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高初兴：党项人的西夏立国记

提及党项人的缘起就不能不提及一条河——白高河。西夏文典籍《圣立义海》中则提及：“白高河水出白峰根源，民庶基也。”并注有：“夏国三大山……有贺兰山、积雪山、焉支山。”据考证得，其中贺兰山与焉支山与今同名，其中积雪山指今岷山。发源于积雪山，被称为“根本”的白高河应当指白龙江。因此可推测党项人的原始居地，在今白龙江上游。起源于西羌的早期党项部族“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骑，小者千余骑”。

 

党项各部甚多，早期地理分布极为广泛。《隋书·列传第四十八》中记载：“东接临洮（今甘肃岷县）、西平（今青海西宁），西拒叶护（指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

自魏晋南北朝以后，烽火燃遍了整个神州大地。随着鲜卑人的大量西迁，地处西北的党项诸部自然而然就混入了大量的鲜卑部族。其中，从慕容鲜卑中分离出来的吐谷浑就与党项的关系极为密切，后来的北宋将门折家就源于鲜卑折掘部。不过，后来自称鲜卑之后的党项拓跋氏其实是单纯的“西羌之后”，而非鲜卑拓跋氏。二者姓氏相同，其源却异。如果要打个比方，就像契丹的萧太后和隋炀帝的萧皇后虽然同一个姓氏，但其实没啥亲戚关系。

 

隋朝的建立，很大程度上终结了南北朝的乱世，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周围藩夷的生存空间。因此当时强盛的吐谷浑裹挟党项人不断骚扰隋朝西北边境。但也有一些党项部落不堪吐谷浑的压榨，抑或者不愿以卵击石，而归降于隋。面对吐谷浑的挑衅，隋文帝、隋炀帝均曾派遣大军远征进行反击，意图平息边境的动乱。不过由于隋廷在西北的主要敌人是吐谷浑而不是党项，到隋末之时，吐谷浑的势力已然在很大程度上衰弱，而党项诸部却得以安然发展并日益强盛。

 

唐初，壮大起来的党项部族反而联合吐谷浑不断侵扰唐边境。武德元年至武德九年（618—626年），党项先后寇扰唐朝边境10余次。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并攻灭突厥后，唐境周边的“四夷”见唐朝国力日盛，便纷纷归附，这其中也包括党项的诸多部族。要知道，党项人也不是铁板一块，并且“每姓别为部落”，因此在战与和之间，各部的选择是相对独立的。此时，除了党项诸部中最强大的拓跋氏一支在其首领拓跋赤辞的带领下，仍依附吐谷浑对抗唐军以外，其余党项部族基本内附于唐，形成了“诸羌归附，而赤辞不至”的局面。

 

贞观八年至九年（634—635年），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唐廷与吐谷浑发生了大大小小16次冲突，与依附于吐谷浑的党项也发生了7次冲突。唐廷不堪其扰，遂遣李靖为将征讨西北。李靖用兵如神，于贞观九年五月便降服了吐谷浑，党项拓跋部也顺势归附。至此，党项势力最强大的拓跋部也在唐朝强大的军事实力下内附。随后，唐太宗设懿、嵯、麟等32州为羁縻州，并以松州（今四川松潘）为都督府，封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以安置党项拓跋氏。

唐贞观三年（629年），松赞干布成为吐蕃赞普，随后平定内乱，势力日益增强。贞观十二年（638年），松赞干布向唐请婚遭拒，便以此为借口率军攻打松州。

 

少有人提及的是，松赞干布打的这个松州，就是唐太宗用以安置拓跋赤辞的松州。而松赞干布对松州的侵袭，令党项拓跋氏甚为恐惧。因而“贞观以后，吐蕃浸盛，党项拓跋诸部畏逼，请内徙”（《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七》）。唐太宗在接到党项拓跋氏的上表后，以“庆州（今甘肃庆阳一带）置静边处之”，安置党项拓跋氏。唐太宗大概还有另一个小算盘：如果放任吐蕃对党项的侵袭，党项部族就可能迫于生存压力而倒戈，那样唐廷在面对吐蕃的同时，还要面对党项诸部之寇扰，并不划算。

 

换个角度来说，拓跋氏作为党项最大的一支尚如此畏避吐蕃，何况其他党项部族。自唐贞观八年至永隆元年（680年）为止，向北扩张的吐蕃已“尽收羊同（今西藏西部）、党项及诸羌之地。东与凉（今四川西昌凉州）、松、茂（今四川茂县）、巂（今四川西昌）等州相接……”（《《旧唐书·卷二百七》》）唐初所置用于安置内附党项及其他藩部的羁縻州府，至永隆元年之时大多已被吐蕃所侵占。其中一部分被安置于羁縻州府的党项部族被不断侵袭的吐蕃所征服，另一部分则不堪吐蕃侵迫纷纷向内迁徙。

 

综合上述，可知党项诸部的第一次内徙大致开始于贞观末，其原因为吐蕃的侵逼。在这次内徙中，党项主要以姓氏、部落为单位内徙，并散布于关内道的庆、灵、银、夏、胜等州。除了关内道诸州外，还有一部分党项迁徙至陇右北部诸州。在党项内徙后，唐朝又设置了一些羁縻州府，以安置内徙的党项诸部。还需提及的是，内徙的党项仅占唐初内附党项的一部分。在吐蕃攻占的羁縻州府中，仍存在相当数量的党项部族因为不愿或者无法进行迁徙，只能抱着得过且过的想法，生活在吐蕃的占领区内。

 

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当年十二月，“上下制欲亲征，其朔方、河西、陇右兵留守城堡之外，皆赴行营，令节度使自将之”（《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七》）。当时唐西北的军事部署已乱，西北边防军大多奉诏入援。唐廷全力平定安史叛军，再无力牵制西北藩部。吐蕃见唐廷把放在“西北牧场”里的“牧羊犬”差不多都拉回了院子里，便来了个“饿狼扑羊”，趁机出兵陇右各州。这便引发了党项诸部的第二次内徙。

 

大约于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始，党项诸部进行了第二次内徙。这一次迁徙是阶梯式的迁徙，主要是以原本在陇右北部诸州的内徙党项徙入关内道，而原本在关内道诸州的党项部族则向东迁徙至银、绥等州。与第一次不同的是，第二次内徙逐渐发展为吐蕃、党项、吐谷浑，以及突厥等部族纷纷向东寇侵。究其原因，只是第一次内徙时是“被迫搬迁”，当时的唐廷还十分强大，因此诸藩部还能安分守己；第二次内徙更类似于借着安史之乱“趁火打劫”。

 

至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正月，吐蕃已“尽取河西、陇右之地”。自此，“赞普遂尽盗河湟，薄王畿为东境，犯京师，掠近辅，残馘华人”（《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一下》）。同年十月，吐蕃攻占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今咸阳一带），唐代宗被迫出走陕州（今河南三门峡）。不久之后，吐蕃攻陷京师长安，高晖与吐蕃大将马重英等立广武王李承宏为帝。其后，吐蕃军队“剽掠府库市里，焚闾舍，长安中萧然一空”（《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三》）。此时，临危受命的郭子仪再一次展现其非凡的军事才能。他先遣兵攻取蓝田（今陕西秦岭北麓），以形成对长安的军事威胁，又命禁军旧将王甫潜入长安城中，暗中集结数百青壮男子于半夜击鼓大呼。吐蕃以为唐之大军已至，仓皇弃城。

 

吐蕃军队占领京师长安达十三天之久，尽管其后为郭子仪用计逼退，但“凤翔之西、邠州之北，尽蕃戎之境”（《旧唐书·卷二百七》），长安仍然处在吐蕃的严重威胁之中。可唐廷因安史叛军和党项、吐谷浑及奴剌的牵制，无法全力对抗吐蕃。因此，唐廷只得于广德二年（764年）发布赦令，对党项、吐谷浑进行招安，然而收效甚微。

 

当年九月，原本归降于唐的原回纥部酋仆固怀恩，在唐廷不当的处置措施之下起兵叛乱，并纠集吐蕃、党项、吐谷浑、奴剌等共计30万军队分道进逼长安。唐代宗命李忠臣屯兵渭桥，李光进屯兵云阳，马璘、郝廷玉屯兵便桥，骆奉先、李日越屯兵盩厔（今作周至），李抱玉屯兵凤翔，周智光屯兵同州，杜冕屯兵坊州，唐代宗自己则屯兵苑中，并急召郭子仪率万人屯兵泾阳。

 

不过当郭子仪到达泾阳之时，泾阳已为敌军所围。郭子仪命李国臣、高升、魏楚玉、陈回光、朱元琮等人各当一面，自己则率2000骑兵杀入阵中。回纥部将得知来将是郭子仪后顿时大惊失色，自言回纥部族为仆固怀恩欺骗，以为郭子仪与唐代宗均已辞世，才敢率兵攻入唐境。这一番话，也让郭子仪心中生出了劝降回纥部族的想法。郭子仪离阵之后，部下劝言道：“戎狄野心不可信。”郭子仪回道：“虏众数十倍，今力不敌，吾将示以至诚。”于是仅率数十骑前往回纥营帐。回纥大酋见来者确是郭子仪，便下马拜曰：“果然是我家干爹！”恰逢此时仆固怀恩已然暴毙，郭子仪顺势对回纥大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回纥再一次归附唐廷。（《新唐书·列传第六十二》）

 

回纥的归附令吐蕃很是愕然，由于害怕回纥倒戈一击，便连夜从泾阳撤军。郭子仪遣部下白元光追击，归附的回纥也出兵协助郭子仪讨伐吐蕃，并于灵台西原（今甘肃泾川境）大破吐蕃大军，斩首5万，俘虏1万人。吐蕃败退，固守河泷。此时孤立无援的党项也在唐军的攻势下节节败退，再次归附唐廷。此后，唐廷为避免党项人“阴结吐蕃为变”，便将寇侵的这部分党项东迁至银、夏、绥、延，并对其进行招抚与厚待。唐廷一边安抚党项，一边以“禁商人不得以口、马、兵械市于党项”（《旧唐书·卷十二》）来制约党项诸部的发展。尽管唐朝禁止党项的兵械交易，但除此之外的安抚措施，使党项诸部得以休养生息。

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徙党项诸部的实力日益壮大，唐朝边将对党项诸部的暴行则与日俱增，这又使党项诸部的反抗及寇扰愈演愈烈。尽管在此之后，唐廷多次更换官员，并对党项诸部进行安抚，但依然收效不大。

 

唐朝后期，党项诸部经常联合吐蕃入寇。虽然此时党项的手工业较为落后，武器不甚先进，但依然对唐朝边境造成了很大困扰。唐廷为应对党项的不断侵寇，启动了严厉的边境管制，严禁弓箭、盔甲等武器装备流入党项。唐文宗大和年间（827—835年），鄜坊道军粮使李石表因党项的动乱，又在沿边发布敕令，“禁商人不得以旗帜、甲胄、五兵入部落，告者，举罪人财畀之”（《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上》）。

尽管诸如此类的敕令一再被重申，但商人与党项的交易依然未曾停止。党项人以良马、牛羊等畜牧业产品换购兵器铠甲，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自身的实力。

 

唐文宗大和五年（831年），党项侵扰黑山（今内蒙古昆都仑山）；大和末，河套党项起兵叛乱；文宗开成二年（837年）七月，党项攻打振武军；次年又扰河西。及至唐武宗即位，党项的寇掠依然此起彼伏。会昌二年（842年），吐蕃赞普朗达玛遇刺身亡，吐蕃政权分崩离析。吐蕃内乱使得党项各部的情况更为复杂，其侵略也愈加猖狂。终唐武宗及其后数代，党项寇掠可谓络绎不绝。

 

时值大中二年（848年），沙州豪族张议潮发动起义，赶走统治敦煌六十余年的吐蕃贵族，并乘胜追击，至咸通四年（863年）已光复河西走廊等11州之地。然而在吐蕃统治下的陇右、河西等地的党项、吐谷浑等部依然十分活跃且部族众多，《张淮深造窟功德碑》就曾记载“河西异族狡杂，羌、龙、嗢末、退浑（即吐谷浑），数十万众”。咸通八年（867年），张议潮入朝，并委任其侄张淮深为归义军留守。张淮深虽努力发展归义军的势力，并极力控制甘、凉及其以东诸州，但咸通十三年（872年），“回鹘陷甘州（今甘肃张掖），自余诸州隶归义者，多为羌、胡所据”。及至此时，归义军节度使对河西诸州的掌控力，实际上仅存在于沙、瓜两州。

 

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底，王仙芝在长垣起义。次年，黄巢起兵呼应。乾符五年至中和四年（878—884年），黄巢起义愈演愈烈。因为唐朝将主要精力集中在了平定黄巢起义上，西北防务空虚，党项拓跋氏首领拓跋思恭也玩了一次“饿狼扑羊”，于“咸通末窃据宥州，称刺史”。中和元年（881年），唐僖宗下诏征集各路兵马以讨黄巢。三月，拓跋思恭出兵帮助唐廷进攻长安的黄巢起义军。因拓跋思恭出兵，唐僖宗授之以左武卫将军，权知夏、绥、银节度使事。当年八月，以拓跋思恭为夏、绥节度使，默认其侵占唐领土的行为。十二月，又赐夏州节度号为“定难军节度”。定难军节度便是后来西夏政权的前身。中和二年（882年）正月，僖宗又授予拓跋思恭京城南面都统的职务，并命拓跋思恭与孝昌、王处存、王铎等四面合围京城。五月，唐廷又升拓跋思恭为京城四面都统。之后随着朱温降唐，黄巢军势力大为减弱。

 

中和三年（883年）初，唐朝重用沙陀部酋、雁门节度使李克用征讨黄巢。四月，李克用所部败黄巢于蓝田，收复京师长安，黄巢之乱终告平复。拓跋思恭在平定黄巢起义军时虽然没有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但依然有一定的功绩。于是当唐廷镇压黄巢起义之后，又于中和四年封拓跋思恭为夏国公，而国姓李之赐当是此时。在整个过程中，拓跋思恭可谓借着黄巢之患，掌握夏、绥等州，成为唐末藩镇之一，割据一方。

 

定难军节度使

 

唐朝虽然最后镇压了黄巢起义，但其实力已大为衰弱。相比之下，割据的藩镇则日益强大。曾经只局限于河北三镇的藩镇割据问题，蔓延到了唐朝大部分地区。唐僖宗光启元年（885年）三月，唐廷重返京师长安，但已陷入“号令所在，惟河西、山南、剑南、岭南数十州而已”（《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五十六》）的凄凉晚景。同年九月，因王重荣不肯交付安邑（今山西运城）、解县（今山西临猗县临晋东南）两池盐利，“（宦官田）令孜遣邠宁节度使朱玫会合鄜、延、灵、夏之师讨河中”（《旧唐书·卷二十二》）。王重荣见势不妙，求助于时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之后不久，李克用在沙苑击败朱玫，随即攻入京师长安，见势不妙的田令孜便挟僖宗逃奔于凤翔。光启二年（886年），朱玫等拥立嗣襄王李煴为帝。唐僖宗诏各镇军讨伐朱玫，本应奉诏的李（拓跋）思恭却不为所动，专心致志地攻下了鄜州（今陕西富县）、延州（今陕西延安）。文德元年（888年），李思恭之弟李思孝任保大军节度使。

 

唐昭宗大顺元年（890年），因为李克用之反叛，唐廷掀起了征讨李克用的战争，昭宗诏令诸路藩镇出兵平叛。不难想象，这些藩镇当然不会为一个已然日薄西山的中央政权“两肋插刀”。在这场战争中，尽管党项拓跋部所保有的定难军与保大军均有出兵，但与其他藩镇一样，都采取保存实力、未战先退的方针。唐廷陷入无人讨伐李克用的尴尬处境，因此李克用之乱只能不了了之。大顺二年（891年），李克用恢复官爵，受封晋王。

 

在昭宗乾宁二年（895年），董昌据越州自立为帝，静难、凤翔两军也攻入京师长安。此时的定难军节度李思孝虽然奉诏偕同李克用讨伐叛军，但在这一次的战争中，定难军与保大军依然作壁上观，没有出力。此后，随着朱全忠（朱温）势力的不断增强及其扩张脚步的逼近，至昭宗天复三年（903年），泾、原、秦、陇、邠、鄜、延、夏等州皆降于朱全忠。此时朱温已经有了代唐而立的实力。哀宗天佑四年（907年），朱温称帝创立梁朝，史称后梁。存在近三百年的唐朝灭亡了，历史步入了五代十国之乱世。

 

至此时，党项部族已然由南北朝时期“每姓别为部落”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组织，逐渐发展为以“大姓之强者”为中心的部族地域组织。这种部族关系的改变，实际上是唐末乱世背景下，党项部族之间联合、吞并的结果。

 

公元907年以后，历史进入了被称为五代十国的乱世。当时北方的主要割据势力有后梁朱温、岐王李茂贞、晋王李存勖（李克用之子）三大势力，而唐代内徙的党项诸部也大多分布于这三个政权辖区之内。尽管党项拓跋氏名义上依附于后梁朝廷，然与唐末藩镇割据时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依然保持着其相对的独立性。

 

在前文提及党项内徙时早已说过，当时的党项已经形成了一部分在陇右北部诸州，另一部分在关内道的绥、庆、灵、银、夏、胜等州的分布形态。随着党项拓跋氏所据定难军节度和保大军节度及其他党项诸部的发展与迁徙，党项的分布范围又进一步扩张了。不仅如此，前文讲到沙州归义军时，也提及在河西诸州，党项也广泛分布，更不说党项的起源麟、府两州了。

 

在《新五代史·卷七十四四夷附录第三》中，对于党项的分布有一段概括：“部有大姓而无君长，不相统一，散处邠宁、鄜延、灵武、河西，东至麟、府之间。”当然，时处五代时期的党项部族与南北朝之时已大有不同，其表现为以下三点：

 

一是党项部族之间关系的改变。党项在唐初内迁之前，是以姓为部，一姓又分为诸多小部落，其中“大者五千骑，小者千余骑”，不相统一。随着内徙的进行，党项诸部与鲜卑之支吐谷浑及汉族等杂居，部族之间也时有兼并，其早先以氏族血缘为划分的部族关系遭受到一定的破坏。原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组织，也逐渐被地域性关系替代。及至唐末五代，党项的这种以地域为纽带的集团关系已基本成熟，以地域关系结合的部族日益增多。五代的党项诸部，虽依然处于不相统一的状况，但以“大姓之强者”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几个较大的割据政权。其中就包含有唐末以来盘踞夏、绥、银、宥四州的党项拓跋部，五代兴起于府、麟二州的党项折氏和处居于庆、灵二州之间的西路党项这三个较大的党项集团。

 

 

 

二是与内陆政权的关系。五代时的党项在政治上多臣属于各割据政权，即使各内陆政权之政令难行于党项诸部之内，但其关系较之唐朝时大有改善。党项诸部对邻近政权“朝贡”，与邻近政权或人民进行交易。只不过，这种对邻近政权的朝贡实际上更类似于贸易关系。如后唐明宗开成年间，有“党项诸蕃凡将到马，无驽良并云上进，国家虽约其价以给之，并计其馆谷锡赉，所费不可胜纪”（《旧五代史·明宗纪六》）。显然，对于党项诸部的这种“朝贡”，后唐朝廷会“约其价而给之”，乃至于“计其馆谷锡赉”，“酬赏价倍”。究其原因，明宗答曰：“尝苦马不足，差纲远市，今藩官自来，何费之有？外藩锡赐，中国尝道，诚知损费，理不可止。”显然，这种“朝贡”已成为一部分党项部族重要的经济来源。

 

三是经济的问题。魏晋、唐初之时，党项人过着“牧养犛牛（又作牦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穑”，“织犛牛尾及䍽毛为屋”的游牧生活（《隋书·卷八十三》）。伴随着两次内徙，与党项杂居的汉族也逐渐增多，党项也逐渐从杂居的汉人处学到了农业、手工业技术。但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较为恶劣，党项在不同地域间存在着牧业、农业、半农半牧三种不同的生产方式。换句话说，历经唐末五代及至宋初，除了少部分党项部族在中原的农业文明影响下学会了农作物的耕作之外，其余大部分党项部族依然过着定居与半定居的畜牧生活，及不定居的游牧生活。亦即是说，及至宋初，党项部族依然以牧业为主。当然，党项部族的牧业，较唐初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从以上三点，我们可以做出两点推测：

 

一是五代之时，这种打着朝贡旗号的贸易，实质上是以牧业经济为主的党项迫切需要与以农业为主的汉族进行交易的选择。另一方面，党项诸部通过与周边政权的这种交易，换取了其所需的粮食、丝帛等物。党项与周边政权关系的缓和，也使党项得以休养生息。并且随着对先进汉族文化的学习，党项部族的科技水平亦有所提高。

 

二是唐末以来，包括党项在内的以牧业经济为主的周边少数民族，在气候处于冷期的情况下，对西北地区植被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同时，冷期使得植被的恢复较暖期为困难，这也就促使了西北地区沙漠化的加剧。其具体的表现就是唐中期以来，鄂尔多斯高原沙漠化的加剧。不过这一点容后再叙。

 

后梁贞明二年（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建立契丹国。耶律阿保机“亲征突厥、吐浑、党项、小蕃、沙陀诸部，皆平之”（《辽史·卷一》）。未久后，便有了“太祖破于厥里诸部，定河壖党项，下山西诸镇，取回鹘单于城，东平渤海，破达卢古部，东西万里，所向皆有功”（《辽史·卷三》）的局面。

 

虽然自契丹神册五年（920年）攻下天德军后，河套以北基本为契丹所据，但终辽太祖、辽太宗两世，对党项的征伐仍可见于《辽史》。如辽太祖天赞三年（924年），辽太宗天显八年（933年）、会同元年（938年）及三年、五年，均记载着对党项的征伐。由此可见，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及辽太宗耶律德光两世，并未能全然压制桀骜不驯的党项部族。

 

辽太宗天显十三年（938年），石敬瑭称帝并献燕云十六州。时身处夏州（今陕西靖边县东北白城子）的党项拓跋部则较少与契丹发生冲突，但兴起于麟、府二州的党项折氏因“契丹欲尽徙河西之民以实辽东”（《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八十四》），而倍加惊恐，内附于各内陆政权以抗辽。及至北宋建立后，府州折氏又依附于北宋。北宋将门折氏一族即起源于此。

 

 

五代时，灵、庆之间的西路党项诸部先后为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政权所统治。其所处的灵州至庆州一带，包括归义军所处的沙、瓜及凉州一带，为中西之间重要的陆运通道，即丝绸之路。五代时期的各方政权，为了保障丝绸之路交通的通畅，都对劫掠往来贡使和商旅的西路党项进行围剿与镇压，但实际上却收效不大。尽管丝绸之路大体保持通畅，但劫掠依然时常发生。

 

至于夏州李氏（即拓跋氏），全盛时保有定难和保大两镇，及夏、绥、银、宥、延五州。但其归顺朱温后，延州及保大被夺，只余定难军一镇及夏、绥、银、宥四州。

 

后梁开平二年（908年），时定难军节度使李思谏病卒，其孙李彝昌继立。不久之后，夏州便发生内乱。夏州都指挥使高昌益袭杀李彝昌，随即高昌益又被诛。李彝昌叔伯李思谏之子李仁福继任。与此同时，沿用唐哀帝天佑年号的岐王李茂贞趁其内乱发兵欲取灵、夏，但未能成功。及至李存勖灭亡后梁建立后唐，李仁福又依附于后唐。

 

长兴四年（933年）二月，李仁福病卒，三军推李仁福之子李彝超为留后。后唐为削弱夏州李氏的势力，便想出将李彝超改镇至延州的办法。然而李彝超以“三军百姓拥隔”为由，“未遂赴任”，继续滞留于夏州。后唐明宗遣人催促，皆无功而返。其后，后唐遣将进攻夏州，围城百日而不克，引兵而还。经此一役，夏州党项李氏（即拓跋氏）保住了自身的独立地位。（《旧五代史·明宗纪十》）

后唐末帝清泰二年（935年），李彝超病重，李彝殷则继承了定难军留守。及至后晋开运元年（944年），契丹南下，李彝殷出兵攻入契丹境内，后契丹撤军。开运三年（946年），契丹又大举南下，后晋覆灭，后汉建立。此时的后汉帝刘知远依然采取了笼络夏州李氏的措施。乾祐二年（949年），刘知远以静州（今四川广元）赐予夏州李氏。此时的夏州李氏，所据已有夏、绥、银、宥、静五州及定难一镇，虽不如全盛之时，但势力依然可观，并依然保持着部族的相对独立。

 

如前所说，自唐末至五代，党项已从“每姓别为部落”的部落组织关系，发展为“大姓之强者”为中心的地域性关系，并形成了三个较大的党项集团。现在经过五代的乱世，其中西路党项因长期寇扰丝绸之路，而遭内陆政权不断打压，已然衰弱；折氏一族则因契丹的威胁而归附内陆政权；余下的夏州拓跋氏则对内陆政权虚与委蛇，并在对内陆政权的“朝贡”中得到了大量的资源，赢得了宝贵的发展空间。至五代末，夏州拓跋氏在党项诸部中已然一支独大。

 

后周建立后，李彝殷又在接受后周的安抚措施的同时，上表臣服北汉，可谓“一心二用，脚踏两船”。及至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五代十国终结，历史步入北宋，党项亦在此阶段中，达到其最辉煌的时刻。

 

郭威取后汉而代建立后周，后汉皇族刘晏亦于太原称帝建立北汉，后周与北汉故为世仇，双方曾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宋太祖赵匡胤即帝位后，发动了数次对北汉的征伐，皆无功而返，但宋朝与契丹的军事矛盾却呈螺旋式不断上升。

 

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正月出兵征伐北汉，并命郭进屯兵石岭关以阻契丹援军。三月之时，契丹遣数万骑入援北汉，却在石岭关（今山西太原阳曲县）为郭进击败，于是“北汉援绝”。赵光义大军围城，北汉主于同年五月归降，五代十国至此时终告完结。

 

宋朝建立后，宋辽战争对宋西北边境所造成的影响，长达四十余年的战争，使得扎根于宋辽夹缝之间的党项部族得以迅速茁壮成长。宋太宗执政至真宗景德元年这数十年中，宋廷因与契丹的战争，无力大举兴讨西北党项部族。与此同时，党项又获得了来自契丹的经济及军事上的支援。从另一个方面看，契丹采取“以党项制宋”的策略，着力于扶持党项的成长，又使宋廷不得不分兵西北，无法全力经略幽燕。

 

这个时候的党项是李德明在主政，李德明在时，其子李元昊曾数次向德明上谏“无臣中国”，李德明回答：“吾久用兵，终无益，徒自疲耳。吾族三十年衣锦绮衣，此圣宋天子恩，不可负也。”李元昊则否定李德明说：“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终李德明一世，对宋廷还是有一定感情的，所以没有大规模寇边行动，让北宋西北边境得到了二十余年相对的和平。这也使得党项依然未能引起宋廷足够的重视，毕竟北宋建国以来的战略重点始终是北方的辽国。而李德明的顺从，更使宋仁宗放松了对西北党项一族的警惕，甚至误以为平夏李氏已然真正成为北宋安插在西北的“钉子”。但历史的进程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李元昊嗣位以后，战争的序幕再一次被拉开。李元昊的嗣位，是党项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李德明韬光养晦所积蓄的力量，落入了怀着“无臣中国”之心的李元昊手中，进而对宋廷西北边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李元昊自嗣位以后，便开始谋划独立于宋、辽之策。景祐元年，李元昊还在府、庆、环、泾、原等州长期进行小规模的骚扰，以探宋军虚实，同时试图对宋朝边将进行离间。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李元昊正式称帝，建号大白高国。随后开始了长发数年的宋夏战争。宋军连战连败，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之战都失败的情况下，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即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六年，李元昊遣使议和。庆历四年（1044年）十月，宋、夏达成和议，史称“庆历和议”。李元昊向宋称臣，宋册封其为夏国王。宋岁赐西北绢15.3万匹、银7.2万两、茶3万斤，并重开互市、榷场，恢复贸易。也就是说，宋廷彻底承认了西夏的独立地位。

 

简单总结一下，在魏晋南北朝以前，西羌便已经迁徙于西北地区，其后又与周边少数民族、汉族混居，形成其后的党项部族。并且，唐代党项进行了两次大规模迁徙，其分布已遍及整个西北地区。而其中最大的一支党项拓跋氏，亦即其后的平夏李氏，在唐末已然割据一方，并逐渐掌握横山天险。进入五代以后，平夏李氏又积极保持与邻近政权的友好关系，借此得以稳定发展。自入宋以来，平夏李氏凭借横山天险与七百里瀚海，在宋、辽的夹缝之中游走壮大，并与宋廷展开了长期的对抗。西北恶劣的地理环境及宋朝对西北较弱的掌控力，造成了宋军供给及行军上的困难。鉴于此，宋廷认为应“息兵减费”，又欲凭借平夏李氏扼制西北回鹘、吐蕃等藩部，于是放任党项势力不断扩大与增长，最终放松了对西北的边备，造成了宋仁宗宝元元年爆发边患。特别是，此时的党项已经从最初的“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骑，小者千余骑”，经历了“部有大姓而无君长，不相统一”的阶段，发展到西夏立国时“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达靼、张掖、交河，莫不从服”，全国兵籍30万，这是党项之患在宋时与在前代之时最大的不同之处。

 

 

 

其后虽然通过范、韩的经营，宋廷逐渐取得了西北地区的战略主动权。但一来，朝中大多数官员仍认为议和可以“息兵减费”；二来，长期的战争也对宋朝的经济造成了不小的负担；三来，即使宋在西北已逐步取得主动权，但完全覆灭平夏李氏，依然任重而道远；四来，即使党项之患已除，西北还有诸多藩部，难以讨伐殆尽，朝廷即使能占一城，然而城外皆是藩夷；五来，西北地处贫瘠，诸如夏州、灵州等地粮食尚无法自给，宋廷难以承担如此庞大的开支；六来，北面还有辽国虎视眈眈。在这种情况下西夏的崛起，便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