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俄国对巴尔干的野心与奥尔洛夫远征
随着拿破仑战争的结束，欧洲列强将视线再一次地投往了衰落中的奥斯曼帝国。这时的奥斯曼帝国已经是在极为勉强地维持自己在巴尔干半岛的统治。奥斯曼帝国在18世纪对于巴尔干地区的治理手段一直相当低效，而奥斯曼毗邻的神圣罗马帝国与沙皇俄国更是对巴尔干半岛觊觎已久，在18世纪就已经开始积极地向这一地区渗透影响力。
巴尔干地区的统治者由“高门“直接任命，他们往往出自受到苏丹宠爱的名门望族。然而由苏丹派遣过去的代理人面临着地方波耶势力的强烈抵制，因而也难以有效地进行管理。此外，这些波耶们显然在”高门“之内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即便是苏丹本人也会迫于压力频繁地撤换自己委派出去的总督。以长期统治过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名门马夫罗科扎托斯家族为例，君士坦丁·马夫罗科扎托斯（ConstantineMavrocordatos）在三十多年的任期里曾经荒谬地六次被任命为瓦拉几亚大公、四次被任命为摩尔达维亚大公。随着帝国在巴尔干的一连串战败，这些地方统治者有时也会看准风向投入奥地利或俄罗斯的怀抱。最后一任马夫罗科扎托斯家族的摩尔达维亚大公亚历山大·马夫罗科扎托斯（Alexander Mavrocordatos Firaris）就是因为在俄土战争（1787-1792）中倒向俄国而失势。他的一位家族成员将在几十年后回到故乡希腊，五度出任共和国的总理一职。
(著名的“高门”)
而在希腊地区，情况则比其他地方还要糟糕，帝国政府在希腊的压迫要远高于巴尔干半岛的其他地区。尽管希腊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帝国派遣来的帕夏，然而行政机构的运作主要还是依靠着希腊人出身的官僚。这些希腊人将土耳其人对他们的压迫转嫁给同族的民众身上，以包税人的身份横征暴敛。此外，希腊还有着浓重的宗族文化，宗族的长老掌握着基层的行政权力，在宗族内部执行法律时常常滥用特权。尽管希腊邻近帝国的政治中枢，帝国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却十分松散：地方上盘踞着名为“克莱夫泰“（klefts）的匪帮，他们为了对抗帝国的横征暴敛宁愿落草为寇，而当帝国清剿的大军一来便躲进山区。为了对抗克莱夫泰，帝国征募基督徒组建了另一支名为”阿马托利“（armatoloi）“的武装。流窜的克莱夫泰为了贪图帝国给予的特权时常加入阿马托利，而有的阿马托利的领导者也常常拥兵自重，变成勒索、对抗帝国的土著军阀。
叶卡捷琳娜女皇在觊觎巴尔干的同时也将眼光投向了更遥远的希腊。她一直希望将自己粉饰成东正教信仰的保卫者，而从奥斯曼帝国手中解放受到压迫的希腊东正教民众无疑能取得她想要的效果。除此之外，叶卡捷琳娜女皇还希望通过解放希腊来建立一个俄罗斯的傀儡国，以此为根基向整个巴尔干半岛辐射自己的影响力。于是，她开始向希腊派遣传教士进行宣传，并暗地里勾结地方宗族的长老，为将要到来的入侵做好准备。
1770年，为了配合同时进行的俄土战争的战事，叶卡捷琳娜女皇派遣她情夫的弟弟奥尔洛夫伯爵带领小规模的远征队在摩里亚登陆。希腊人满心期望能够得到俄军主力的支援，然而俄国人却打着不同的算盘：奥尔洛夫伯爵的部队只有四艘战舰与几百名士兵，女皇希望由希腊人充当起义的主力。尽管对俄国夸大的宣传感到失望，希腊人还是迅速在摩里亚与克里特岛起事。俄国派来的军官希望接管这些起义军的指挥权，但却受到了严重的阻力：这些地方武装各自为战，而且坚决拒绝俄国人的指挥。
（远征希腊的阿列克谢·奥尔洛夫伯爵）
得到了起义消息的苏丹迅速从阿尔巴尼亚调集了上万的军队攻入希腊境内。尽管俄军在海上击溃了奥斯曼帝国派来的舰队，并在切什梅海战（Battle of Cheshme）将之全歼，但是奥斯曼帝国在陆地上取得了绝对的优势。1300名克里特岛义军被数量远多于自己的奥斯曼军队消灭，义军首领被俘后被当众剥皮处死以示惩戒。俄国军队见战事不利便迅速退回了海上，而被抛弃的克利夫泰首领们撤回了山区与帝国军队周旋，伺机出击屠杀落单的阿尔巴尼亚武装。阿尔巴尼亚人也以牙还牙地对希腊人进行屠杀。过了近十年，克利夫泰人的起义才被彻底扑灭。但这些起义者早已不再为人重视，早在1774年俄罗斯就与奥斯曼帝国签订了《库楚克开纳吉和约》，在取得了有利条件后终结了这场战事。
二、“友谊社“的成立与伊普斯兰提斯的军事冒险
在1770年起义失败之后，希腊的爱国者转入了地下。希腊民族诗人里加斯·费拉伊奥斯（Rhigas Pheraios）创办了著名的“友谊社“（Philike Hetaeria）。里加斯出生于一个瓦拉几亚人家庭，然而他却梦想着在巴尔干半岛建立一个由自治的基督教国家组成的联邦。在为瓦拉几亚大公工作期间，里加斯得知了法国大革命的情形。他为大革命所鼓舞，并为希腊人谱写了自己的“马赛曲”——《战歌》（Thourios）。透过渠道，他得以和当时正在意大利的拿破仑取得联系。在面见拿破仑的途中，他最终被自己的同胞商人出卖给了当时正与奥斯曼结盟的神圣罗马帝国。为了避免里加斯的军阀朋友前来营救，土耳其人在用酷刑拷问里加斯后将他直接处决。
里加斯死后，他所创建的友谊社也随之衰落。1814年，三个雅典商人在敖德萨（Odessa）复兴了这一组织，他们假着文学社团的名义向希腊民众传播革命的理念。为了避免暴露，友谊社的成员采用了共济会式的等级体系与神秘仪式。俄罗斯也通过安排军官加入的方式渗透进了这一组织，领事馆的代理人也向友谊社成员们暗示，必要时沙俄将为希腊人提供军事援助。
到了1820年，很多希腊人都已经清楚一场革命即将到来，整个巴尔干半岛暗流涌动。友谊社推举了家族曾经与马夫罗科扎托斯家族交替出任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大公的亚历山大·伊普斯兰提斯（Alexander Ypsilantis）出任友谊社的“最高权力总干事长”。伊普斯兰提斯带领了一支部队从俄罗斯公开进入了奥斯曼帝国境内，然而当地的瓦拉几亚人对于希腊人民的解放事业兴趣寥寥，伊普斯兰提斯也错误地估计了瓦拉几亚人对于希腊人的民族感情：长久以来，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一直由伊、马两家这样的希腊人家族统治，瓦拉几亚人对此原本就有不小的怨气。此外，伊普斯兰提斯也无力约束自己手下的纪律。因为缺乏资金，伊普斯兰提斯的手下在加拉茨(Galati)杀死了很多土耳其商人，强行没收了他们的货物来筹措军费；而在雅西(Iasi)，一群土耳其卫兵在投降后被当众处决，这样的行为只会带来更多的不满。
（罗马尼亚地图）
在伊普斯兰提斯为眼前的乱局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从外部又传来了对他不利的信息。在君士坦丁堡的大牧首公开绝罚了伊普斯兰提斯，使他的部队开始心生动摇；而沙皇俄国也拒绝承认自己与伊普斯兰提斯的冒险有任何关系，开除了伊普斯兰提斯的军籍。伊普斯兰提斯与在布拉勒斯特起义的盟军领袖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Tudor Vladimirescu）也产生了矛盾。弗拉迪米雷斯库宣称自己的目标只有保障瓦拉几亚的独立，无意于与奥斯曼帝国正式开战。当奥斯曼的三万大军开到布加勒斯特（Bucharest）城下的时候，弗拉迪米雷斯库不战而退。本地的波耶因为弗拉迪米雷斯库僭用大公使用的服饰与称谓与他产生了矛盾，而伊普斯兰提斯也因弗拉迪米雷斯库的不抵抗行为怀疑他的忠诚。1821年5月21日，伊普斯兰提斯等友谊社成员发动了政变，拘禁了弗拉迪米雷斯库。在草率的审判之后，弗拉迪米雷斯库被以与奥斯曼勾结的名义公开处决。为了提振低落的士气，伊普斯兰提斯下令将“叛徒“的尸体肢解后丢入粪坑。伊普斯兰提斯的举措或许的确刺激了士气，然而这也在一个月之后的决战中以极为负面的方式体现出后果。
在1821年5月21日到6月19日的这段时间里，起义军经历了一连串战败。这出闹剧终于在1821年6月19日的德拉加萨尼（Battle of Dragasani）之战中以极具戏剧性的方式结束。伊普斯兰提斯的部队本来在大雨中行军就已经筋疲力尽，而他的指挥官却在酒醉中贸然命令士兵对着土耳其人发动冲锋，这些原本就没受过多少军事训练的志愿军还没来得及结成方阵就一触即溃，而伊普斯兰提斯看见前线兵败后便急忙带着残部逃往奥地利边境寻求庇护。为了避免边境的官员将他交给追杀而来的土耳其人，伊普斯兰提斯甚至谎称奥地利已经对奥斯曼帝国宣战，搞得科济亚教堂（Cozia Church）甚至高声唱起东正教的圣歌《感恩赞》（Te Deum）。伊普斯兰提斯被事后得知实情的奥地利官员所拘禁，在度过了七年的牢狱生活后才因沙皇的干涉被赦免。突如其来的溃败和狱中生活使他得上了严重的神经疾病，他出狱后很快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三、被塑造的革命“神话”
很难真正地为希腊独立战争确定一个开端，它最早仅仅是在奥斯曼帝国各地爆发的一连串叛乱。这些星火之点起初并没有被连结到一起：在巴尔干半岛的其他地区，这些叛乱都被迅速地镇压了，就连声势最大的伊普斯兰提斯远征也以闹剧收场。然而在希腊，革命之火却迅速地连到了一起，在奥斯曼帝国的腹地燃烧不止。
在希腊人所塑造的革命“神话“中，起义开始于一位东正教主教对抗奥斯曼帝国的”奇迹“。到了1821年年初，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已经像一个等待着点燃的火药桶一样，到处都在私下讨论起义的时期。友谊社与海外的爱国者偷偷潜入了伯罗奔尼撒半岛，而帝国派来的官僚也听到了风声，开始了大规模的弹压，起义的日期也被迫提前。一名名叫耶尔马诺斯的主教（Yermanos）带领着1500名农民在圣阿夫拉（Agia Lavra）修道院高唱《感恩赞》喝退了前来抓捕他的土耳其骑兵，从而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
（传说中耶尔马诺斯主教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
根据现代历史学家的考证，上诉传说全部都是基于爱国主义情绪的虚构，在圣阿夫拉修道院从未发生过这样的演讲。这位名叫耶尔马诺斯的主教是友谊社的会员，3月25日时他并没有出现在圣阿夫拉修道院，而早在3月17日，友谊社的成员就已经开始集结军队准备起事了。尽管耶尔马诺斯的话纯属虚构，但从虚构的演讲中我们也能了解到当时的希腊人对于外部环境的认识：在拿破仑战争中接管了爱奥尼亚群岛的英国人与希腊土著多有摩擦；尽管俄罗斯人在暗地里支持“友谊社“的行动，当初的背叛仍然让希腊民众如鲠在喉：受到里加斯的影响，希腊民众或许对法国还抱有好感，但他们也清楚地意识到遥远的法国并不会直接出兵帮助他们。
对于巴尔干的内部环境，希腊人也有着清晰的认识。他们并不相信伊普斯兰提斯和他的罗马尼亚远征。即便在希腊人内部，里加斯的东正教联邦之梦也并没有太多人买账。希腊人一直认为瓦拉几亚人在政治上并不可靠，他们向来立场摇摆不定，只要局势不利就会投向奥斯曼一方。此外，耶尔马诺斯还提到了希腊人需要利用“亚尼纳之狮“阿里帕夏的叛乱来实现起义的胜利。
亚尼纳的阿里帕夏是一位阿尔巴尼亚军阀。他的祖父曾经参加过对抗奥斯曼帝国的起义，后来被帝国招安成为了当地的总督。在阿里帕夏的祖父战死之后，他的父亲通过谋杀兄弟继承了总督的位置。尽管阿里帕夏的家族在当地修筑了华丽的宫殿，然而他们在帝国内的地位还算不上多么显赫。随着1770年希腊起义的爆发，阿里帕夏也随着阿尔巴尼亚大军一起进入了希腊。在进入希腊之后，阿里帕夏迅速控制了当地的官僚与宗族长老，然后放任军队剿灭一切敌对于自己的势力。到了十年之后，他的实力已经膨胀到帝国政府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权威，正式任命他为几个地区的总督。以这些地区为跳板，他在1807年已经占领了除阿提卡（Attica）以外的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和阿尔巴尼亚的大部。尽管在名义上还效忠于奥斯曼帝国，阿里帕夏已经成为了这个地区的独立统治者，拿破仑甚至还曾经承认过他的这种地位。随着1812年拜伦的《恰尔德·哈罗德游记》在西方出版，西欧读者也认识了这个遥远国度的统治者，还有他的威名“亚尼纳之狮“。到了大仲马的时代，他的名字则会被再次提起，只不过是作为《基督山伯爵》中苏丹残忍屠戮的受害者。
（阿里帕夏最后的藏身地亚尼纳，他将在那里被部下背叛并被苏丹处决）
在隐忍了十多年之后，马哈茂德二世苏丹终于取得了作为君主的绝对权威。这时，他将眼光投向了自己这位桀骜不驯的封臣。1820年，阿里帕夏试图派遣刺客刺杀他的一个下属。这给了马哈茂德苏丹讨伐他的借口，马哈茂德苏丹下令没收阿里帕夏的领地，征召了大军去征讨阿里帕夏。在希腊起义爆发的时候，胡尔希德帕夏正在率领摩里亚的主力部队围剿负隅顽抗的阿里帕夏，这也就给了革命者起义的良机。事实上，胡尔希德帕夏留下的副手毫无军事经验，以致于在面对义军的攻势时毫无作为。而低效的奥斯曼政府直到四月才派来接替他的指挥官，在此期间义军迅速地占领了农村地区，围困了土耳其人在摩里亚地区的军事堡垒。
四、起义的爆发
义军首先围困了摩里亚南部的重镇卡拉马塔（kalamata），守军在被远多于自己的起义者包围之后很快就同意在和平条件下投降。然而陷入了民族狂热的义军违背诺言屠杀了投降的守军，只有少数人幸免于难。整个摩里亚在知道了卡拉马塔陷落的消息之后都揭竿而起，圣阿夫拉修道院附近的帕特雷（Patras）与伏斯提萨（Vostitsa）的民众扬起了红底黑十字旗驱逐了土耳其守军。很多土耳其人为了躲避希腊人的复仇狂热，甚至一路跑过了科林斯海峡。
（一幅19世纪的摩里亚地图）
然而希腊人的起义很快遭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挫折。如图所示，起义的帕特雷城与英国人控制的爱奥尼亚群岛隔海相望。在帕特拉斯的英国领事担心希腊人与土耳其人的巷战会威胁到英国国民的财产，于是写信通知驻守在摩里亚南方的优素福帕夏(Yusuf Pasha)，英国将会严守中立。与此同时，耶尔马诺斯派去警告帕特拉斯的部队因为顺路劫掠土耳其人的财产耽误了时机。帕特雷城的居民对即将到来的奥斯曼军队一无所知，还沉浸在节日的气氛当中。在土耳其人的夜袭中，义军一触即溃，优素福帕夏下令处决了几十名义军战俘，参加义军的希腊人的宅邸也被付之一炬。
重整旗鼓的义军在帕特雷又与土耳其人展开了持久的拉锯战，义军控制了城区，但却因为缺乏火炮迟迟无法攻下堡垒，帕特拉斯原来的四千房屋在战火中基本尽数毁坏。在摩里亚的其他地区情况也大多如此，义军虽然迅速控制了乡村，却因为缺少火炮迟迟无法攻下土耳其人掌控的要塞。义军人员的构成也鱼龙混杂，很多农民手里拿着小刀、铲子就来投奔他们。友谊社派来的军事指挥官们很快就发现他们很难在这群暴民中建立起秩序，本地阿马托利和克莱夫泰的领导者们也拒绝服从指挥，宁愿用他们熟悉的战术自顾自地伏击土耳其人。战争的形势看起来已经相当地晦暗，但是这群“乌合之众“们最终奇迹般地顶住了新来的副总督穆斯塔法贝伊（Mustafa Bey）的攻势，在摩里亚站稳了脚跟。
五、奥斯曼帝国对起义的残酷镇压以及西方世界的态度
尽管起初的时候，马哈茂德苏丹并没有对希腊人起义的传闻给予多大重视。但是看到起义的声势越来越大，苏丹陷入了暴怒。为了报复希腊人的反叛行为，他下令当众绞死了刚刚绝罚过伊普斯兰提斯的那位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又对芬内尔区的希腊名门大开杀戒。奥斯曼军队对帝国境内尚在掌控范围的希腊人聚集区也展开了屠杀，在士麦那（Smyrna）和希俄斯岛(Chios)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惨案。数以万计的希腊人在希俄斯岛被屠杀，更多的人则被卖为奴隶。陷入疯狂的帝国军队甚至连有的穆斯林也没有放过：一位士麦那的毛拉请求穆夫提颁布屠杀基督徒的教法判例再行屠杀，他理所当然地也被株连处死。在强力的镇压之下，科林斯湾以北的起义大多都被平定，起义仅仅局限在了摩里亚地区。
（希腊地图）
在摩里亚站稳了脚跟的希腊人则陷入了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在希腊北方与中部，起义军遭受到了接连的失败，一些原本就是流寇的起义者在被土耳其人击败之后甚至劫掠、屠杀自己的同胞。迪米特里·伊普斯兰提斯（Dimitri Ypslantis）,也就是前文那位伊普斯兰提斯的兄弟，与亚历山德罗·马夫科扎托斯（AlexanderMavrokordatos）在摩里亚召开了全国大会，选举后者为第一任总理。两位出身显赫的芬内尔人并没有得到本地的克莱夫泰领袖的支持，对本地希腊人而言，无论这两位的家族统治了罗马尼亚多少年，这都与他们没有关系。此外，无论哪位克莱夫泰领袖当选，其他的克莱夫泰领袖也势必反对。在这样的局势下，起义军领导者们最终爆发了内讧。
（科罗克特洛尼斯）
科罗克特洛尼斯（Kolokotrones）在当时是摩里亚最有实力的克莱夫泰领袖，正是他领兵击退了穆斯塔法贝伊的攻势，维护了摩里亚地区的安全。然而全国大会的参与者却试图架空他的权力，愤怒的科罗克特洛尼斯绑架了大会的几名会员.剩下的会员也选出了另一位总理昆图利奥蒂斯（Koundouriotis）作为回应。借由拜伦勋爵的调停，双方一开始达成了和解。然而，科罗克特洛尼斯很快又发动了内战，兵败被俘。科罗克特洛尼斯被软禁在了小岛上，以避免希腊人的内讧进一步恶化。
在希腊人忙于内讧之际，他们在外交上的形势也不容乐观。他们试图向国际会议派出了使团，却被英、法、俄等大国拒绝。受维也纳会议的影响，欧陆大国对民族革命抱着警惕的态度，各国都担心自己在维也纳会议后重新划定的势力范围受到影响。即便是暗地里支持友谊社的沙皇俄国，也仅仅希望提高希腊在奥斯曼内部的自治地位，无意于让希腊独立。
然而欧洲的知识阶层却抱有着相反的看法。自17世纪以来，欧洲学者复兴了古希腊哲学以推进启蒙运动。受启蒙运动的影响，欧洲人带着一种浪漫主义的滤镜去看待希腊民族。希腊人被看作是古典英雄、哲人的后代，而时髦的欧洲学者也乐于以希腊人自许。土耳其人对希腊人的屠杀传到西欧后，更是激起了民众的义愤，大批青年自发地前往希腊支援革命。而在这段时间中涌现的诸多亲希腊组织中最著名的就是“伦敦希腊人委员会“，这个组织是由激进哲学家杰里米·边沁带头成立的，主要成员都是激进派或是辉格党员，因为债务与婚外情流亡在外的拜伦勋爵也加入了这个组织。
(拜伦勋爵)
伦敦希腊人委员会向希腊派出了两位代理人：斯坦霍普伯爵与拜伦勋爵。两位贵族还为希腊人带来了相当可观的革命经费，1824年委员会提供了八十万英镑，第二年拨款甚至达到了二百万镑。然而希腊人委员会也有着自己的目的，这群激进派试图将希腊变成制定社会制度的试验田，边沁试图用他的功利主义主张来指导新国家的建设。拜伦勋爵却对自己的同伴们不屑一顾，他认为边沁的主张不切实际，并不能适应希腊的需要。然而，希腊的乱局甚至让极端的怀疑主义者拜伦都大为惊讶，委员会筹措来的资金基本也都在内战和党争中被白白消耗掉了。（未完待续）
希腊独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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