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升与中国嘉德的成立

（摘自本人对陈东升的访谈文章。  陈东升，中国嘉德创始人，泰康人寿董事长）

     九十年代初，正直而立之年的陈东升在《管理世界》任副主编的同时，还分管着杂志社下属的北京文化市场研究所的工作。1991年初夏，在北京南城的路灯下，所长李刚和副所长田杨林给陈东升看了一篇《羊城晚报》上的文章，大意是说，中国虽有五千年的文明和历史，却还没有一家艺术品拍卖行。他们试探性地对陈东升说：“我们能不能办一家艺术品拍卖行”，陈东升立即说：“好啊。”

陈东升回忆道：“之所以会不假思索地一拍即合，是因为我经常在中央电视台的国际新闻里看到国外艺术品拍卖会的镜头，那富丽堂皇的场面、衣冠楚楚的人群，画外音里‘伦敦索思比拍卖行以五千万英镑的价格成功拍卖了梵高的作品，创造了印象派油画成交价新的世界记录’的声音，那高贵、神秘以及激动人心的场面在我记忆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自己能办这样的拍卖行，想想都令人激动和热血沸腾。”

但是由于工作忙，事情被搁置了下来。1992年夏天，陈东升和同窗毛振华一起，邀请上老师董辅衽先生，学友卢建、李军、关敬如、陆昂、刘举等为武汉的一家企业做股份制改造的咨询。工作之余，大家彻夜神侃聊天，有人对陈东升说：“东升，你的点子一大堆，要搞工业博物馆、又要办拍卖行，把其中一件事情做成就很了不起了。”这个激将法还真有效果，陈东升当即下决心办拍卖行。李军说：“你办拍卖行，文化部的关系我帮你！”

回到北京后，陈东升就拽着李军，兴致勃勃地开始了筹建拍卖行的过程。筹集经费、起草章程、撰写可行性报告，一件件地落实，报批时“中国国际文化珍品拍卖有限公司”的名字因为必须加入一个商号的规定也需要调整。正巧，在世界银行工作的邹恒甫回国，陈东升便请他帮忙把“中国国际文化珍品拍卖有限公司”译成英文，并把每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拼成缩写后，便有了谐音‘嘉德’，“原来我写的是‘佳德’，回家后，夫人陆昂说用嘉奖的‘嘉’更好，最后就正式启用了‘嘉德’。”

说起嘉德的成立，陈东升饱含着感激之情，“对于中国艺术品拍卖的崛起做出过贡献的人都应该被人们记住，被历史记住。改革开放初期一个新生事物的诞生是很艰难的，不那么简单。那个历史阶段想建立一个新的市场需要很多力量，来自于方方面面的力量。比起现在成立拍卖企业，嘉德的创立是个相当繁复的过程。很多人成功后不会去讲历史，但是我相反，过去帮助过自己的人绝对不能忘记。”

“德高望重的高占祥先生、文化部部长刘忠德先生、中国文化艺术总公司的吕长河先生、文化部市场司司长靳静女士、现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孟晓肆女士、制订了文物拍卖政策的张德勤局长，以及王金武局长、高运贾、胡真，财务司侯司长、马自树副局长、李季处长，上海文管会马馆长、汪馆长等等，他们都为中国艺术品拍卖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说起北京开艺术品拍卖先河的人，陈东升说：“冯嘉博、王金鲁、秦公这些名字也应该被记住，我们也得到了胡文启、徐邦达、收藏家张忠宪等专家的大力扶持。”

    当所有的艰难和琐碎都变成过去，嘉德占具了天时、地利、人和，在北京一炮打响、一鸣惊人，陈东升说：“我们为行业的蓬勃兴旺做了些工作，起了些作用。作为第一个中国字头的拥有现代企业制度的公司，也吸引了一批优秀的年轻俊才，建立了专家制和顾问制，我们力图与西方尽快接轨，并成为一个可供借鉴的优质范例。”

 “我还要特别说一说秦公，”说起已经过世的北京文物公司总经理、翰海拍卖公司总经理秦公，陈东升饱含着怀念之情，“秦公对艺术品拍卖市场的贡献是很大的。他对我们第一次拍卖的支持也很大。秦先生很豪爽，与文物行业有着深厚的渊源，人脉很广。秦先生像一个老大，很受行内人的爱戴。他本人也颇有传奇色彩，曾经是摔跤运动员，后来进了文物公司，经过刻苦钻研终于成为全国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而且是碑帖专家。其实他的人气比我要足，我们是新型的精英派，是西方现代制度派。嘉德和翰海两家公司，一个带有浓重的中国传统行业特色，一个带有鲜明的现代气息，两家不同形式的拍卖企业，在艺术品拍卖市场最初的一些年里，互为所长、交相辉映。直到现在，新一轮的经济扩张已经开始，拍卖市场也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的竞争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