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原游廓”是江户时代的大规模花柳街之一。在公卿、富商的世界中，它是可以豪掷千金一见娇颜的风月场；在舞台上和书中，它是华丽的“花魁道中”的取景地，是许许多多传奇故事的发生地；但是在游女们的眼中，它是囚笼般的窗格外一片人来人往的更大的囚笼，几乎永远迈不出的囚笼。“游廓”又名“倾城町”，是为了用区域限制维护社会风纪，而在公允之下聚集在一起的游女屋（妓院）形成的区域，周围用围墙、护城河等围起来（有的时候也不一定用物理屏障包围）形成一片有规模的花街。室町时代开始出现管理游女（妓女）的政策，足利将军家开始向京都的“倾城屋”（室町时代妓女也被称呼为“倾城”，“倾城屋”指的应当也是妓院）收取税金。1528年（大永8年），倾城局设立，游女在室町幕府的制度下开始营业。在安土桃山时代出现了聚集性的“游廓”，一般认为，丰臣秀吉在1589年设立的“柳町游廓”，便是游廓的开始。庆长年间江户妓院的数目大概有五、六十之数。庆长8年，德川家康就任征夷大将军，开创江户幕府。随着家康率领多个家臣团在江户建立幕府的政治中心，江户的城市建设也迅速发展起来。加上很多浪人在战国时代以后为了寻找新的工作也聚集到江户，江户人口的男女比例逐渐失衡，男性占压倒性多数（江户初期没有确切记录，但是江户中期有“江户人口三分之二是男性”的记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江户城内散布的游女屋生意兴隆。但是江户幕府在建设江户城的过程中，为了满足作为行政首都的需要，对于武家宅邸的整备有必要提高，因此发生了许多平民被强制迁移的事情，游女屋也被屡次要求迁移，各游女屋饱受屡次迁移的困扰，强烈希望建立游廓。提到吉原游廓的创立，绕不开一个名字——庄司甚右卫门。正是这位旧北条家臣出身的游女屋主人，在1612年带头请愿设立游廓。他提出了三个必须建立游廓的理由：一是防止人身贩卖发生，虽然人身贩卖是被禁止的，但是江户仍然存在着人贩子。他们往往会将贫困人家的女儿收作养女，等她们十四五岁就会把她们送去做娼妓，并从中获利。建立游廓，可以有效地防止这类情况的发生。二是嫖娼者，沉迷于妓院不出，忘记家业的有很多。如果建立了一处游廓，方便对妓院进行管理，就能防止游客在妓院长时间地逗留、居住。三是出于分散状态的游女屋是浪人余党的藏身之处，只要出钱就能隐藏在游女屋内，难以找到。如果建立一处游廓，将分散的游女屋汇集到一处，那么就能更方便地搜寻出这些浪人余党。对他的请求，幕府当时提出了3个条件：这三个条件成为日后吉原正式建立的五条规定的基础，但这次请愿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展。《川柳吉原志》记载，元和三年（1617年）三月，庄司甚右卫门又一次请愿，获得成功，江户各地散落的游女屋被聚集在堺町附近约二町四方的地域内，此地因而成为了游廓。当时这个游廓的附近葭茅丛生，因此最初被称为“葭原”，后来为了取繁荣昌盛的好兆头，因此改名“吉原”。《游廓论》记载，在吉原成立的最初，幕府提出了五条规定：3.游女不能穿缝有金银的衣服，只能穿染坊（染色）的衣服。5.无论武士还是町人，只要形迹可疑的话，都要仔细审查其住址，遇到可疑人士，就要向奉行所告发。《川柳吉原志》记载，最初的吉原只有江户町和角町两个部分，后来逐渐扩张，在宽永三年十月开拓成为拥有5个町规模的游廓。可是随着江户城的发展，大名在江户的宅邸也开始与吉原这样的花街柳巷相邻。面对着这个问题，幕府在明历2年（1656年）命令吉原迁移，候选地便是后来新吉原的所在地——浅草寺后面的日本堤。恰逢次年明历大火，幕府不得不重新建设江户，吉原游廓便迁移到了浅草寺的日本堤一带，这个时期的吉原也相对应地被称为“新吉原”。关于新吉原的开设者，曾有人对其中扬屋的来源进行考证，统计出新吉原的20家扬屋中有13家来自于知多郡须佐村，因此推断出新吉原的开设者有可能是尾张国知多郡须佐村的人。在建造新吉原的过程中，负责指挥建造、建设的也是来自知多的阴阳师们。他们带领着由车善七为首的三千非人（日本古代的贱民），在日本堤旁按照阴阳道的法则修建起了游廓，就连游廓入口弯曲的“五十间”，栽种的“见返柳”，也都遵循了阴阳道。早在幕府最初命令吉原迁移的时候，江户北町奉行石谷贞清便提供了如下福利：茂吕美耶在《色道始祖吉原》一书中的说法印证了第一条福利：“（新吉原）这回土地比原先的多出五成，总坪数是两万七百六十七坪，反而有余裕建设出更华丽的新世界”。果不其然，新吉原有了京町、江户町、仲之町、扬屋町和角町等部分，全盛时期游女可达数千人，可以算是当时江户最大的繁华街道。《川柳吉原志》里就记载了一个疑问：“是江户的吉原，还是吉原的江户？”（新吉原内部。新吉原只有一个大门可供出入，周围有护城河围绕，正应了“游廓”的“廓”——犹“城郭”之意。大门口外弯曲的五十间边上栽种着“见返柳”。周围的护城河应当就是为了防止游女逃跑而挖掘的“御齿黑沟”）（《川柳吉原志》中记载的吉原初建时的草图，当时京町、江户町已经有了一丁目和二丁目的分别。这种分别在新吉原延续下来。）明治以后，由于艺伎行业的逐渐兴起，政界和财界的社交场所转移到了“芸者町”（艺伎街），吉原游廓逐渐缩小。此后吉原还连续经历了几次灾难，战后由于倡导纯洁主义的基督教女性团体“妇人矫风会”的努力，1956年5月21日通过了禁止卖淫的法律，吉原游廓的历史也在次年终结。游女这个名词最早出现于《万叶集》中“于时送卿府吏之中有游行女妇，其字曰儿岛也”的注解。此时的“游行女妇”指的还是在各地举行宴会的时候侍奉客人、表演歌舞的女子。她们成为后来游女的前身。平安时代，大江匡房的《游女记》曾记载游女们在神崎、蟹岛等地聚集，在船上自荐枕席的场景，可见那时已出现了出卖色相的游女。《游女记》中没有记载游女有明确的等级划分，接客时也是直接自荐枕席。而在江户时代，吉原作为全日本最大的花柳街，游女已被按照质量和规格分成取悦不同财力的男性的等级，而游女的获取、培养、待客等流程，都已经形成了一套体系。江户时代初期，最高等级的游女被称为“太夫”。《色道大镜》记载，这个称呼最早来自于元和年间佐渡岛的女歌舞妓，由于才艺出众，所以有了“太夫”的称号。这个称呼也由此被沿用到容貌拔群、才艺超群的最高位游女身上。成为一名太夫，除了需要出众的容貌，还需要精通艺能、文学、游戏、茶道等多方面的才艺，万治二年（1658年），介绍吉原游廓的《吉原细见》中记载，吉原的数千名游女之中，仅有3名太夫，由此可见要挑选、培养出一名太夫的难度。培养出的太夫往往被富有的町人乃至大名仰慕和追求，成为社交场上让人爱而不得的尤物：据记载，元禄年间的太夫全盛期，太夫前往扬屋（高级游女见客人的地方）的时候，周围的人争相一睹芳容，太夫经过的路上人山人海。而豪商贵人要想与太夫温存，首先必须通过茶屋来代办与太夫的业务，这个代办业务就要花费一大笔钱；第一次相见的时候，太夫坐在远离客人的地方品评客人，既不与客人说话，也不吃饭。如果太夫对客人不满意，客人之后便不能与其交往；为此客人还要撒金撒银，叫来很多艺人，以显示自己的财力。第二次见面时，虽然二人距离会拉近一些，其余却还是和头次见面一样；第三次见面时，如果太夫准备了带有客人名字的餐具，才表示两个人已经熟识，可以同床共枕。此时客人为了表示感谢，还要支付一笔熟识金。熟识以后，客人去别的游女一处的话，便会被视为出轨，如果被觉察出来，客人还要花钱道歉。这么一套流程下来，花费必然高昂。但是这架不住豪商和大名争先恐后地一掷千金，有的甚至将太夫“请出”（出自《高尾考》，赎出青楼的意思）。在记述吉原七代高尾太夫的《高尾考》中，七代高尾太夫中有三代都被大名赎身，最出名的便要属其中的“万治高尾”：仙台藩第三代藩主伊达纲宗为她成功赎身，走出游廓的她却红颜薄命，年仅十九岁便香消玉殒。净琉璃中讲述万治高尾被伊达纲宗杀害的故事被广为传唱，但山东京传等人却持万治高尾在万治二年十二月五日病逝，并且法号为“春庆院”的说法。不管如何，万治高尾在走出吉原后依旧没能过上多久的好日子，着实令人惋惜。万治高尾在万治高尾死后，宽文年间有许多游女在江户取缔私娼窟时被赶入了新吉原。她们的等级被定为“散茶女郎”和“埋茶女郎”，冲击着吉原原本仅有的太夫、格子和端女郎三个等级（其中格子女郎是在1640年左右增加的）。关于“散茶女郎”等级的来源，有一说是“散茶”本义是将茶叶磨成粉的茶，加上热水就可以直接喝，不需要在热水里甩动装茶叶的袋子，引申为游女不甩客人之意，因而得名“散茶女郎”。其下的“埋茶女郎”又称为“梅茶女郎”，“埋茶”便是“冲淡散茶”之意，应当是象征比散茶女郎地位更低。宝历年间，“太夫”这一等级终于在吉原消亡。安永年间，“格子”这一等级也已消亡，“散茶女郎”成为最高的等级。与此同时，随着太夫这一等级的消亡，一个称呼最高位游女的新词——“花魁”，在吉原出现。学者大木康认为，“花魁”一词可能来自于《卖油郎独占花魁》中与吉原最高位游女身份相似的青楼头牌王美娘的称呼“花魁娘子”。花魁的教育与当年太夫的教育同样严格，作为预备花魁的女子从小就要接受书法、茶道、和歌甚至围棋、象棋等全方位的艺能训练。而相比于吉原太夫繁杂的礼仪，吉原花魁接客的礼仪却简洁了许多：宝历年间太夫和格子女郎的消亡带来的是高尾太夫所在的“三浦屋”以及扬屋的没落，而冈场所、饭盛旅笼等私娼的兴盛使得吉原太夫时代的繁文缛节越来越没有竞争力。与此同时，随着町人阶层的兴盛，吉原的主要顾客从武士转变为町民，吉原开始朝着大众化发展，在宝历以后也出现了花魁与客人初次见面便同床共枕的记录。前文说过的“散茶女郎”，在宝历以后成为地位最高的游女，演变出了“呼出”、“昼三”和“附回”三种类型。“呼出”是因客人叫出游女而得名，直接在茶屋与客人游兴，一般认为只有这一类型的游女才被称为花魁。“呼出”的下一等级“昼三”因“扬代”（陪客一次的价钱）而得名，再下一等级的“附回”被认为是将来要接替昼三的游女，因此接客完毕也会得到与昼三一样的“扬代”费用。前文的“埋茶女郎”此时则分为“座敷持”和“部屋持”两种游女，处于“呼出”“昼三”“附回”之下，是吉原游女的中间层，有自己专属的客厅和房间。从“呼出”以下到部屋持，每个妓院除最高等级的游女外所有的游女都要在傍晚时分坐在道路边的“张见世”里等待客人。“张见世”是妓院专门为了方便客人挑选游女而设置的结构，游女们依据身价高低坐在被称为“篱”的栅栏后面，面对街道等待客人挑选。“张见世”按妓院规模分为“大见世”“中见世”和“小见世”，规模不同，“篱”的高度也从直达天花板而依次递减。但是在吉原的河岸边，还存在着最低等级的“切见世”，里面的游女被称为“切见世女郎”。切见世女郎人数众多、“扬代”极低，恶劣的环境和长期的压榨，使得她们之中绝大多数人都早早感染疾病。吉原游廓里的游女来源主要有二；一是通过“年季奉公”的雇佣合同制度，由中介者“女衒”进入游廓中。这样的“年季奉公”制度保存了许多人身买卖的要素，如把家长权、赎身权移交给雇主，雇主甚至还有转卖的自由，乃至于任意处置在他们手中死去的女性。靠着表面上雇佣合同制度的名号，女衒掩盖了人身买卖的事实，有的女衒还会与人贩子相互勾结，去到边远地区物色、拐骗女性，将其在事实上贩卖给妓院。女衒会根据女孩的长相、年龄等，将其分为“极上”“上玉”“并玉”“下玉”的等级；由于女孩可能被转手多次，他们还会根据女孩的转手次数将她们划分为“一本玉”“二本玉”“三本玉”，这些等级都关乎将女孩转手到妓院时的价格。在吉原，卖掉一个女孩所得的钱有将近一半会作为女衒的佣金、交通费、置办家具的费用等等而被开支掉，因此女孩一进吉原，就开始背负着难以还清的债务。由于被买来的女孩大多数出自贫苦人家，没有受过教育，面对游廓业主和女衒的打压，只能选择忍气吞声。除此之外就是出生在游廓内的女性——一般来说，7~8岁被卖到游廓的女子也约等于这一类从小生长在花街柳巷的女子。培养游女的过程从这些女子的幼年时代就开始了。在吉原，妓院中七八岁的幼女被称为“秃”，一般会跟随在高级游女身边学习游廓内的习惯和各种才艺。出类拔萃者会成为“引入秃”，直接跟随楼主学习茶道、花道、香道等教育，预备成为高级游女，接待目标也是财力雄厚的大商人和武家大族。成为“秃”，接受名为“秃立”的训练流程，几乎是成为高等游女甚至花魁的必经之路。也正因为此，大多数高级游女都出身于生在游廓或是很小就被卖到游廓内的女性。“秃”长到十四五岁，其中一些人会成为“新造”（《色道大镜》中记载的“新艘”就是“新造”的同义词，都是头一次抛头露面的游女的称呼）。此时的“新造”还是见习身份，不接待客人，跟在前辈游女的身边学习如何为客人服务，有时还要在多个客人同时来找前辈游女寻欢作乐的时候与等待的客人交谈。经过“秃”时代成为的“新造”，往往都是“振袖新造”，成为“振袖新造”就预示着将来可以成为花魁。而在“振袖新造”以外，还有几类被称为“新造”，但实际上已经是游女的女子。“留袖新造”是“振袖新造”的同龄人，但已经开始接客，并且也没机会成为高等游女。这种游女一般是在十几岁被卖到吉原，没有经过“秃”时代的游女，与《色道大镜》中记载的“突出”相似。（在该书的解释中，“突出”意为有可能在幼年时期没有经过前辈游女养育，十四五岁或是十五六岁便成为游女的女子。《日本国语大词典》中对“突出女郎”的解释与“留袖新造”意思更加接近，都是没有经过“秃”时代，在十四五岁马上成为游女接待客人的女子。笔者推测这两个词语指代的应该是一类人。）“番头新造”负责服侍花魁，处理花魁身边大小事务，往往是容貌不好或者年纪较老的游女。“太鼓新造”则是以才艺见长的游女，主要负责在宴会上表演技艺。还有一类游女被称为“遣手”，又名“香车”，负责管理和教育整个部屋（妓院）的游女，作为客人、楼主和游女之间的中介角色，也时常负责品评游廓中的客人。这一职务由于任务复杂困难，往往是从上了年纪的游女和番头新造中选择优秀的人担任。游女往往在游廓中要度过十年之久，一般到二十五六岁才能获得自由。如果幸运的话，在这之前就可以被赎身，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在游廓中度过一生，成为番头新造或者遣手。许多人在这十年中，受尽了楼主的剥削和囚禁，还要面对着性病、肺痨的摧残。歌舞伎中游女和心上人双双殉情的情节，与吉原中那些游女身上发生的故事比起来，甚至还算的上美好。江户时代的町人，虽然成为了江户乃至日本经济的一股重要力量，但地位一直处在社会低层，因此不满于身份地位上的不平等。但是吉原满足了他们蔑视门第出身与礼仪规矩的愿望。早在新吉原成立之初，吉原门前就有“医者以外，门内不得使用乘物（肩舆，一种类似于轿子的交通工具）”“枪，长刀之类不得使用”的规定，武士和达官贵人因此在进入吉原之前失去了引以为豪的身份凭证。吉原的花魁和高级游女身上傲娇、矜持的“倾城气质”，在抬高自己身价的同时，也进一步弱化了门第出身带来的压制所造成的隔阂。在这种“人人金钱面前平等”的氛围之下，吉原成为了江户时代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交场，町人幽默洒脱的生活趣味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粹”的出现便能很好地说明这种趣味：所谓“粹”，一开始指的是精通各种与花魁游乐时做的高雅游戏的本领，后来逐渐演变成“洗练洒脱”的代名词。九鬼周造就曾直截了当地指出：“由理想主义产生的“意气风发”，就是“粹”的特色。”《川柳吉原志》记载，江户时代的纪伊国屋文左卫门，敢于冒险去做蜜桔生意，后来又靠着木材生意发了大财，在吉原挥霍钱财，又与奈良屋茂左卫门争风斗富。他本身具有敢于冒险的豪气，事迹也同样迎合了追求“粹”的江户人的趣味，因此被编排成“吉原大尽舞”，在一段时间内有着相当的知名度。因为较为平等的社交环境，町人在吉原中的故事有了更多的可能。这种可能性也给予了文学和艺术创作者们以灵感。最深的便是江户时期兴盛的歌舞伎，有不少作品都取材自吉原游女特别是高级游女的故事。《笼钓瓶花街醉醒》《助六由缘江户樱》便是其中两部以吉原为题材的名作。两部戏的男主人公都是平民，女主人公又都是“花魁”一级的游女。舞台上女主人公的华丽优雅使得人们对游廓中的游女更加充满向往，而男主人公作为普通町人可以接近女主人公甚至获得芳心的剧情也让观众觉得自己有了接近吉原高等游女的可能性。歌舞伎女形（在歌舞伎舞台上出演女性角色的男演员）们也从吉原的高级游女形象中获得灵感，成就了一部又一部吉原题材的歌舞伎名作中丰满的人物形象，《助六由缘江户樱》中的花魁扬卷能够成为歌舞伎舞台上人气长盛不衰的角色之一，都要归功于历代女形们的努力。风月场所的老板们常常会将描绘美人的画作挂在风月场所门口，以吸引客人。这一行为便促进了美人主题浮世绘的发展。喜多川歌磨是江户时代吉原游女主题浮世绘的代表人物，他创造性地开启了“大首绘”的风格，善于细致入微地描绘任何一种阶层的游廓女性的神情，对后世的浮世绘画家的风格也有很大影响。德川幕府十分忌惮各藩之间的联络，一旦各藩在江户宅邸商讨大事，立马就会被严格监控。因此作为各藩外交官的“江户留守居役”只能到吉原等地借寻欢作乐的名义商讨藩国贸易等各藩之间联络的大事。吉原游廓内寻欢作乐的社交隐蔽性极强，因此各藩之间常会命令既通晓游廓风俗，又有一定文艺素养的人担任“江户留守居役”。不仅是各藩之间，町人富商为了能够取悦名妓，也常会带一些谙熟文艺的帮闲前来寻欢作乐。无论是武士还是町人之中都有这种人的存在，也使得游廓风俗与高雅文化融合形成的“游廓文化”潜移默化地渗透到社会的每个阶层之中。游廓文化的兴盛和无孔不入引起了掌权者的警惕，新井白石就曾向六代将军德川家宣建议遏制吉原等地风俗向居民区的渗透：……女中之风，无不为吉原倾城之类者，诚宜早除下风之不正浸淫，以上风正之为幸！”但是新井白石的建议在逐渐觉醒的町人文化面前已经显得十分无力。吉原作为金钱与享乐主义至上而实现了相对平等的社交场，不但从多个方面滋养了江户时代的平民文化，还滋长着町人们对于金钱的崇拜和对于自己在吉原外身份低微的不满。可是几百年来无数的游女，却付出了身体和生命的代价，没有撑到能够自由的年头，也再没能走出这个牢笼。热播动漫《鬼灭之刃·游郭篇》 其故事背景即发生于吉原游郭参考文献：
张博《日本江户时代前期大众文化雏形研究》，南开大学
永井千绘《文化交流视野下的日本浮世绘艺术研究——以喜多川歌麿为例》，中国美术学院
朴慧淑、张艳琴《日本游女百大夫信仰与傀儡子百神崇拜之关系溯考》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学社观点，敬请读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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