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前的翻译实践

       1982年初，也就是大学即将毕业的那一年，做为一名外语系英语本科专业的学生，我开始做了两次翻译实践：

        第一次是为来自澳大利亚的外教韦斯利.布莱克莫先生翻译了一封他写的信：“感谢您，中国的医生！” ，发表在了《内蒙古日报》上。（其中的插曲在后面讲述）。

        第二次是和同学舒大平一起翻译了“好莱坞的两位魔星”长篇译文，没想到竟然被采用发表在国家级刊物《环球杂志》上。

        大学毕业前这两次翻译实践的良好结果，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也为我毕业后继续的各类翻译工作奠定了基础。

        现在来说说我为什么会帮助澳大利亚教授布莱克莫先生翻译他写的《感谢信》：

        韦斯利.布莱克莫是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来到我们外语系的外教，但他留驻教学的时间较长，与我们接触较多。布莱克莫高高的个子，一头亚麻色银发，为人随和，讲课耐心、风趣，很快就与我们几个同学（特别是大平和我）熟悉得如同朋友了。每逢周末，他很乐意到我家的小院子里拜访，一边说着：“Oh! there are so many plants here! That's nice! I like gardening and I can do it well. ”一边就下地帮助我们为西红柿搭架子、间苗了。

大平和我与布莱克莫教授一起游览呼市人民公园

        劳动后，大家自然会搓一顿，大平关系广，常给大家弄点下酒的“头蹄下水“，而布莱克莫先生经常带来当时只有用“外汇券”才能买到的“泸州老窖二曲”白酒。小酒下肚，大家更是无话不谈了。

        一次聊天中，布莱克莫先生告诉我，他在电视上看到了介绍本市一位名叫贠殿林的中医，在治疗筋骨损伤等方面颇有名气。碰巧了，那正是我认识的一位世家中医。布莱克莫先生撸起裤管对我说，我的这个陈旧伤能治疗吗？我看到布莱克莫的脚裸处因充血而发红，且肿的厉害，问后方知这是他20年前在澳大利亚的一次车祸中留下的后遗症--经常肿痛，曾去过欧美国家多个医院都未能治好。我答应立刻为他联系试试看。

        很快，内蒙古测绘局（我上大学前的单位）的贠殿林医生就答应我带布莱克莫教授前往就诊--贠大夫果然名不虚传，经过几次针灸、火罐和中草药治疗，布莱克莫疼痛了几十年的脚裸肿胀奇迹般地痊愈了（读他写的感谢信便知详情）。可有些问题也随之而来。

        在当时的政治氛围里，带一个外国人去中国人的家里是有“风险”的--轻则引致议论--说你有里通外国之嫌；重则可能受到审查。果不其然，后来一次去贠大夫家里，我们察觉到贠大夫面露难色，不很开心。问过他妻子才知道，我们反复多次带一个外国人在单位的住宅大院里进进出出，引起了周围不少人的议论。

        我把贠大夫的话翻译给布莱克莫教授，他面露惊愕，觉得不可思议。随后，他用手托着额头在沉思着什么。哦，Mr.Zheng，让我想想，我能理解为什么有人这样说话了，中国过去一直封闭，外国人来的很少，对吧？你们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难免的。你这样告诉贠大夫吧，我会尽力做些事来解除他的担心。贠大夫闻此也开心一些了：说：“管球他们说甚呢，咋啦，外国人就不是人啦！给外国人看病就犯下罪啦不成！我们祖上传医给我时，一直讲的就是要救死扶伤，不论病人是谁，你就是个罪犯，俘虏，做医生的也应该先给看病治疗！”

        我把贠大夫的话翻译给布莱克莫，他露出了赞许的微笑。我也接着说：“就是嘛，怎么就不能给外国人看病啦？何况还是我们大学的外教呢！如果按他们的说法，当年加拿大来的白求恩大夫给八路军看病也是不对的，也是卖国的汉奸（加奸）？可毛主席称他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呢！”

        就这样，一周后，布莱克莫先生在回国前交给我一封他亲笔写的感谢信，信中详述了他在贠大夫家里看病的过程、贠大夫高超的医术和他对中国医生真诚的感谢。布莱克莫希望我把感谢信翻译成中文，争取在当地报纸上发表。我照做了，开始还担心报社给不给发表，在内蒙古日报社与主管编辑一谈，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报社主编之一的负责人看了我翻译的感谢信和英文原件，答应马上安排发表，他完全肯定和高度赞扬贠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把贠大夫的所作所为定性为“为国增光的精神文明典范”。

        文章发表后，至少在测绘局家属大院引起了轰动：一些原先持有不同看法和说闲话的人读报后服了：“哦，是咱们孤陋寡闻了！改革开放了，原来国家允许中国的医生给外国人看病啊？！没有里通外国那一说了！” 那些因当时的议论而不敢来找贠大夫看病的患者又大胆回来就诊了，一时间，贠大夫为外国教授治病的消息被传为美谈，贠大夫的家（兼做诊室）又门庭若市了。

        这就是改革开放初期，也是我翻译实践开始的时候，在“能不能给外国人看病”的争论中一段小小插曲。现在看来像个笑话，可在当时，还真的是个“事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