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七年雾月十八日（1799年11月9日）早上，时任执政督政府轮值主席的督政官路易·杰罗姆·戈耶被一阵喧闹声从睡梦中吵醒：脚步声、不知对象的命令声、马的嘶鸣声等等。他起来后看向窗外，惊骇地发现督政府卫队正在集结。他向被步兵和骑兵们簇绒的卫队长朱贝将军大声询问：“将军公民，这是在干什么？”
戈耶目送着卫队离开卢森堡宫（督政府所在地），他对所谓的“演习”一无所知，但他也并未再追问和阻止。他只是呆立在窗前，听着士兵的脚步声和马蹄声，然后便又回到床上睡觉了。或许他会对接下来的时日能否继续安稳有所怀疑，但也仅仅是怀疑。他并不知道，他和他的督政府的已经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天。
热月共和国脱胎自对前一个极端化统治时期的反抗。热月党人内部成分复杂，有之前的吉伦特派、“平原派”和反罗伯斯庇尔的雅各宾派，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只有反对罗伯斯庇尔主导的“恐怖统治”。和雅各宾派上台时宣称的一样，热月统治的最终目标也是结束革命，而他们最显著的努力即是打压和抑制以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为代表的革命激进主义。“恐怖”或许随之结束了，但阻碍达成共识和创造新社会的矛盾——宗教、君主制和战争——在整个热月共和国时期都并未得到有效的解决，现在又增加了名为雅各宾主义（用以指代革命的所有极端行为）的新矛盾。虽然热月党人通过关闭俱乐部等手段有效地瓦解了雅各宾派的根基。但热月共和国最大的特点就是时运不济、命途多舛。
首先，恶劣的天气恰逢取消经济管制后的恶性通货膨胀一起打击了热月共和国的威望。与此同时，此前的主要受害对象——天主教徒和王党分子——也开始进行报复。在市镇（尤其是巴黎），主要是由贵族和富人阶层的青年组成的“金色青年”还只是针对无套裤汉和雅各宾分子拳打脚踢；在乡间农村，尤其是法国南部，针对共和二年期间各地掌权者的大范围“白色恐怖”造成超过3万名“恐怖分子”的死亡，几乎相当于被恐怖统治处决的人数。
其次，热月党人仍然是共和派，他们致力于恢复共识和革命早期的公民理想。因此尽管共和国仍不承认任何宗教，但他们愿意同天主教徒和王党分子实现和解，重新开放教堂。甚在第二年（1795年）春开始考虑拥立路易十六之子路易十七以实行君主立宪。但不幸的是这个孩子于年内染病去世，第二个月他的叔叔、此时位于意大利维罗纳的普罗旺斯伯爵就宣称自己为继承人路易十八，还承诺表明了自身要复辟几乎整个旧制度。这使得通过君主立宪来实现党派和解、凝聚社会共识的努力烟消云散，热月党人的第一套方案胎死腹中。
1795年《人与公民权利和义务宣言》，共和三年宪法序言，后者建立了督政府。
国民公会转而开始继续共和主义之路。尽管还有一部自制定起就一直被束之高阁的共和二年宪法，雅各宾和无套裤汉还有巴黎底层民众们也先后发动了芽月和牧月起义试图实施它，议员们还是于同年夏天制定一部新宪法，即共和三年宪法。新宪法效仿英国将立法权拆分给元老院和五百人院两院，二者互相牵制；立法团再任命出代议制政府，政府由五位督政官轮流主持，内部五人互相制衡；最后再加上对议员选举资格与任期的严格限制和督政的不断轮换。这部宪法充分体现了其制定者的保守共和主义和精英主义的理念，更加依赖大地主、大资本家等大有产者。
与此同时，在对外战争上督政府也流年不利。1794年热月政变后到1797年10月间，局势本是一片大好：比利时被征服和合并，荷兰投降成为革命姊妹国，普鲁士、西班牙也缔结和约退出了战争。奥地利也很快在德意志和意大利地区的双线进攻中，尤其是波拿巴指挥的意大利战役中败下阵来，缔结了合约草案。只剩下英国还在负隅顽抗。
但这时国内政局摇摆不定。葡月的保王党叛乱使激进的雅各宾派重新抬头。他们要求恢复被废除的共和二年宪法，甚至一小撮人在记者巴贝夫领导下策划了“平等派密谋”。这又反过来给了右派可乘之机。1797年选举后保守派和王党在议会中的势力大增，这反过来使英奥两国有了在谈判中获得更好结果的信心。波拿巴担心他主导下的对奥合约受影响，于是力促督政府在共和五年发动旨在阻止保王党掌控议会的果月政变。下一年的选举同样被督政府强行修改。这一行为同时践踏了宪法和政府的权威，共和国逐渐走入旧制度的覆辙——塔西佗陷阱。
当然，在短期内并非如此。就在政变后的下个月奥地利签署了康波福米奥条约，不仅承认了法国对比利时的占领，更让法国在被意大利建立了姊妹共和国——山南共和国。对外战争的短暂胜利增强了督政府的信心，鉴于君主制已无希望，天主教问题也无法得到解决，督政府再次开始严厉打击抗誓派教士和流亡贵族。
但是英国还没有结束对共和国的敌对。同年10月英国在海上的胜利促使督政府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从意大利返回的波拿巴受命入侵英国。他思考后认为解决的关键是掐断英国与其印度殖民地的联系，为此他于1798年8月远征埃及。然而这一行动产生的后果，是威胁到了俄国在西亚和东地中海的利益，促使了次年春以俄国为首的新反法同盟的形成，加之尼罗河战役皇家海军的胜利使波拿巴被困埃及，共和国的对外形势突遭逆转，俄军穿过奥地利进攻法属意大利，亚平宁半岛上烽火四起，山南共和国岌岌可危。共和国再次陷入像1793年一样孤立无援的境地。全面征兵的应对措施反而在西部和比利时引发了旺代式叛乱。共和国脆弱的平衡已经被打破，而且它也已经证明了自身无力回天。
1799年春天，神圣罗马帝国和英、俄、土耳其等国组成第二次反法同盟，战火重燃。这个春天督政府在对外战争中接连失利，德意志和意大利战场先后败于俄奥同盟。尽管马塞纳将军在苏黎世力挫敌军，但对大局无济于事。急转直下的外部局势严重打击了督政府的统治，以至于督政府一度孤注一掷试图召回波拿巴。5月26日签发了召回波拿巴及其军团的命令，但阴差阳错的是波拿巴并未能收到——恶劣的海况和西班牙舰队的敌意使得负责送信的布吕克斯海军上将无法完成使命。
督政府并未过多关注此事，他们正因新一轮的选举而焦头烂额。前两年针对两次选举的政变已经完全破坏了热月共和国的统治基础，它现在已经缩小了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内。督政们无法只凭借资产阶级有产者们发动新的政变来再次修正选举结果，结果是新雅各宾派占据了两院的多数，最终导致了被称为“议会的复仇”的牧月三十日政变。需要说明的是，新雅各宾派不同于之前的同名政党，更像一个范围广泛、成分复杂的政治联盟。他们矢志完成前辈们1793年未竞的事业，其内部既包含山岳派残党和共和主义者，也有唯利是图的将军们和少数野心勃勃的政客（吕西安·波拿巴就是一个典例），实际上没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真正的目标是什么。总之，主导了两院尤其是五百人院的新雅各宾派们乘每年一度的督政改选机会，将他们的人选埃马努艾尔-约瑟夫·西哀斯推上了督政之位。
身着督政官服装的西哀斯
牧月三十日政变的直接结果是西哀斯的上台，为接下来雾月政变的发生铺平了道路。西哀斯是法国大革命的主要理论家之一，出身没落贵族，虽然一直接受着神学教育，但深受启蒙思想影响。他于1789年发表的《什么是第三等级？》在塑造大革命思潮和推动大革命走向激进化方面起了关键作用，这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尽管在雅各宾派主政期间他在政治上一直处于边缘地位，但热月共和国成立后他东山再起，从事外交工作。西哀斯一直不满意共和三年宪法，认为其不过是”牙牙学语“，为此他已经起草好了一份周全完善的新宪法。当前的局势使得人们和议会对督政府失望透顶，新雅各宾派想起了西哀斯在革命初时发挥的作用，也记得他对王党分子的严厉态度，人们确信他是拯救共和国于危难之中的最佳人选。
波拿巴之后政变夺权时遇到的困境在此提前预演了一遍，督政府不会自动投降，交出权力，即使议会的行为符合宪法，更别说之后波拿巴完全非法的行径了。西哀斯抵达巴黎的第二天双方之间的矛盾便爆发，最终议会一口气替换了三位督政。除了西哀斯外，两位温和左派罗歇·迪科和路易·杰罗姆·戈耶也进入了督政府，同时还有如战争部和巴黎军区司令等重要部门也被新雅各宾派掌控。看起来新雅各宾派们大获全胜了，但在随后的6月末至8月初他们采取的如动员群众、不经审判逮捕扣押人质和对富人课以新税等行为使得局势陷入动荡不安，尤其是雅各宾俱乐部的重建更唤起了人们对五六年前的恐怖记忆。城市里左右两派暴徒大打出手，乡间匪帮横行，搜刮富人财富反而引发经济危机。
吕西安·波拿巴
局势混乱不说，督政府和热月共和国的统治也摇摇欲坠。关键时刻西哀斯背叛了助他上位的盟友，转而帮助督政府应对局势（考虑到他本就偏属温和派，这情有可原）。同时去年当选为五百人院代表、从而成为新雅各宾派领袖之一的吕西安·波拿巴也在此时（7月14日）也突然转变立场，转而支持督政府。这里可以说下他潜在的动机，经典的“宿命论”说法是为了让督政府不在波拿巴回国前垮台。但事实上，首先两兄弟的关系从来也不好；再者吕西安也有自己的野心，开创他相信他和他兄弟一文一武，都有机会出人头地，和西哀斯的合作更使得他有能力自己的未来，更别说他的兄弟此时命运未卜、杳无音信，显然他不太可能会为了自己的兄弟而做出如此的冒险。更有可能的原因是，一则督政巴拉斯手里有他的商业丑闻（海事保险欺诈），再则他并未忠于某一政治信仰，他是追逐权力阶梯攀爬之人。
最关键的援助来自警务部部长约瑟夫·富歇。富歇一直被视作雅各宾派的一员，因为他曾经坚决支持对路易十六的审判和处决。此时的他因为在雅各宾主政时期残忍镇压里昂起义而“声名鹊起”（声名狼藉），因而在热月共和国统治时期被迫长期远离权力。所幸有赖于督政巴拉斯的庇护，他得以重整旗鼓：他成为巴拉斯的秘密警察，1798年年底时更是负责起了法国在意大利和荷兰的情报工作。此时恰逢多事之秋，督政府正需要铁腕之人，富歇就在此时被巴拉斯提拔为警务部长。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关闭了雅各宾俱乐部，警察成为大厦将倾的热月共和国的最后支柱之一。新雅各宾派措手不及，随后试图要求将西哀斯和巴拉斯两位督政斩首。
面对如此局势，人们相信政府不日即将倒台，一场隐藏在暗处的政变迫在眉睫。西哀斯和吕西安早已制定了完整计划，选中了同样在革命战争期间斩头露角、战功卓著的茹贝尔将军作为拨乱反正的“利剑”。不幸的是将军恰于此时阵亡于意大利战场的诺维战役中，西哀斯被迫推迟计划，重新物色人选。另一边，茹尔当和奥热罗也在试图拉拢战争部部长让·巴普蒂斯特·贝纳多特。这个同时是波拿巴家族连襟和新雅各宾派的人，或许英勇无畏（甚至桀骜不驯）、富有魅力、交口称赞，但同时也色厉胆薄，好谋无断。他在被督政府解除职务前所做的只有不停地听取建议然后日复一日“留中不发”，最终他与通往最高权力的阶梯失之交臂——毫不意外的结局——：督政府以一封解除他职务的信接受了他“从未要求过的辞职”。
现在，棋盘上只候最后一位演员的登场和就位了。
对督政府倒台的确信，和试图从中攫取利益的渴望，促使波拿巴决定铤而走险，在没有得到军令的情况下就返回法国本土（除了上文未收到的那次外，9月上旬也发过一封，只是之后局势的好转使得他们又在10月10日发了一封取消前一命令的信，当然他们也没能收到）。1799年10月9日，波拿巴抵达法国南部的圣拉斐尔湾。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旅途，从埃及回到了法国本土。由于彼时通讯的不发达，航行期间将军完全无法知晓国内状况。虽然来自西德尼·史密斯准将（他被任命负责处理英国和土耳其的合作事宜）的情报显示欧陆战况十分不利。但谁能断言短短的一个月内局势不会突变呢？自己会不会来迟了的阴影始终困扰着他。
但当他上岸后，一切都明了了。舰队靠岸时，收到了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有报纸说他上岸后的第一件事是跪下来亲吻法国的土地（想没想起海峡对岸的某位古代国王？），甚至有人公然说要在将军击败外敌后拥戴他称王！波拿巴当然拒绝了。事实上，热情的群众远远不止这一处。在接下来回到巴黎的这段旅途中，一路上到处都在组织庆典庆祝他的回归。人们自发聚集起来，官员出城迎接，戍卫举枪致敬。空气中洋溢着狂喜的热情。甚至有人临时创作了一出名为《英雄的凯旋》的戏剧。或许我们可以说这是波拿巴人生中最无争议的一段时光了。
他何以得到如此高的人望？这无疑要归功于运气。首先他在东方获得的胜利先于他被传回了国内，每一个功勋都得到了美化，然后随着报纸广为人知。其次，他是“带着”胜利回国的。这里的重点是，虽然布吕内和马塞纳将军也分别在荷兰和瑞士取得胜利（而且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波拿巴的胜利含金量不仅不如他们，而且距离遥远），但由于报纸对波拿巴的凯旋大肆宣传，使得在人们的感受中，不仅这两次胜利微不足道，而且局势是因为将军的回归才有所好转的。最后，自然是他的返回也恰到好处。如果克莱贝尔对他擅离职守的指控信先他一步到达会如何？之后的发展很有可能不同。
10月16日早上，波拿巴终于抵达了巴黎。尽管他的回归不是督政府所期望的，但鉴于将军此时极高的人望——此时与民意对抗对政府来说只是自寻死路——还是隆重地欢迎了他的归来。波拿巴也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以应对此时的局势。虽然他足不出户，但访客络绎不绝，从家人到军中旧部再到两院和社会名流，人们视他为“初升的太阳”（马尔蒙语），人人都屏气敛声拭目以待他的下一步举动。
在进一步叙述波拿巴及其党羽的谋划与准备前，我们必须再交代下此时波拿巴面对的情况。政变是唯一的选择，因为督政府不会自行放弃权力（更不用说他们本就一直提防富有野心的将军们）。自羽毛球场宣誓以来，以任何决定都需依正当程序做出的原则为代表的法律精神，或者说理念贯穿大革命始终，虽然期间法律本身多次反复遭到破坏，人民视情况使用特别手段废立法律也被视为其基本权利。因此除非通过合法的程序和手段，否则波拿巴就有被视作凯撒、克伦威尔和蒙克将军之流（最会治理的将军还是一个将军）的风险——他们正是始终笼罩在大革命头顶之上的阴影——人们担心的不是他对制度的攻击，而是在事成后转过来颠覆原本支持他的共和理念。这促使他必须与至少一位共和国领袖联手，因为他在政府中没有官职，无法代表“人民主权的意志”，而且在政变过程中要时刻尊重法律，以便在事成后获得认可。
道路已经选好，那么谁又是波拿巴的苏拉呢？波拿巴从一开始倾向的人选就只有西哀斯。相比声名狼藉的巴拉斯和仍不得人心的雅各宾派，已经怀揣一份政变计划的西哀斯无疑是更好（和唯一）的选择。西哀斯也这么认为。但他们并未立刻达成共识。这一方面是二人确实并非一丘之貉，无论是年龄、作息还是性格、兴趣；另一方面，波拿巴不愿打草惊蛇，立马展露自身意愿，而且彼时他也不能肯定只有西哀斯是他的良配。他在10月剩下的时间和11月最初几天的时间里主要在试图拉拢军中要员和处理与巴拉斯的关系。奥热罗、茹尔当和贝纳多特等大佬无动于衷；而巴拉斯，他本有机会把波拿巴争取过来，他手握首都军队和警察系统（由他提拔的雷亚尔警察部长掌管首都及周边的警察力量），又与波拿巴有同样的的军旅出身，但他并未能察觉或者说满足将军对权力的渴望（也有可能是有意为之？），说着要建立美国式的总统制，总统人选却不是波拿巴！巴拉斯亲手将波拿巴推向了西哀斯一边，即使雷亚尔成功劝说前者第二天再次尝试弥合分歧。太迟了，波拿巴已经下定决心，同时也狡猾地让巴拉斯始终保留着最后的希望。
11月1日晚上，波拿巴和西哀斯在吕西安家中进行了决定性的会面。对后者来说，很可能这次会面原本只是为了达成共识，为接下里的合作和谋划奠定基础。但波拿巴直截了当地宣布应该采取行动了——也就是开始着手进行政变，这无疑打乱了西哀斯的步骤。西哀斯试图将话题固定在宪法上以占据主动，但将军不为所动，干脆利落地宣布了他的想法：要设立临时过渡政府，要有一个立法委员会来制定一部新的宪法（这是关键！），宪法需交由人民通过（真正的意思是必须公布出来！），还有提议临时政府由他、西哀斯和迪科督政组成（这是价码）。这完全超出了西哀斯的计划！在他原本的设想里，所谓“政变”实际上是为了革新共和国而做的简单修正，绝不是什么颠覆！它应该在议会的主导下进行，用他的现成的新宪法来取代这部“牙牙学语的宪法”，军队则负责在必要时扫清一切障碍。现在按照波拿巴的安排，将军将获得对原本由西哀斯全权操刀的宪法的修改渠道，并且将新宪法公之于众显然更利于将军本人。波拿巴一点也不准备让步。几天后西哀斯妥协了，计划终于得以开始推动。
准备过程实际上非常迅速，因为它完全是建立在西哀斯一早制定的“茹贝尔行动”之上。鉴于过去的革命经验，政变方相信必须借助军队来市区内预防可能发生的反政变起义，最好孤立议会。讽刺的是，共和三年宪法在这一点上反倒提供了帮助：基于1793年5月31日和6月2日（导致吉伦特派下台，山岳派掌权的三日暴动，由巴黎民众发起）国民公会被包围起来与外界失去联系的教训，宪法提供了一条特别法令，允许元老院将立法团迁出巴黎。此特殊法令一旦被通过就无法再被撤销，因为直到两院抵达制定地点前它们都将处于休会状态。因此政变方决定利用当下整个巴黎遍布政变谣言的大环境，谎称存在一场政变阴谋以借机通过特殊法令，将立法团转移到巴黎城外的圣克卢宫。此地不仅近在咫尺而且易守难攻，唯一的不利是会使政变必然被拖延至第二天才能完成，潜在的对手可能会利用这个窗口发起反击。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除非决定实施一场纯粹的军事政变，否则只要还想披着议会的合法程序的外衣，就必须冒这个险。
可以看出整个计划“漏洞百出”“如同儿戏”。确实如此，但这是有原因的。政变的目标从一开始就不明确，波拿巴一直小心避免明确描述新政府的模式，以免为自己的上位作茧自缚。此外政变方从一开始就希望能始终在合法的框架下进行政变，武力只是最后迫不得已的选择。
计划已经敲定，接下来的三四天时间不过是在做着细节上的润色和角色的分配而已。棋子已经落点，接下来的一切只能交给命运女神裁决了。值得一提的是，原定于11月7日（雾月十六日）发动的政变在最后被波拿巴推迟了。波拿巴在最后仍试图拉拢以茹尔当将军为代表的雅各宾派，至少说服他们保持中立。有意思的是，茹尔当本人也不希望与波拿巴针锋相对。茹尔当也是军旅出身，是左派领袖，他对政治信仰的忠实让他广受尊重。同时他并不像奥热罗和贝纳多特两位将军，他冷静而富有判断力。当然他也有自己的利益——他出身贫寒，缺乏根基，承受不起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中的失误。因此他希望雅各宾派能不那么激进，甚至是和波拿巴达成一个协议。10月30日波拿巴同督政巴拉斯会面时，也是雅各宾党人的贝纳多特将军也召开了党内会议，会上各方各执一词，茹尔当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方才确定了支持波拿巴——至少是不与其为敌——的行动策略。11月7日当天，午饭后二人在花园中散步，双方并没有拐弯抹角、旁敲侧击，茹尔当表明了雅各宾们希望以对将军的支持为交换换取波拿巴加入他们的事业。波拿巴则尖锐地表明不会与他们“同流合污”——既是因为雅各宾在议会中不占多数，也是因为他们的声名狼藉，更是因为这显然无助于波拿巴通往权力的道路——拒绝了合作。
在前一天晚上胜利神殿（原圣-叙尔比斯教堂）为波拿巴和莫罗两位将军举行的庆功宴上，心怀鬼胎的各方人士齐聚一堂。两位将军的祝酒词很有意思，前者说“敬所有法国人民的团结”，后者是“敬共和国忠实的盟友们”，它们都只字不谈热月和督政府，暗示着接下来发生的一切。热月共和国已经完成了它最后的演出。
正如开篇的故事，戈耶和他的同僚们，以及大部分五百人院成员，此时还并未意识到即将发生什么。戈耶小的信心来自于之前拿破仑“将在雾月十八日和他共进晚餐”的承诺。确实，尽管波拿巴此时在国内拥有极高的人望，但这仍仅限于政治团体以外的中下层民众中，在共和三年宪法体制下真正对政治有影响力的人群中，政变会得到支持吗？这是值得怀疑的，尽管督政府人心尽失，但从事后来看，反对确实大于支持。
若阿尚·缪拉
当戈耶试图与周公再续前缘时，政变正在悄然展开。拿破仑及其同党们首先需要完成的第一步是将立法两院和督政府从巴黎转移到圣克卢宫，同时赋予波拿巴对巴黎及其周边地区军队的指挥权。在位于杜伊勒里宫的元老院里，拿破仑的同党——议会总务们——发布了一个在早上7点召开元老院会议的通知，为了预防可能的反对和骚乱，他们还将早已大幅扩员的立法团卫队部署在杜伊勒里宫四周。同一时间，拿破仑和贝尔蒂埃正在写信拉拢巴黎周边军队的指挥官，包括国民自卫队指挥官、巴黎军区司令勒菲弗将军、莫罗将军和麦克唐纳将军等人，他的下属们则起草了一份可信军官的名单，他们全都被请求于早上6点抵达将军拿破仑的住所。最后军队开始行动了：早上5点左右，塞巴斯蒂亚尼上校违背了战争部部长迪布瓦-克朗塞留守大营的命令，率领第9龙骑兵团离开了驻地，随后是第8龙骑兵团和缪拉的第21猎骑兵团，他们控制了共和广场和胜利街（拿破仑家所在），封锁了通往杜伊勒里宫的昂坦大道，军队吹响了政变的号角。
元老院
在前夜雨后刺骨的冷风中，元老院成员已经齐聚杜伊勒里宫，他们中有的已经知晓接下来的计划，有的则毫不知情。议会总务委员会负责人马蒂厄·科尔内含糊其辞地告知元老们有一场针对共和国的政变——这当然是虚言，但这并非重点——借此政变方得以提出动议：将立法两院和督政府迁往巴黎城外“安全的”圣克卢宫，并任命波拿巴为“保卫政府的军队指挥官”（讽刺的是这一决议本是为了保卫督政府体制）。这引发了“一片哗然”，元老中的反对者或要求证据（这当然没有），或援引宪法，因为依共和三年宪法只有督政府才能任命军队指挥官和授予其包围政府的任务。虽然如此，由于元老院中的多数早已参与了政变，法令未经讨论就得以投票通过，会议仅持续了不到一个小时。现在立法团将休会一天，第二天于圣克卢宫再次召开，议会总务被派出传令给将军。他们大概在8：30抵达，在此之前，前述的将军和军官们业已云集于此。他们中虽然飞短流长，但真正关键的军中要人，如勒弗尔、莫罗和麦克唐纳等人最终都投向了政变方。唯有拿破仑的兄长约瑟夫·波拿巴的连襟贝纳多特（前战争部部长）拒绝参与其中。波拿巴转而试图将他就地软禁，气氛变得尖锐起来，现场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了吗？或许，但也值得怀疑。无论如何，最后贝纳多特至少是默许了波拿巴的行动，除非督政府或立法团要求（显然波拿巴并不会给他这个机会）。
在接到元老院的任命后，波拿巴将其向在场的所有军官宣读，这当然是为了时刻确保变方所希望的合法性外衣。然后他跨上战马，率领一支卫队（包括缪拉的1500名骑兵）前往杜伊勒里宫，在所有副官陪同下向代表们发表了一场言简意骇的演说。这里其实初步展示了此时他在政治上的稚嫩和天真，他发誓执行议会法令，表明对议会领导地位的承认，但他宁愿援引一些共和原则，如自由和人民主权，也绝口不提关键的共和三年宪法，这显然是为了避免承诺维护现有体制，他确实毫不掩饰地表示出“督政府毫无用处”的观点。元老院陷入沉默，是才发现刚刚铸成大错了吗？代表加拉站起来要求将军宣誓效忠宪法，但议会主席勒梅西埃阻止了他，宣称由于迁移法令代表们已不再能继续讨论了，只能等到第二天。这一步确保了隔绝巴黎民众对政治的可能影响（巴黎人民自革命以来素有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优良传统），便于操控立法两院，以达到解散督政府和五百人会议团、废除共和三年宪法的目的。
接下来的一步是要结束督政府的存在。这一步既是整个政变过程中比较容易的一步，同时又是相对困难的一步：这是因为一方面，五位督政官中的两位——西哀斯和迪科——一开始就是政变的发起者和参与者；而另一方面，另外三名督政官还尚未明确表态加入，至少是不阻止政变。另外，迁移法令需要得到三名督政的确认方能生效，但政变方此时刚好还需要第三位督政的签名，这无疑又增大了政变失败的风险。拿破仑试图争取督政官戈耶，在前夜晚上以他妻子约瑟芬的名义派他的继子欧仁·德·博阿尔内邀请戈耶夫妇于第二天早上8点同他共进早餐。
之所以是戈耶有多重原因：首先戈耶和督政穆兰同为督政府中的雅各宾派代表，他的加入至少能消除雅各宾派的威胁；其次，雅各宾派（至少是一部分人）的加入能对西哀斯、迪科等人形成有效制衡，拿破仑将不再只依赖于西哀斯，能够超然他们的对立之外，这无疑将赋予他极大的行动自由；最后，最显著的好处是，戈耶的加入将使政变方成为督政府中的多数，从而可以在最高权力不中断的情况下实现政权更迭。
然而戈耶在出发前改了主意，让他的妻子先行前往。他是产生怀疑了吗？是因为早上督政府卫队的突然离去？还是因为早先来自战争部部长迪布瓦-克朗塞的消息？这都不重要了。她前脚刚走，后脚警察部长富歇便面无表情地来到杜伊勒里宫，通知戈耶元老院的决定。这显然完全出乎督政的意料，他对富歇大发脾气，甚至徒劳地试图向勒菲弗将军（巴黎卫戍部队长官）寻求解释，前者当然毫不理睬，后者则冷冷地表明督政已无权再命令自己了。戈耶试图联系他的同僚，但只有穆兰尚在，西哀斯和迪科杳无音信，而巴拉斯迟迟没有现身。后者只告诉戈耶他要洗一小时澡，并给予了一张承诺查清现状的便条。这张便条确实安抚了两位督政，他们决定继续等待。巴拉斯之所以能保持平静，或许是因为他自信于自身的影响力：政变仍需要他的支持才能发动。在等待的期间，议会总务来信请求他们前往杜伊勒里宫确认迁移法令，他们没有响应，但这不是说他们决心拒绝签字（同元老院直接对抗），毕竟他们还不清楚巴拉斯立场之不坚定，他们坚信自己还是督政府的多数，他们只是想尽其所能地拖延下时间，或者至少由他们仨来签字以掌握主动。随后不久他收到妻子从胜利街波拿巴家中写给他的信，她警告他“你最好别来；这里的一切都告诉我邀请就是个陷阱”。这下不说真想大白，但戈耶和穆兰至少知道始作俑者是何方神圣了。
与此同时，巴拉斯派他的秘书博托前去杜伊勒里宫了解情况，在那里博托遇见了波拿巴。关于二者之间的谈话众说纷纭，有说波拿巴义正辞严地警告巴拉斯为辞职一条出路；也有说波拿巴此时仍不忘虚与委蛇、惺惺作态，向巴拉斯的使者转告自己仍站在他一边。在此之前，波拿巴已经派出塔列朗和布吕克斯海军上将前去劝说巴拉斯辞职，他们到达卢森堡宫时戈耶夫人也离开了胜利街。约瑟芬一直在尝试劝说督政夫人，甚至不惜透露给她关于巴拉斯辞职（尽管还再等会儿才会发生）、他和穆兰已不再握有优势的消息。但已经太迟了。戈耶从他夫人那获知这一情报后，急忙赶往同僚家，却发现大门紧闭：巴拉斯已经在和将军代表们密谈了。
巴拉斯已经听取了博托的汇报，特使们告诉他，西哀斯和迪科两位督政已经辞职了（依然是个稍后才会发生的事实），将军希望他也能效法他们，辞职信已经帮他草拟好了。巴拉斯没有太多犹豫，情况一目了然：波拿巴掌握着巴黎周边的军队——意味着至少此时此地波拿巴军权在手；西哀斯和迪科已经辞职——督政府内部已不再团结；督政卫队又已经被调离——意味着他们最后的依仗也没有（无论是反抗还是自保）。他明白一切已经结束了，他很干脆地签署了辞职信，然后收拾行李前往格罗布瓦庄园休养。保罗·巴拉斯从此往后永远离开了政治舞台。巴拉斯的辞职无疑是压倒热月督政府统治的最后一根稻草，尽管他（或者说他们）并不能阻挡波拿巴的计划，但毋庸置疑他的“逃避”促使戈耶和穆兰无法再继续抵抗，后世对他的批判不得不说也是恰如其分的。
我们最后再说下戈耶及穆兰的命运：由于巴拉斯的辞职，他们极不情愿地签署了迁移法令。随后在杜伊勒里宫，拿破仑再次向戈耶抛出橄榄枝，但是戈耶无意与他沆瀣一气，拒绝破坏他宣誓效忠的共和三年宪法，他甚至试图向议会谴责现在发生的一切，尤其是授予波拿巴的军权。他和穆兰返回卢森堡宫起草抗议书——他们在政治舞台上的最后余响。但波拿巴已经派莫罗将军率三百人以“保护安全”的名义将他们软禁于此，他们成了囚犯。就这样，督政戈耶选择了一个不失壮烈的退场方式，“把命运系在了共和三年宪法上，和它一起不失优雅地倒下了”。
至此，政变的前半部分，也就是雾月18日发生的事基本已经结束了。但仍有必要交代一下在18日剩余的时间里发生的事：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以上发生的事都是在上午很短的时间内发生的，变故发生之迅速正是政变方在第一天取得成功的一大因素，但到此为止了下午和傍晚漫长的时间给了五百人院中的反对派重整旗鼓的时间。议会中的雅各宾派经过冗长（但有必要的）的讨论后，终于达成共识：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断波拿巴通往最高权力的道路。事实上，在第二天他们几乎使政变方前功尽弃。
1799年11月10日在圣克卢宫橘园举行的大会，从中可明显看出临时改造的痕迹。
倘若说第一天的行动始终处在政变方的掌控中，那么第二天——雾月19日——就完全不同了。彼时的圣克卢宫的准备工作还尚未完成，事前的安排是让两院分别在圣克卢宫南北两翼的两个廊厅里开会，这样可以增加它们间交流的难度。但由于迁移过于仓促——迁移时间仅一天——波拿巴抵达时仅有北翼元老院的会场阿波罗厅布置好了，原计划给五百人院的南翼会场后来发现早已被玛丽·安托瓦内特分割成了一个个套间。唯一能够容纳下500名代表和其他听众（他们依据宪法无法被驱逐出场）只剩下宫殿后部的橘园。但就算是那里，阶梯式坐席和讲台也需要现场搭建，加之年久失修又场地过大，收听效果大打折扣，因此临时决定将其一分为二，只用一半。这些准备过程花费了整个上午。在此期间，雅各宾派也不忘争取议会中的中间派和政变方中的墙头草。大约在下午2点时，两院终于召开了会议。按计划，在得知五位督政中的三位已经辞职后，元老院将任命三名临时执政，并组建一个委员会对体制进行改革。但后续的发展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雅各宾派的行动卓有成效：五百人院要求全体代表向宪法宣誓效忠，元老院则陷入沉默，甚至开始考虑选拔继任者来重建督政府。显然对政变方来说形势急转直下，元老院已不再是可靠的盟友了。为什么共和三年宪法和热月共和国这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在它们生命的最后关头，好像又突然爆发出巨大生命力？我们如果想要理解这一点，必须考虑整个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进程：对人们来说，自1789年以来的10年经验表明，每一次政权更迭后都紧跟着大规模的（至少在人们的感受中）报复行动——逮捕、审讯、流放和处刑——无论是1792年的八月十日事件、1793年的雅各宾专政还是1797年的果月政变在这一方面都无法让人安心，这些经验促使人们本能得出政变不过是一个政治团体反对另一个政治团体的结论——恰恰是这让人们对热月共和国倒台后的世界不仅茫然无措，更提心吊胆，因此人们对“旧”制度和政体的靠拢，既不是忠诚的体现，也不是观念的突然转变，而是处于自身安危的需要，尤其是与政变方处于对立面的人更是视其为最后的保护。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往往令人头晕目眩、瞠目结舌。面对正在向有利于反政变方发展的局势（且已不大可能再逆转），波拿巴并没有太多选择。虽然他的兄弟吕西安·波拿巴是时任五百人员主席，但独木难支。波拿巴为了解决两院问题而决定前去发表演讲的决定，或许与他的身份不太相称，但不仅是他唯一的选择，也与他长期的从军生涯相符，更是作为策划和实施政变者的题中应有之举。问题在于，虽然他采取了正确的对策，但他本人并没有与之相称的能力。他长期打交道的都是惯于服从的士兵和易被感染的平民，他对政治和政坛不说是一无所知，也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他先是向元老院发表演说，试图重新把他们争取过来。他极力否认关于其权利野心的指控，试图援引果月政变（督政府阻止保皇党控制议会的政变）、花月二十二日法令（督政府阻止雅各宾派掌控议会的政变）和牧月三十日法令（雅各宾派议会和平改组督政府的政变）来削弱共和三年宪法的意义，但他无法绕开和解释关键的两个点：是否效忠宪法和含糊的颠覆阴谋。接着他还用了一些“战争的雷霆就会即可劈在他头上！”“记住胜利和幸运之神与我同在！”等极不妥当的言辞错误地攻击了五百人院——虽然他辩解说是自他归国以来国内民众表露的崇敬误导了他，但实际上这些言辞更符合之前他作为军队统帅时对下属的口吻——结果是准确无疑地让代表们知道了他对两院的不屑一顾和傲慢不逊。在一片嘘声中他下了台。
波拿巴将军在圣克卢的五百人会议上。1799年11月10日(弗朗索瓦·布肖, 1840，凡尔赛宫)。圣克鲁公园的橘子园，共和八年雾月18-19日政变。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发生了。在离开元老院后，波拿巴仅在两名掷弹兵的陪同下就未经通报闯入五百人院会场。接下来发生的是众所周知、家喻户晓的一幕：波拿巴和两名护卫进入时还只有门口的人注意到他们，但随着他顺着阶梯试图爬上讲台时，骚动逐渐扩大了，会场里顿时充满了高喊“暴君去死！打倒独裁者！共和三年宪法万岁！”的声音。雅各宾派涌向波拿巴，另一些代表则爬上后方高处的阶梯以求看得更清楚些。前者重复着喊起了“剥夺法律保护！”的口号，激烈而短促的肢体冲突发生了——波拿巴被人揪住衣领施以了几下老拳，一句话也没说成就在卫兵身体的保护下退场了。这里是否再次体现了波拿巴此时令人捉急的政治智商？毕竟昨天还是他的盟友的元老院今天已经变节了（至少是无法再指望了），作为他对手的大本营的五百人院显然不是适合他的战场，他去那里又能有什么用呢？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做出如此行径的动机，但我们能设身处地地分析下他的处境：在当时的状况下，他要么继续走合法路线，将事态交给他兄弟吕西安和勒梅西埃两位主席解决，指望他们能扭转局势；要么放弃幻想，采取强硬手段强行推动政变以求速战速决（按常识也很好理解，时间是所有政变等非正常事态的生命线）。要知道，在政变方犹豫不决的每时每刻，局势都在愈发不利于他们，反政变方尽管数量上也不占优势，但已经有决心和信心将一切至少拖延到第二天了。可见采取暴力手段是完全顺理成章、合乎情理的。事实上他之前在元老院对五百人院的攻击中就已经表露出这一想法了：“我不信任处于分裂的五百人院；……刚刚（五百人院）有人派出特使去巴黎组织运动。”过去通常的解释是波拿巴的目的是引发争端，从而使合理化接下来动用军队的行为。但请读者明白，这句话虽然看起来合理，但还并不足够准确地解释波拿巴的动机：他确实蓄意引发争端，也确实准备动用军队对付此时受反政变者主导的五百人院，他清楚会发生疾风骤雨的反对，但他没有预料到会演变成一场粗野的“街头斗殴”！我们完全可以说他或许是幻想着自己虎躯一震，就能吓住那些“他鄙视的人”，然后只需大手一挥，喊来军队（中的部分人以充场面）即可解决问题。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间，可能都不到一分钟。事后波拿巴声称一些代表拔出了匕首（相信有的读者会有种莫名的熟悉感），这当然只是他为了合理化军队的介入的一面之词。事实上那天唯一的“遇难者”是掷弹兵托梅的被扯掉了袖子的衣服。但可以说，他面对两院的冲动、傲慢和（令人难以相信但确实如此）面对阻碍时的胆怯，几乎让政变付诸东流。
拯救了波拿巴和政变方的是波拿巴的兄弟吕西安和（依然是出人意料但确实如此）雅各宾派。雅各宾派并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只是在“雷声大雨点小”。他们在将军离开后通过了许多决议：现立法团延续（以免被解散然后被人利用选举改组）；即可回到巴黎（显然现在来看圣克卢宫才是个陷阱）；解除波拿巴职务，移交给贝纳多特（有人回想起来前面的对话了吗）。但关键的剥夺将军法律保护的决议并没有得到通过。这要归功于吕西安的坚韧不拔和雅各宾派的色厉内荏、；吕西安拒绝宣布进行剥夺他兄弟法律保护的投票，而雅各宾派则只是一直空喊，没有采取实际行动（比如抄起椅子将吕西安放倒等）。雅各宾派的失误或许是因为他们的领袖们茹尔当和奥热罗——二人此时均在圣克卢宫，但并未露面——此时都不在场，因此雅各宾派们无法团结起来采取实际行动。倘若这一决议得以通过，后续是否会有所不同？尽管热月共和国声名狼藉，但代表们仍保持着基本的权威，可以肯定的是元老院是存在着被争取过来的可能的，士兵们——尤其是立法团卫队——也许会不知所措乃至立场动摇。那么波拿巴在做什么呢？他有受到刚才在橘园的失利的影响吗？波拿巴确实在精神上受到了严重影响，据说他失魂落魄、语无伦次，甚至可能觉得政变和自身前途到此为止了。当然 ，这不符合他的军人性格，他不会轻言放弃。西哀斯试图召集军队，但波拿巴告诉他还需要“一件合法的外衣”。巧逢此时塔列朗前来告知波拿巴他已被五百人院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这促使他们决定立刻采取行动。波拿巴上马发表演说，把反政变者描绘为“刺客”“煽动者”和“自视甚高的糊涂虫”，将自身耻辱渲染成军队的耻辱，标榜自己的牺牲。一片“波拿巴万岁”的喊声，除了立法团卫队。由于缺乏正当授权，他们显然不愿违誓将枪口指向议会。
关键时刻，将军获悉了一个消息：他的兄弟成了那些煽动者的囚犯。天赐良机！五百人院主席作为“立法权”的化身，正好可以授权军队介入。事实上，正是这种对现状的解释和描述给了军队合法介入的机会：现在不再是军队阴谋颠覆政府，而是拨乱反正，是从一小撮胁迫他人的代表手中解救出正直、无辜的其他代表们，甚至是共和国！接下来的一切就很简单明了了。下午6点第一批士兵出现在橘园门口，代表们心知肚明：一切（无论是反抗还是拖延）都结束了。他们试图用人墙堵住入口，但当缪拉宣布会议解散时，由于入口反过来也被军队堵住了，所以代表们都一言不发地从和花园等高的窗户离开。在后来经过加工的传闻中，代表们在缪拉宣布结束后慌不择路、竞相逃命，灌木丛中挂满了他们的衣帽徽章，甚至有的人一路逃回了巴黎，这显然是无稽之谈。
波拿巴结束平等的闹剧（英国讽刺剧中，拿破仑和他的掷弹兵在刺刀点将五百人理事会的成员从圣克劳德的橘园中赶走）。美国国会图书馆。
政变结束了吗？答案是没有。以上发生在一个下午之内的看似复杂曲折的事情，实则只是阻止了政变的失败。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这里出现了一个纰漏：吕西安的命令是“解救”五百人院，而不是解散它，但军队却执行成了后者！如果不继续遵循合法程序，会导致新体制将被视为建立在刺刀之上，这与大革命以来的人民主权观念这一共和原则背道而驰。因此，颇具讽刺意味地，政变方还得再把他们刚刚强行驱散了的五百人院重新集合回来，并且必须达到共和三年宪法的规定人数。但大多数代表已经离开了，为此政变方将圣克卢宫和周边的酒馆、客店翻了个遍。到了晚上8点，会议重开了，最后总共有多少代表出席？波拿巴在事后的公报上只用了“数量众多”“大多数”等形容词，没有具体数字。历史学家根据执政府议会中属于原五百人院议员的议席数量，推断出200人的数字。而这个夜间会议更为熟知的名字是“三十人院”。无论如何，对于大部分代表来说，这个只是个徒有其表的会议，没人关心内容。在一片沉默中，所有应有的程序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吕西安宣读了临时宪法，一个委员会被指派起草关于解散督政府、任命临时执政和安排立法团休会至1800年2越20日的决议。时间就这样被消磨着，一直到11点决议终于完成。决议被详细地审阅了，也进行了虚假的讨论（只有政变支持者发言），得到了全体通过（毫无疑问的）。最后一步是得到元老院的批准。此时元老院还在苦苦等待。又过了两个小时，西哀斯、迪科和波拿巴来到元老院宣誓。至此，雾月政变的主要部分结束了。
三位临时执政（从左至右分别是迪科、波拿巴和西哀斯
或许最后我们还可以再提一嘴波拿巴的状况。通常人们会认为即将登上权力最高峰的波拿巴此时肯定志得意满，恨不得“一日看遍长安花”。但他的秘书布列纳的记录告诉我们，在经历了白天种种磨难和考验后，将军已经非常疲惫了。虽然崭新的未来现在在等待着他，但他一路上一言不发。回到家中后，他也无法入眠，同约瑟芬和布列纳进行了一场长谈。话题从督政戈跳到约瑟芬的母族再到贝纳多特将军。他一直喋喋不休，抱怨了戈耶的不识时务和贝纳多特的顽固。这一晚对波拿巴来说注定是个不眠之夜，无论他是否上床休息。
1793年的一幅版画，中间是口号“统一、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或死亡”，周围环绕着橡树树枝和三色旗，放在一个上戴弗里吉亚帽的纹章前，前景是一只高卢公鸡和一门大炮。
自1789年的网球场宣誓以来，已经过去了十年。每一次新的派系或集团上台掌权后，都会向公众发出“公民们，大革命已经奠基于其开始时的原则之上。革命已经结束了。”之类的宣言。但他们都没能调和从革命中获利者和在革命中受损者之间的矛盾，都以失败告终。最终，波拿巴这个如今的一切都来自于大革命的科西嘉小子，成功地超越了革命本身，结束了革命。
无疑，雾月政变标志着拿破仑·波拿巴开始执掌大权，随后制定的共和八年宪法更是完成了政变中的政变，他从此开始掌控法国。
那么，雾月政变是必然发生的？还是只是一系列巧合促成的？显然是必然的。当局对议会和选举的几次公然强行更改，无疑大大侵害了它的权威。革命热情衰落了，人们不再信任政客，对政治和投票置若罔闻。事实上，糟糕的经济状况和许多地方的无序促使人们更关心每日的生计，更渴望和平而非战争的到来。恰逢此时波拿巴横空出世，自意大利战役的胜利以来，他身上披满胜利的光环，人们相信他将带来和平；同时，他又被视为秩序的象征，因为他出身被视为民主最后保障和民族复兴保证的军队，他也从未流露保王或雅各宾主义的观点；最后，到此时大革命已经经历所有人们已知的政治形式，从君主立宪到彻底民主再到如今热月政府的有限民主，这无疑让人们很难不相信“大国无共和”这句本世纪流行的谚语和君主制的复辟是“天命所归”。法国人民已经做好了准备迎接又一个“法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伟大人物”。另一方面，坎波福尔米奥合约取得的和平是脆弱的，法国的旨在“以莱茵兰为自然边界”和“以战争推广革命理念”的对外政策使得共和国深陷战争泥潭无法自拔，而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反革命威胁被战争激化进一步引发了国内的动荡和制度瘫痪。这进一步揭示了其运行体系中的根本矛盾，即督政府对政治自由主义的违背，他们拒绝有组织的反对派的存在，却又无力将意识形态已开始逐渐分化的法国人民重新整合成一个共同体，这只能使那些反对者转而采用正式或非正式的暴力手段来表达不满和维护自身利益，无论是法国乡间层出不穷、此起彼伏的农民反抗还是保王匪帮等白色恐怖皆是如此，督政府越来越孤立无援，而这恰恰是波拿巴所做到的。督政府口口声声自由主义，实际上一直在实践中建立专制独裁统治。
十年的动荡不安及其间的暴力、饥荒等等也随之烟消云散。波拿巴绝非符合革命理想的“美德之人”，但这恰恰是共和国已不再需要的了，人们需要的正是波拿巴这样能带来期盼已久的和平、稳定和自由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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