也往往是这样。比如说那个时候的朝鲜半岛，它有三个国家、三个政权，北部叫高句丽，南部分成两部分，上边的叫新罗，下边叫百济，这是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三国时代后来是怎样的结局呢？

后来的结局是在唐高宗的时候，三国实现了统一，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怎么统一的呢？最初是高句丽和百济联合起来打新罗，新罗抵抗不住了，就向“天可汗”求援、告状。“天可汗”就要三番五次地派使者，请他们停火、谈判。但是高句丽和百济是有利的战场局面，就不愿意停，不听“天可汗”的，这怎么办？“天可汗”不能眼看着新罗被灭，只好派出唐朝的军队，去解决新罗的问题。就是在唐高宗的时候，唐朝的军队消灭了百济，又消灭了高句丽，回过头来把整个的朝鲜半岛又交给了新罗。

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完全是在唐朝的帮助下统一的，甚至可以说是唐朝统一了朝鲜半岛，然后把这个成果交给了新罗。最初就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矛盾，“天可汗”要调解，调解不成，只好用武力的办法解决。这是导致发生战争的一种情况，还有别的情况。

比如正月十五，这是个大节日，朝廷的大臣、各国的使节都要向皇帝表示新年的祝贺，朝廷也会举行很隆重的仪式。左文右武，自己的大臣要站队，外国的使节也要站队向皇帝行礼，怎么排队呢？外国的使者有一个排队的方式，基本上是排两个队伍。左边这个队伍是以突厥打头，第一位；右边这个队伍是吐蕃，就是当时的西藏打头，是右边这个队的第一名。

结果有一年队伍排得出问题了，什么问题呢？日本不服，日本告状，说我们是不应该排在新罗后边的，新罗历史上曾经向日本称臣，它是比日本还差，怎么可以排到日本前边呢？这事情还挺麻烦，这就叫国际秩序，谁在先谁在后。这就得报告给唐朝，唐朝有关部门就得商量、讨论怎么办，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日本说得也有道理，后来就调解，让新罗继续保持在原来第二的位置上，把日本调到另外一个队伍中，排到第二。这样的话，看起来就跟新罗是平起平坐的，至少不比新罗差。排队的事有很大的象征意义。

所以，唐朝的国际地位真的是很高的。特别是后来，中国的国际地位每况愈下，越来越差。到了近代就更惨了，西方列强隔三差五就教训中国一顿，所以大家就特别怀念“天可汗”，如果有天可汗或者在天可汗的时代，中国何至于如此，就会有诸如此类的想法。所以，唐太宗的形象在苦难深重的中国人的思念中，变得越来越高大。这是第三个方面，贞观时期取得了十分崇高的国际地位。

第四个方面，贞观时期为唐朝三百年的基业，打下了良好的制度基础。制度很重要，任何一个时代，如果它在制度上没有贡献，那它会在什么方面有贡献呢？所以很重要，不仅是这三百年，整个古代中国，之所以能够长期领先于世界，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制度先进。我们中国人对中国历史还是挺重视的，各位都是至少是个历史爱好者，有的人说不定还有很深入的研究，对中国历史了解得很多，看中国的历史，就像看中国的现实一样，经常很动感情的，动什么感情呢？看中国这个事儿做得不好，你看诸葛亮做得不好，唐高祖做得不好，这个做得不好，那个做得不好，真是替他们操心。

其实，我们的眼界受到了限制，如果看看同时期的世界，世界的其他地区，你就会觉得那个时候的中国，那真是太平盛世，好得不得了，那就是一个理想的时代。为什么？全世界范围内都一样，古代动乱特别多，战争没完没了，只要你的力量强大了，第二个动作一定是去征服别人，直到你被打败了，开始一个新的被征服的过程，从来都如此。如果以和平和战争的绝对时间、数量来评价一个区域的历史，那中国在古代肯定是冠军。我们长期是比较和平，比较稳定的，比起西方、比起中亚，我们的动荡程度是很低的。

当然，我们仍然不满意，我们看历史的时候，还是觉得没做好。这仍然是可以理解，但事实上，相对而言，我们这方面真的是比较好的。制度的因素何在呢？仅仅是因为中国人爱好和平，自觉性高？不是那么简单的。大家知道，在古代，基本的政治体制是君主体制，但是各国的君主体制有所不同。

那么，中国和西方的君主体制不同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中国的君主制是建立在官僚制度的基础上的。一提官僚你就生气，这是咱们近代以后的一个情绪，那你不用叫官僚了，你叫文官制度行不行？其实是一回事儿，中国古代的君主制度是建立在文官制度基础之上的，或者说是跟文官制度密切配合的。而西方的君主制，是跟贵族制度配合在一起的。西方、中亚，包括日本，他们的社会都是贵族社会，这点你一定要切记。中国也曾经有过贵族社会，那就是商周时期，经过春秋战国的剧烈变动，到秦汉以后，中国就不是贵族社会了。这个是跟西方，跟其他地区最大不同的地方。

所以，中国社会的社会公平程度，在那个时代几乎就是最高的。所有人的社会进步的机会、获得权益的机会，中国是最大的。为什么？因为中国不是一个贵族社会。贵族社会的特点是什么？那些贵族之家，终生并且世袭地垄断政治权力，其实还不仅仅是政治权力。但中国因为不是贵族社会，这个权力怎么办呢？权力只好社会分享，所以中国古代社会的流动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是最高的。社会流动性，就是我原来是个平民，我经过努力会提高我的社会身份，提高我的社会地位。条件成熟，平民甚至可以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但这种事在那个时代的西方和中亚等其他地区，是不可想象的。你没有贵族的身份和背景，你能做高官？

所以，那个时代，中国真的是制度先进的。什么叫制度先进呢？就是在这个社会上，更多的人能够作用于当时的政治，对当时的政治有意义、有作用，那就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我们现在也可以用这个概念去衡量。那个时候西方是少数贵族垄断权力，与中国相比，差距太大了。

日本学者研究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后认为，在隋朝时期，日本向中国学习了很多东西，这应该是事实。日本向中国学习了四个方面的东西。

第一，汉字。日本早期的历史都是用汉字记录的，它没有自己文字。后来，受汉字启发，用汉字偏旁部首来发明了日本文字。所以，我们今天中国人到日本去旅行，你看着不是特别陌生，为什么？经常会看到汉字招牌，你可能觉得这字我怎么不认识，或者认识但意思不一样，但是它是汉字，你看着就亲切。这是第一个方面，学了汉字。有了文字就有了记录，有了记录人类才进入更重要的文明时期。

第二，文官制度，或者叫官僚制度。原来他们的国家是一个很粗糙很原始的管理办法，从中国学习了官僚制度。怎么分工，怎么划分中央地方，中央分多少个部门，分工分专业地管理社会，这对国家很重要。有了这个，日本的社会前进了一大步。

第三，儒家思想，日本人叫它儒教。因为有了儒教的传入，日本就有了系统的政治社会伦理思想。你不能说它原来没有思想，但是它不系统，特别是不能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国家应该怎么办呢？国家应该怎么发展呢？怎么样的国家动作才是合理合法、合乎道德的呢？这在儒家理论中是讲得很清楚的。国家有没有道德，政治有没有伦理，这在儒家的思想中讲得很清楚。要没有这套，国家没有方向，社会没有统一的价值观，诸如此类，那就很乱。儒教进入日本了，日本进步就快了。

第四，大乘佛教。佛教也不是中国发明的，但是经过一轮选择，中国选择了大乘佛教。而日本、韩国，又从中国学习了大乘佛教。所以是中国选择（大乘佛教）之后，他再直接接受的，这个也跟中国是一致的。

设想，日本社会如果没了这四条，那日本是什么样的？那就说不清楚了，反正就会很落后吧。但是日本在学习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有一条没学。在唐朝的时候，连唐朝的均田制日本都学了，日本叫班田制。但是有一条他没学，什么呢？科举制度。唐朝已经有很完善的科举制度了，日本没有学，为什么日本没学呢？近代以后中国人得出的结论是，你看，日本人高明，日本人就知道科举制度不好，科举制度限制人的思想，所以他就不学。这是乱说，为什么不学？不是因为科举制有问题，而是因为日本是贵族社会，贵族社会进入政治领域不用考试，只有平民社会才需要这种考试。中国需要，中国不是贵族社会，必须要平民来参加考试，来选拔人才。日本的贵族天生就是政治家，考什么？谁考他？谁有资格考他？所以人家不用考试，所以不用学，不是日本看到了它的弊端，而是他不需要。

其实，科举考试制度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在政治制度的理论和系统中，是很重要的一环。要达到社会公平，怎么做？古往今来这个问题都讨论翻了，翻了多少番了，搞出名堂来了吗？到今天为止，全世界的办法仍然是考试。任何考试都有弊端，但是那总比不考试好吧。

所以，考试制度是中国特有的。到近代以后，西方打破了贵族制度，开始建立近代社会，才向中国学习考试的。这时候它需要了，古代它不需要的，这时它才想起来可以向中国学习。所以西方的文官制度，是在近代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它的一个技术层面，就是向中国学习考试制度。

总之，一句话，中国古代长期领先世界，是因为中国制度先进。唐朝在那种技术背景、经济背景下，在那种自然条件、运输条件、通讯条件下，能够统治这么大面积的中国三百年，那是制度的优越性在发挥作用。如果制度本身就不对劲，那早完了。所以，我归纳贞观时期的重要性就体现在以上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其实对今日中国而言，仍具有借鉴意义，有的地方今日其实是应该认真向古代学习的。

二、唐太宗如何建立理性政治

以上四个方面的建设，唐太宗是怎样做到的呢？他是怎样把这些成绩建设起来的呢？

我理解，根本上讲就是一条，就叫“政治的理性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反过来说也差不多，“理性政治何以可能”，看看唐太宗就知道了。所以我强调的一点，其实就是理性。理性是什么呢？就是人类到这个时期，在那个范围内，他的聪明才智、综合能力的一种体现。你说，他这个理性还不够，他还不会用计算机。这是乱说，那个时期，那种条件下，人类的智力所能达到的水准，他都能汲取，那就叫理性。理性政治何以可能呢？怎么讲唐太宗的理性政治呢？我觉得唐太宗的理性政治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克己纳谏。这个大家都知道，一讲唐太宗、魏征，都是跟谏有关系的，克己纳谏。一个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如何自觉自愿地接受来自部下、臣下的约束？这是一种自觉，这是一种理性，唐太宗就做到了。所以，权力拥有者如何克服自我膨胀、过分自我，这是很大的一件事儿。如果最高权力拥有者不受约束，甚至不接受人家合理的建议，那权力会往哪个方向发展呢？就有可能发展成破坏性的力量。

所以，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权力问题，古往今来大家讨论的核心，也是权力问题。权力的运用如何更合理，这是要害。作为一个超越社会的国家的权力，它具有一种能量性的特征。它是一种能量，能量的特点就是威力很大，但自身没有方向，它的方向完全由掌控者所把握。所以权力运用得好，就会成为社会的建设力量，它就是健康、正面的；权力如果运用得不好，它就是个破坏力量。正确的好的政策，会带来共同的福利、社会的进步；不好的政策，会使国家、社会大倒退，人人跟着倒霉。

掌权者如何理性地运用权力，这不是他们家的事儿，这是涉及到所有人的事儿。所以，这是权力问题成为政治学的核心问题的原因。这事儿太大了，太重要了。所以，理性地运用权力，自觉地接受权力的约束，让权力在正确的轨道和正确的方向上行使，这就应该受到正面评价。我们要防范的就是，权力变成破坏力量。

那么，唐太宗的克己纳谏，就是政治理性的一个充分表达，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它体现了最高权力拥有者的理性，接受别人的意见，接受大家的约束，接受正确意见的修改。

第二个方面，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权力理性或者政治理性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建设和谐社会必须以人为本，什么叫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以民为本，这跟李世民这个人有关。李世民去世以后，唐朝为了尊重去世的先皇，凡是碰到李世民的名字，就都改了，世界的世也改了，这叫帝王避讳。所以过去说“以民为本”，后来就变成了“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哪儿来的？就是“以民为本”来的。我们今天理解以人为本，其实经常是人性化的一种理解，而不是政治化的一种理解。

其实以人为本的核心问题，是政治上的问题，是以民为本。这是传统儒家的一个基本的政治理念的表达。只有做到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才能在国家的制度安排、政策调整、利益调整方面，重视、注意、考虑老百姓的问题，这才叫以民为本。如果你当政者、当权者，整天考虑的都是自己家里的那点破事儿，天天想着自己的账户增长，不考虑老百姓，不考虑社会，那称不称职的不用说了，你这个社会会怎么样呢？社会就会带来严重的不和谐问题。

所以我认为，这两个方面就是贞观时期理性政治很重要的两个轨道、两个车轮。这两个车轮拉着贞观这辆“大车”，达到了一个历史的高度。

我们先从第一件事儿讲起吧，唐太宗怎样克己纳谏。纳谏在古代政治家的理论中，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儿，这是算常识。我们为什么纳谏呢？你为什么要设百官呢？你不是能耐吗，天下归你一个人管就得了，别人别要了，你一个人管吧。不行，这个天下太复杂，一个人的聪明才智绝对是不够的。所以要设百官、设机构，专业地来管理国家、管理社会，其实也就是帮助皇帝来治理天下。如果设置了百官，平时工作、治理天下时，他有正确意见，你却不接受，那你要他干什么，干脆别要算了。

所以，纳谏在传统的理论中，说得很简单、很容易，没有人会反对纳谏，这样的做法也常有。所以纳谏在古代中国的政治理论中是个常识，但是这个常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为什么呢？我们想一想也能明白，纳谏遇到了两个基本难点。

第一，人性的弱点。皇上也是人，所有的人都有这个毛病、弱点，就是喜欢被表扬，喜欢听好话，讨厌被批评，讨厌被否定，我们所有的人都一样。只要在群体中生活，你就有这样的倾向，这是没办法的。皇帝也是人，皇帝也不希望被否定，所以纳谏就难了。你来批评我，我同意你的就是否定我的，难吧？

第二，权力的症结或者说权力的弱点。权力是什么？权力是在一个组织的系统中存在，起着支配作用的一种东西。权力的运行特点是什么？是由上而下。领导安排下属、指挥下属、批评下属，很正常，因为这跟权力的运行方向是一致的。你不听他话，你不听他批评，下次免你职，你就完了。这个是很容易的，反过来就难了。纳谏是什么？纳谏是下级批评上级，臣下批评皇上，跟权力的运作方向是相反的。于是就难了，下级总批评上级，上级受得了吗？所以，你一批评他，他给你摆官架子，比谁官大，你就完了。

遇到这两个难点，真的是很难做。有的时候我们想想唐太宗纳谏的故事，我们甚至觉得这是今不如昔。“我们单位的领导好像脾气都很大，比皇上脾气还大呢！”都会这么想问题。

别人做不到，唐太宗怎么做到了呢？大概这就是坏事变好事的一个方面。唐太宗是什么情况？他是发动了政变上的台，杀了兄弟，夺了父亲的权力，才当了皇帝的，这是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所以他上台以后求治心切，希望把天下治理好，然后历史就会记住他好的一面，而减轻对他坏的一面的记忆。对不对？虽然不能将功赎罪，但是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是有这种平衡性的。“这人做得还是不错的，过去的事算了吧！”“另外，他治理天下，对所有的人都有好处，他家里斗争的事儿就算了吧！”总之会有所减轻的。所以他求治心切，求治心切怎么做呢？那就要发挥大家共同的聪明才智，这就有了纳谏。想治理好天下，你必须让大家帮助你，一个人干不成的。

第二个方面，唐太宗有纳谏的经验。在没当皇帝之前，唐太宗叫秦王李世民，天天领兵打仗。虽然在军队他的指挥权是绝对一元化的，但实际上军队在有些环节又是很民主的。什么环节呢？军事会议的时候，唐太宗有先例，大敌当前，我们到底怎么打合适呢？大家有话就说，有意见一定要表达。为什么呀？一场仗打不好，全军覆没，整个政权都可能跟着完了。所以这是太大的事儿了，必须每个人发言，必须有意见就要提。所以，军事会议往往民主性比较强。它是一个辩证的关系，军事指挥权是绝对的统一的、一元化的，但是军事会议也一定要民主。总之，这种会议其实是不论多数，不论谁官大小的，而是论谁正确的。唐太宗在当秦王的时候，这是有经验的，好多次都是这样，少数派的意见秦王李世民认为是对的，最后采纳了，结果胜利了。

所以，他一方面有这个动机，求治心切；一方面有这个传统，过去当秦王的时候有这个经验。所以唐太宗纳谏做得真的很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唐太宗接受的一些意见，今人看来接受起来都挺困难的。

贞观二年，有一天唐太宗散朝以后，请几个大臣吃饭。唐朝环境比较好，大家在业余时间是有来往，君臣之间、大臣之间。唐朝有个歇后语，说你们家在长安有好房子、好厅堂不请客，是暴殄天物，极大的浪费。所以大家有了房子就要请客，请大家来吃饭，请朋友来吃饭、喝酒、做诗。你看白居易写诗，写了很多，其中有一大堆就是因为当时他已经当了司长了，终于当了中级官员了，有房子了，然后天天请客吃饭，然后天天写诗，写了不少诗。

唐太宗也不能免俗，高兴了请大家到后宫的一个偏殿吃饭、喝酒。结果大家一进这殿。这时候，大家就发现皇帝身边有美人。皇帝身边多了一个漂亮的人，这人谁呢？左看、右看、仔细看，不认识。皇上的合法妻妾，大家其实都认识，从皇后到嫔妃，在朝廷里有很多重要的礼仪，是要参加的，所以都是认识的。现在皇帝身边多个美人出来，这是谁啊？这不是一般的人，她在皇上身边，像女主人的样子，张张罗罗的。可是这是谁呢，大家的眼睛就不对劲了。唐太宗就看出来了，说你们有问题？这个人你们不认识是吧，我给你们介绍介绍，她原来是李瑗的夫人。李瑗是谁呢？咱们各位都不认识，当时的人都认识。李瑗是李世民的远房叔叔，也是他们李家的人。

玄武门政变的时候，李瑗是个地方大官，幽州的都督，最高军政长官，又有军权，又有行政权，又是李世民的远房叔叔。但是我们知道，玄武门政变之前，李世民和他哥哥李建成之间，已经经历了长期的斗争，已经是打了很多年了。双方拉帮结伙，朝廷大臣都分成两帮，或者有人站中间，但多数都分了。李瑗就是李建成的人，跟李建成是一伙的，跟李世民是对头。结果玄武门政变，李世民在中央“开花”，先把中央的权力拿下了，控制了长安，那就相当于控制了全国，派个使者到幽州来，通知李瑗去长安开会。

李瑗原来是李世民的对头，心里不踏实，他就跟自己的副官长史王君廓商量，现在长安让我去开会，我去不去啊？王君廓说，你傻啊，你是李世民的对手，他现在把亲哥哥都干掉了，你这远房的叔叔肯定有去无回，不能去。李瑗说，那我怎么办呢？王君廓就鼓励李瑗造反，跟李世民干，他说你手中有三万人马，不能任人宰割，跟他干。李瑗没什么战争经验，也不会打仗，说我跟他打，你支持吗？王君廓说，我支持你，跟他干。

李瑗一听有人支持，有王君廓支持，就来劲了。于是开始在幽州布置，把自己的爱将都叫来开会，准备跟中央开战。准备得差不多了，证据非常确凿了，又是这个王君廓，动员自己的一帮亲兄弟，说李瑗要造反，李世民平定了天下，李瑗哪是他的对手啊？你们要跟他去造反，那就是株连三族、五族、六族的事儿。但是咱们要是提前帮助朝廷把他给灭了，就是大功一件，肯定升官发财。那些兄弟们一听，选择跟李瑗造反，还是跟王君廓平反呢？那肯定跟王君廓。所以大家都跟着王君廓，到李瑗家，一刀就把脑袋砍下来了。然后王君廓把李瑗的脑袋割下来，放进一个木头匣子里，写封信派人送到长安去了。李世民很高兴，说幽州差一点发生叛乱，这王君廓很厉害，提前给灭了，这是替国家立了一件大功，李瑗罪有应得，王君廓应该升官。于是王君廓欲擒故纵升了官，代替李瑗成了成了幽州都督，军政长官。

这个王君廓坏吧？先给大家交代一下他后来的下场。他当了都督，朝廷给他重新派了一个副官长史。这个副官长史是谁呢？是唐太宗宰相房玄龄的外甥。王君廓做贼心虚，怀疑房玄龄的外甥是朝廷派来监督自己的，天天闹心。刚才那个叛乱的事，是武德九年八月份。贞观二年年初，王君廓要到长安去开会。唐朝有这个制度，地方长官两年必须去一趟中央，向皇帝汇报工作。王君廓就要去了，他这个长史就给他带了一封信，说你到朝廷肯定能见我舅舅房玄龄，我这是一封家书，你给他捎过去。王君廓就怀疑这就是告状信，所以在路上看看四下没人就撕开了。打开一看，傻了，不认识，草书写的。王君廓文化不高，楷书还认不全呢，这来个草书，全不认识。但是他就更怀疑了，你写封信不好好写，干吗用草书？所以他觉得这真有问题，就杀了随从，准备逃往突厥，没跑多远就被唐朝的军队给追上杀掉了。王君廓的下场就这样。

回过头来说李瑗，李瑗就这样傻乎乎地成了人家晋升之阶，死掉了。但是他的夫人很倒霉，他的夫人以罪犯家属被收入掖庭，到后宫里面去干粗活。李瑗的夫人她有特长，特长就是漂亮。这个特长被皇帝发现了，就留在皇帝身边了，不用去干那些粗活了。可是现在要请大臣吃饭，大臣的眼睛一不对劲，唐太宗就介绍了。到这儿还没完，给大家继续介绍。她原来也不是李瑗的夫人，她原来还有丈夫，她那丈夫就是幽州一个卖烧饼的。李瑗到幽州当都督，路过一看，这个卖烧饼的夫人怎么这么漂亮，一刀把这卖烧饼的人给杀了，把这夫人就抢了，变成了自己的夫人。所以李世民跟大家说，这个李瑗开始的时候杀夫夺妻，后来又企图叛乱，最后死得很惨，被人砍了头放到木匣子里送长安来了，真是罪有应得。

这事大家都明白了就得了吧？不行。在座有一个叫王圭的大臣，是门下省的领导，听了皇帝的介绍以后，他就正襟危坐，问皇上，陛下，您认为李瑗杀夫夺妻这事儿，做得是对还是不对？不是废话吗，多么严重的犯法行为，这当然是不对。问题是你怎么这么问我呢，我一个皇帝连这个道理也不懂吗？然后王圭就给他长篇大论地一番讲述，引经据典地讲。意思就是说，历史上有这样的人，什么道理都明白，就是一做就不行。这是说谁呢？其实就是在说唐太宗。你虽然不是杀夫夺妻，但你现在莫名其妙把这人留在这儿，你这事儿对吗？那么多人，大家都在那儿，美人也在场，皇上怎么办？只好回答，你说得很对、有道理，真是说得太好了，马上就改。当场决定，把这美人送走，不是送在后宫继续干粗活了，而是送她父母身边去。

这个事儿在唐朝有个特别的概念，叫别宅妇。是说这官员自己有家有舍，老婆、孩子在这个房子里面住着，但另外一个宅子里，还有一个夫人，这叫什么？别宅妇。在贞观的时候，这个事儿还没能构成大问题。到玄宗的时候，开元年间，朝廷正式宣布，国家官员如果养别宅妇，就立刻免职。这即使不算非法，至少是道德上有问题。可是唐太宗也相当于有了个别宅妇，大臣就当着面要提问题。

贞观八年，唐太宗又碰见了一个好事儿，特美的事儿，他要结婚了。唐太宗经常结婚，皇上结婚的名额多，机会就多。根据唐代留下来的资料，有个《唐六典》，皇帝可以结一百二十次婚，也就是嫔妃以下，才人、美人，乱七八糟一大堆，可以有一百二十人。这回唐太宗要娶一个很有名的人，长安城上有名的美人，郑仁基的女儿，叫她郑小姐吧。郑小姐在长安很有名，家里背景好，修养好，人长得也好，年方十六。长孙皇后也很支持这件事儿，由房玄龄当结婚大使，亲自办理这件事儿。那时候结个婚挺复杂的，一共有八道手续要办，就差最后一道手续，就是皇帝派大使到他们家宣布册封命令。有一天开会，魏征举手发言，说皇上都要结婚了，我怎么在长安听到一个说法，说郑小姐已经跟别人订婚了，对方叫陆爽，是一个年轻的读书人。

如果他们真是订婚了，那皇上就来晚了呀。什么意思呢？在唐朝的法律概念中，订婚是结婚的一部分，俩人已经订婚了，说不干了，那得办离婚手续。所以订婚是结婚的一部分，已经订了婚那就相当于已经结了婚。但是麻烦了，你现在皇帝又来了，这怎么办？皇上这个气呀，他不是气魏征，他是气房玄龄，说你这结婚大使什么都没问清楚，怎么就办了这么多手续了呢？房玄龄说真的不知道，散了会就颠儿颠儿跑过去问。问郑家，郑家说没有订婚，问陆爽，陆爽也说没订婚。陆爽还专门给皇上上表，说我们两家关系好，但没有谈婚论嫁。这怎么回事？

有点傻了，朝廷又开会。唐太宗就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儿？房玄龄说，怎么回事儿，当事人说没这事儿，那咱们继续呗，就差最后一道了。唐太宗不敢，就问魏征，你觉得是怎么回事？魏征说，我也不是当事人，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是真的。订婚不是一件秘密的事儿，大家族订婚，那是重大事件，很多亲戚朋友都要参加的，所以长安有这说法，一定是有过了。他为什么不承认呢？魏征说，我猜想，他是担心皇上以后报复。你喜欢人家，结果你没弄成，要是最后你生气了，天天给人穿小鞋，谁受得了？所以人家干脆就否认算了。有个叫慈禧的人不是说过这个话吗，谁让我一时不痛快，我就让他一世不痛快。慈禧能耐啊？她三头六臂？她什么事都能管得了？不是，她利用了公权力。利用国家的权力，来报复私人的感情，那当然是很麻烦的。

这一说，唐太宗还真是紧张了。我怎么会报复人家呢，实事求是嘛。然后魏征说，陛下实际上是不会报复他的，但是他们就是有误解、有误会。为什么会有误会呢？你还记得唐高祖李渊的时候，不是发生过一档子类似的事儿吗？什么事儿呢？唐高祖李渊终于到了长安，当了皇帝，看见东宫辛舍人的夫人长得很漂亮，然后就非常殷勤地请辛夫人到后宫去做客。你敢不去吗？就去了，这一去就再也没放回来。这个辛先生老婆就被皇上抢走了，自己也很担心，他不担心老婆问题，他担心自己是皇上的案头肉。他被皇上派到外地去做官，在外地做官也不踏实。天天想，今天应该派人来杀我吧，明天应该派人来杀我吧，天天这么盼，盼来盼去的自己就先死掉了，据说是吓死的。魏征就讲了这件事儿，说虽然你这个皇帝不会报复，你老爹干的事儿长安人都知道，所以怀疑你们是不是一样。

这事让唐太宗很伤心，唐太宗说，魏征总是跟我讲，治理天下要以百姓之心为心，现在百姓还是对我们不理解，凭空就会生出误解来，这说明什么呢？唐太宗说，显然是我们自己做得不好，我们没能让百姓放心，我们自己没做好，百姓才会担心的。所以这个事儿到此为止，专门下了一道诏书叫停婚诏。这个停婚诏我们今天还能看到，正好留下来了。

为什么贞观的大臣敢跟皇帝提这样私人性的意见呢？因为君臣有高度的共识，大家的想法是一致的，才会有这样的事情、故事发生。君臣有高度共识，朝廷有高度共识，共识在什么地方呢？任何政府、任何国家，它都不用选代言人的，它的领导人就是天然的代言人，他就是形象代表。皇上就代表国家，各级政府领导就代表各级政府。你以为你的行为就是个人行为？不对，你是一个政府行为。所以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是最重要的。坏事儿不要做，做了赶快改，知错就改，那是重要的。

为什么呢？这说来话长，其实在儒家的理论中最强调这一点，就是人民对国家的信任。凭什么信任呢？就凭你做得好呗。信这个东西，它真的说不清楚，道不明白，那就是心灵相通的东西。我就信你这个人，你做的事儿我信。所以国家能赢得百姓的信任和信心，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日常的治理就要注意这些东西，注意你的言谈举止，你的行为是不是体现了国家的正面形象，国家的正确发展方向和精神。

为什么说这是儒家的想法呢？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说夫子当政当何为？如果先生你来管理国家，您觉得什么样的事情是最重要的呢？孔子给了三个答案：足兵、足食、民信。有足够的军队保护国家；粮食——物质基础；还有人民群众对你的信任——民信。子贡说，迫不得已而去其一，你去掉哪一条呢？孔子说，去兵，没有足够的武装也要有足食和民信。子贡还没完，说再迫不得已去其一，你去掉哪一条呢？孔子说去食，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也要有民信。因为民不信则国不立。国家的建立，军队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人民对你的信任，那才叫你的合法性。谁都不信任你了，你有什么合法性可言？所以民不信则国不立。

到孟子那里，说得就更简单了，说得人心者得天下，也是一个意思。所以政府从最高的领导人，从皇帝到各级官员，都要注意这一点，这就是赢得民心的一种表现。所以大家为什么能提问题，敢于提问题？因为大家知道这么做对国家是好的。这样的意见都能提出来，还有什么不可以提？

第二，怎么样以人为本？很简单，制定法律、制定政策的时候，考虑到百姓的需求。不能说没有一点苛捐杂税，没有赋税，那是做不到，咱们不能超越历史主义。那个时代只能是如此，它能做到轻徭薄赋，你就应该表示欢迎。你说那不理想，跟共产主义一比差远了，这种逻辑没有意义。唐太宗时代能做到以人为本，那就相当不错了。以人为本，这是儒家的民本主义的基本思想，可以说是一个核心概念。唐太宗怎么做的？

思想上高度重视。唐太宗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话，唐太宗说过另外的一句话，我觉得更典型，他说政府过分盘剥百姓，如同割股自食。什么意思？说你不要跟老百姓盘剥得太厉害，太严重了就相当于割股自食。什么叫割股自食？这个人很饿了，挥一刀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自己吃，吃饱了，结果那不就把自己杀了吗？所以，过分盘剥百姓等同政治自杀，我觉得可以翻译成这样的话，这就更充分地体现了“君民一体”的概念。

其实任何一个政治体制都是一样的，群众活不下去了，你这个体制肯定就是失败的。贞观时期做到了这一点，而且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充分考虑这一点。比如贞观时期朝廷讨论一个问题，如何去贼，也就是解决刑事犯罪问题，咱们现在的习惯思维是什么？加大打击力度，严刑峻法。唐太宗说，这是不行的，你得分析为什么那么多老百姓犯法。一个人合法劳动，养活一家老小，是不是应该的呀？可是如果他合法的正当的劳动，养活不了一家老小，有了衣食之忧，生活有了切肤之痛，不采取非法手段就没法生存下去，这样说明什么问题？那不是个人的问题，说明社会有问题了。

人皆有廉耻之心，这就是道德感。每个人都有道德感，一旦你犯法了，你的道德就破产了，人家就不信任你了。人人都不愿意这样，但为什么还有很多人犯法呢？那一定是社会出了问题。所以唐太宗怎么说？如何去贼，从朕开始。你看，一个封建皇帝，说如何解决人民的犯罪问题呢，要从皇帝本身开始。怎么开始？其实就是一个费用问题，所以从皇帝开始减少费用，能不用就不用，能少用不多用。所以唐太宗和长孙皇后是有名的节约的皇帝和皇后。

不仅这样，还精简机构，在中央合并机构，精简官员。因为官员的俸禄和享用是很大一笔开销，财政负担很重的。精简的结果，贞观元年，唐朝的中央官剩了多少呢？两种说法，一种说是640人，一种说是700人。就算是700人，那也是相当少的。少到什么程度？后人有人还写文章说，怎么可能有700人呢，这不是骗人吗？

然后合并地方州县，目标还是一个，减少官员数量。唐太宗的方向是什么？轻徭薄赋，藏富于民。只要做到藏富于民，就不可能有什么结构性犯罪。社会结构出了问题，才会有结构性犯罪问题。

唐太宗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均田制。均田制严格控制土地转移，所有的土地转移，必须经过政府之手才算是合法的。但是难免就有人犯法，私下里，我把我们家的地卖给你了，我们俩这个行为就是犯法的。唐朝留下来的资料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俩私下买卖土地，没有经过政府，被政府发现了，法律上是要处罚的。知道唐朝的法律是怎么处罚的吗？地归原主，财物没收。一个买地，一个卖地，买地的算白买了，财物被国家没收了；地归原主，又返回给卖地的人了。两个人犯法，事实上只处理了一方，卖地的人没事儿，地又还给他了。合理吗？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法律条款？你就得考虑这个基本问题。什么叫基本问题？中国是农业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你们家生存、发展的最重要的靠山。所以，穷人宁可卖儿卖女不卖地，有了地就有希望，没地就彻底完了。从西汉开始，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治，出问题都是从土地开始的。汉武帝的时候，董仲舒向汉武帝报告，说关中流民二百万，贫者无立锥之地，富者田连阡陌，麻烦大了。穷的人太穷了，一个锥子的地方都没有，富的富得不得了，现在开始流民已经很多了。后来汉武帝采取了办法，但是西汉最终仍然是在这方面出了问题。到处都是流民，最后绿林一起义，西汉就灭了。东汉、明朝都是一样的。

农业大国最终的问题，一定是土地出了问题。那么唐朝的法律这是在干什么？实际上就是用法律这道武器，保护弱势群体。因为破产总是从最弱势那个群体开始的。你家有问题，地卖了，他家有问题，地卖了，我们就变成了雇工，雇工再当不成，就变成流民到处跑，流民是推翻政府的最重要的力量源泉。所以唐朝政治家明白这个道理，在法律设置之初，就要严防这条线出现问题。所以你俩虽然犯法，但是不能让你破产，地归原主，你要有地。

我们在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中也看到了，真是这样。法律规定，分土地的时候，一定要先分无地和少地的人。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吐鲁番出土的西周时期的分土地的名单，有一家变成绝户了，没有继承人了，他家的十来亩地就被分成了十几份儿，少地的人太多了，都被大家给分了。法律就要从源头上制止社会分化或者两极分化。说起来可能是在保护弱势群体，保护弱势群体不破产，但从根本上、长远上看，就是保证国家的政治安全，这叫政治智慧，这叫政治理智。我们不要想他连一点自私心都没有，不必那么想，但是他能够保证他的长远利益，对我们这个弱势群体来讲，那就是一种保护，那就很难得了。保证农民的基本生存，这是我们未来政治安全，最重要的东西，这也是今天讲“以人为本”最需要的东西。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