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的大西南是什么样的？它们在青铜器时代各自拥有怎样的文明？让我们走进重庆三峡博物馆，一场青铜器的盛筵将为你揭晓答案。
此次展览由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五省区市博物馆联袂，共展出文物202件（套），其中国家一级文物79件（套）。这是大西南地区青铜器的首次集结。
大西南，史称＂南蛮＂、＂西南夷＂，从战国至西汉时期，此域有巴、蜀、滇、夜郎、西瓯、骆越等独立于中原王朝的部落或王国，在秦皇汉武的文治武功下，他们相继融入中华政治版图和文化圈，史家鼻祖司马迁在《史记》中都曾有记载。这些古国包括今天的渝、川、滇、黔、桂五省（区）以及西藏地区。让我们一眼千年这些古国的风采！
巴都滨江 俎豆用享
战国时期，巴子虽建都江州（重庆），但在楚、秦、蜀诸强环伺下，曾数次迁都，或治垫江（合川），或治平都（丰都），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涪陵）。这几处都邑都位于长江或嘉陵江沿岸。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国，建巴郡，正式将巴地纳入华夏版图。特殊的地理环境产生了独特的青铜文化。巴人上层社会中，俎、豆、壶为基本礼器，釜、釜甑（zèng）、鍪（móu）是核心炊具，编钟、錞于、钲是常见乐器。
嵌绿松石鸟形尊
整体呈鸟形，鱼嘴、鹰喙鼻、兽耳、凤冠、鸽身和鸭脚，融多种动物一身的怪异鸟型。尊本为盛酒器，但是这件鸟形尊除了鱼形嘴外，其他地方没有一个孔，不具备尊盛酒的实用性。可能为装饰品。此外，这件鸟形尊重量轻，壁薄，内腹中空，铸造难度极高。为三峡博物馆镇馆之宝。
下里巴人
战国时期，巴、楚两国关系密切。大量巴人居住在楚国都城郢，带来了自己的民间乐曲。他们的作品通俗易懂，广受楚人欢迎。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成语＂下里巴人＂由此而来，并且与之对应成语＂阳春白雪＂。
三星伴月 金沙流彩
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解开了＂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古蜀国历史谜团。据考证，两处遗址的年代前后紧密衔接，可能为鱼凫、杜宇两个王朝的都邑址，其时代约当于中原地区的商——西周时期。
戴金面罩铜人头像
铜头像为平顶，头发向后梳理，发辫扎束垂于脑后，金面罩系金箔捶揲而成，以生漆调和石灰作为粘和剂，将面罩贴于头像上。
铜鸟
巨眼尖喙，长翅分尾，背羽耸起成流苏状，引颈站于圆座上。
铜顶尊跪坐人像
喇叭形镂空底座。座上铸有一跪坐人像，头部顶着一大口尊，上有覆斗形器盖，双手上举扶持。人像脸型方阔，阔口闭唇，宽眉大眼，上身赤裸，下身着短裙，腰间系带。
商周太阳神鸟金饰
整体为圆形薄片，分内外两层，内层为一圆圈，周围等距分布有十二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图案围绕在内层图案周围，由四只相同的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目前，该金饰图案被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杜鹃啼血
相传，古蜀望帝杜宇因宰相开明治水有功，便将帝位禅让于开明，自己归隐西山而去，其魂魄化为杜鹃，但他仍情系蜀国子民，每逢三月开春时节，便在空中连啼＂民贵呀＂，催民耕作，直至口角流血。血滴在地上化为一朵朵鲜艳的杜鹃花，留下了＂杜鹃啼血＂的凄美故事。
开明王蜀 礼乐尚楚
开明王朝是古蜀国最后一个朝代，时间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那时的古蜀国已成为＂东接于巴，南邻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的泱泱大国。公元316年，开明王朝被秦所灭，蜀地正式并入中华版图。
由于蜀地邻近秦、楚大国，器用制度在蜀地固有礼制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原文化、秦文化、楚文化等，铜器风格多以楚式为主。流行的青铜器主要有鼎、甗（yǎn）、鍪、罍（léi）、壶等，乐器有编钟、钲、錞于等。
饕餮纹铜罍（léi）
盖顶残，侈口束领，圆肩，圈足外撇。器耳作兽首状。盖面饰牛纹，肩，腹，圈足等部位均以云雷纹为底纹。肩部主纹是两两相对的团龙纹，腹部饰以兽面纹，圈足为夔纹。
罍是古蜀国传承1000余年的核心礼器。
回纹分体铜甗（yǎn）
蒸食器，下部为鬲（lì），用于煮水，上部是甑，用来放置生食，甑底有箅，可通蒸汽。三足炊器多流行于平原地区，湖北云梦大坟头一号墓遣策中的＂金鬲甗＂即为此类器。此形制的甗出现在蜀地，当是两地文化交流的结果。
铜釜甑（zèng）
釜甑是西南地区极具特色的一类炊煮之器。其器与甗相同，只是物的下半部由鬲改为釜。这与西南山地环境更便于圜底器的使用有关，体现了本区域人们的生活智慧。
巴蜀图语铜勺
勺内饰龟、鸟、鱼三种动物图像，龟居中，鸟和鱼分别居于龟的左右上方，龟的左右两侧饰有回纹和花蒂纹。
巴蜀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蜀文化、巴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形成了＂你中有我、我有中你＂的文化态势。这一时期，也是四川盆地与相邻地区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时期。从起先楚文化对巴蜀地区的影响一家独大，发展到后来中原文化、秦文化及楚文化等共同对巴蜀文化产生影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巴蜀文化逐步融入华夏文明的过程。
滇王受印 笙歌宴舞
＂滇＂是《史记》记载的＂西南夷＂中仅次于夜郎的大国。滇国的分布范围大致以滇池为中心，＂西起楚雄、禄丰，东达曲靖、宣威，北至东川、会泽的金沙江以南一线，东南不过南盘江（即开远、个旧一线），南至新平、元江＂。滇国青铜器以实用器为主，大量的兵器、农具是其他地方所罕见的，贮贝器、铜鼓、铜俑、铜枕、扣饰等是滇国青铜器的主要代表。
滇王之印
汉武帝元封二年，滇王尝羌降于汉，汉“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王印纯金铸成，蛇纽，蛇首昂起，蛇身盘血，背有鳞纹。除此之外，汉代金印还有日本出土的“汉倭奴国王”金印、扬州出土的“广陵王玺”。
牛虎铜案
铜案由一大一小的两头牛与一虎组成。在滇囯，虎为百兽之王，是权威的象征；大、小牛分别是财富和生命的标志。虎噬牛造型真实地表达了使用者对权利、财富及生命的渴求，反映了滇人独特的审美意识。
夜郎探秘 釜踪鼓迹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战国秦汉时期，夜郎已是雄踞西南的一个少数民族君长国。在贵州中西部地区发现的以赫章可乐、威宁中水和普安铜鼓山为代表的大量遗址表明，贵州高原确实存在一个有别于滇、巴蜀、楚和百越的古夜郎之国，独特的＂套头葬＂、铜鼓、铜釜是夜郎文化的代表性遗存。
敞口大双耳釜
夜郎民族独特的套头葬居习俗：躺在墓穴中的尸骨头顶套着一件铜釜，或是铁釜、铜鼓的大型金属器，有的足部也套一件铜釜或铁釜，或垫一件铜洗。
这件敞口大双耳釜就套在墓主人头顶，考古时发现还残留主人的头发。
金竹夜郎统治时期是夜郎国有史以来最强盛的时期，西汉成帝和平年间，夜郎王兴同胁迫周边22邑反叛汉王朝，被汉使陈立所杀，夜郎也随之被灭，前后约300年。
夜郎自大
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对汉武帝说他在大夏（今阿富汗）时，曾经看到过巴蜀生产的布帛，邛都的竹杖，据当地人讲是从东南边的身毒国（今印度）买来的。于是，汉武帝命人去西南地区寻找通往身毒国的通道。汉使到滇国，滇王问汉使：“汉与我谁大？”后来汉使途经夜郎，夜郎国君也提出同样问题。此问被记录到《史记》中，并成为广为流传的成语。夜郎背负＂自大＂之名2000余年。
此时，偶尔听到旁边一同观展的人问及同伴为什么不叫＂滇国自大＂，而叫＂夜郎自大＂，同伴则回答可能因为夜郎国更大。虽为戏谑之语，似乎透着哲理。
百越之属 和鸣钟鼓
商周至秦汉时期，岭南地区居住着支系众多的百越族群。《史记·南越列传》记载：＂且南方卑湿，南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也称王＂。这个西瓯、骆越故地就是今广西一带。从出土的文物来看，位于南方丝绸之路上青铜器时代的瓯骆文化具体海纳百川的特色。汉文化、楚文化、秦文化、滇文化、东南亚和南亚次大陆的异域文化在此多有交汇和遗留，而经过岭南先民的吸收、融合，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地域文化。
＂二斗少半＂铭越式铜鼎
炊器。口沿内侧刻＂二斗少半＂铭文，当指该鼎的容量，实测为4060毫升。如以器铭＂二斗少半＂计算，每升相当于今199.68毫升。此类鼎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学术界称之为＂越式鼎＂，岭南地区分布甚广。
＂布、析＂铭铜鼎
炊器，汉式鼎。顶盖及腹壁刻＂布＂、＂析＂、＂析二斗一升＂、＂二斗大半升＂铭文。＂布＂为＂布山＂省文，在今贵港；＂析＂在今河南西峡县。这件鼎充分反映了汉文化对岭南的影响。
三足铜案
鼓面中心为阳纹十二芒，其外六晕圈，主晕为四只翔鹭。
羽人划船纹栉纹铜鼓
铜鼓是古代南方少数民族最具代表性的铜乐器，常用于宴饮乐舞、集会祭祀、号召军旅等场合。
羊角钮钟
羊角钮钟是岭南青铜文化中极富地域特色的器物，在左江花山岩画上就有羊角钮钟成组悬挂而击的演奏场景。
岭南地区秦汉时期的墓葬中，铜鼓与羊角钮钟相伴而出，说明当时两种乐器是可以配合演奏的。
复线交叉纹铜桶
铜桶是岭南土著文化极具代表性的典型器物，约流行于战国晩期至西汉前期，大都出土于南越囯高级贵族墓葬。出土时大多数铜桶都与宴饮容器放在一处。有的铜桶内还有食物残骸。广州龙生岗43号东汉墓出土的一件仿铜陶桶中有近半桶的高粱，桶盖里的墨书文字表明这是一件藏酒器。因此，专家推测铜桶是南越国高级贵族用于宴饮的藏酒、酿酒之器，也可作盛储器。
斄（tái）铭铜钫
盛酒器。盖顶上有四只相背而立的凤鸟形立钮。圈足刻一字，释作＂斄＂，＂斄＂是地名，今陕西武功县境内。
中华一统 丝路延绵
随着＂秦灭巴蜀＂和＂汉武帝开发西南夷＂两件重大历史事件的完成，大西南地区的青铜文化渐趋消亡；＂君长＂林立的局面曲终人散。
《史记》中记载了秦、汉帝国对西南地区开发的主要交通线路，这为南方丝绸之路的拓展奠定了基本。四川都江堰和广西灵渠两大水利工程的修建并使用至今，是2000年来中华大家庭不断融合、发展的见证。
《史记》中提及的几条重要道路：汉代南方丝绸的主线称作＂蜀身毒道＂，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向南辐射，连通今东南亚、南亚的缅甸、越南、印度等国，甚至远达大厦（今阿富汗）及西亚地区。
（1）五尺道：从四川取道滇东北至今云南的交通路线。具体自僰（bó）道（今宜宾）至朱提（今昭通）经今曲靖至滇池地区。
（2）南夷道：从四川取道贵州通往广州的道路。具体自僰（bó）道（今宜宾），经夜郎（今贵州）地区，沿牂牁（zāng kē）江（今北盘江）南下，水路直达番禺（今广州）。
走进青铜器的世界，犹如翻开一本无声的史书，记载着一个个神秘古国的兴衰更迭。它们既是民族融合的见证者，也是文化交流的承载者。
政治需要新制度，文明需要新生命，民族需要新血液。新文化的创建不能单靠汉民族完成。动荡和分裂意味着新的整合，而整合的前提是融合。正是由于这些少数民族的融入，灿烂的华夏文明才能不断实现自我修复和自我更新，才会几千年从未中断，才会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熠熠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