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缅怀郭锡章老军长
1985年9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我军进行了重大改编。在改编过程中，原第十二军的编制做了重大调整，有的部队调进，有的部队调出，有的部队撤销，有的部队改编，有的师降为旅，有的营升为团。新增加了防化兵、电子对抗兵、反坦克兵、装甲兵等兵种。
10月1日，我军正式使用新的番号。时任军长郭锡章、政治委员温宗仁、副军长徐文义、副政治委员史水洲、参谋长陈炳德、政治部主任张宝康、后勤部部长李生义。
这一次编制调整，使十二军特种兵的数量第一次超过了步兵数量，从而成为陆军的主要作战力量。特种兵的大量充实及各兵种的有机结合，使十二军的火力、突击力、机动力、防护力和快速反应能力均有较大提高，整体作战能力空前增强。并使其可在上级编成内或独立执行战役作战任务。这标志着十二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阔步从头越。部队编制体制调整，与此相适应的是对部队的管理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个庞大复杂的机构如何令行禁止，紧张有序地操课，作息、生产、学习，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较强的战斗力，将是新一届军首长面临最严峻的考验。
上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使广大农民群众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连年丰收，乡镇企业红红火火，市场繁荣，人们的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紧接着80年代中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铺开，国有企业打破“大锅饭”，推行经济责任制，企业领导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一时间招标制、聘任制和选举制等各种人事制度纷纷出笼；物价改革，开放市场，搞活流通；财政、金融、税收改革等等。真是石石击起千层浪，整个社会各种思潮，如一夜春雨汇集成一道激荡澎湃的洪流。人们各种观念：开放观念，商品观念，利益观念，竞争观念，人才观念，民主观念等，似雨后春笋，一个个往外冒。当时人们衡量一个人对社会的价值，就是你挣钱多少。于是有了那些让人说不出滋味的民谚：捣乎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什么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要啥别要脸，等等。
面对社会风起云涌的冲击浪，军营并不是一方净土，它只是社会这个海洋上的一座岛屿。社会的种种气象变化，时时影响着它，感染着它。
那时许多战士入伍前当过小老板或打过工，入伍时怀揣着存折或时髦的信用卡。在连队里，一方面他们吃苦精神、艰苦奋斗精神不强，常常嫌连队的伙食不对味口，动辄小撮一顿。另一方面，“商品经济”意识比较浓，洗衣服、出公差等活，他们掏钱请人，自己当起了“老爷兵”；有的战士将自己的亲戚朋友或过去的生意伙伴介绍到部队驻地来打工或做生意，业余时间，一溜烟就跑到亲戚朋友或生意伙伴那儿去了，很不利于部队的管理；有的战士花钱大手大脚，抽烟要高档，便服要名牌。弄得有限的津贴入不敷出，于是将连队的公物盗卖，或打欠条、押士兵证，上小店去抵押物品，还有的将配发的军服变卖，有个别战士军装卖得就剩下身上的一套，连洗换的都没有了；有的干脆在营区里干起了“第二职业”，做起生意来。曾担任10年之久的军务处长潘殿勇回忆说，有次他无意中发现一个战士双臂套满了电子表，足有好几十块。那时候电子表可时兴呢，一块能卖好几十块钱。揪住那战士一问，原来他在战友中推销电子表。
在社会经济改革的激流中，伴随着部队的精简整编，军官编制减少，管理力量相对减弱，且兵种增加，装备增多，技术复杂，加上受营房和军事设施布局的限制，部队驻地相当分散，小散单位明显增多，还有部队除了正常的作息外，支持参与社会活动也日益增加，部分单位与人员还担负生产、施工等任务。于是，在“内困外扰”中，昔日这支曾诞生过无数战斗英雄的二野劲旅，发生了一连串令人深思的事故。
事故一：驻徐某部，一个战士和地方“小泼皮”勾结，深更半夜偷卖战备车辆上的汽油，由于黑灯瞎火看不见，便点燃火柴去看油箱内的汽油，结果引发大火，将车库里存放的40辆汽车中的17辆烧得仅剩下一个个铁架子。那17辆可是崭新的刚装备部队的141解放牌汽车呀。
事故二：驻滁某部两个即将退伍的老兵夜半潜出营房，驾驶摩托车直奔百里外的家乡，他们出手了一批快货，估计在这笔生意中他俩获得可观的利润吧。返回时，二人神采飞扬，一路高歌，结果被地方一辆载重卡车撞翻在沟里，命归黄泉。烈日高照，军政委温宗仁从南京开会回来时，路过此地，发现两名士兵已暴尸多时，成群的蝼蚁被血腥吸引在上面穿梭爬行。让温宗仁更为恼火的是，如此血腥事件，不仅没有人汇报，而且在他第二天上午派军务处查明了尸体的姓名及所在的连队后，其连队干部还遮遮掩掩地不想秉实报告，实际上他们早些时候就发现两名战士出走了。
这连接的恶性事故如一个个重磅炸弹，震撼着全军每一个官兵的心。这支号称刘邓的拳头，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驰骋风云，经历过血与火考验的部队，难道就在国家经济建设的浪潮中触礁翻船？难道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浇铸的荣誉会被这“商品经济”的“暖雨熏风”腐蚀吞食？
夜已经很深了，军长郭锡章仍在军部院落前的小操场上独自漫步。他眉宇紧锁，神情黯然。若干年后，他的老战友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平和笔者数次有意无意地提及，那段日子郭锡章最难呀！
郭锡章，1933年4月出生于湖北武穴一个贫寒农家，1951年入伍参加第七步校学习，1954年1月分配到三十一师九十二团三连。先后任作训参谋、作训股长、团参谋长、团长、副师长、师长等职。1983年5月，以其德才，众望所归，他从三十六师师长的位置上直接被任命为第十二军军长（后来，担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职，2023年1月3日，因病与世长辞，享年89岁）。
郭锡章在当团长时，就是出了名的“四勤”（脑勤、手勤、腿勤、嘴勤）团长。他担任某主力团团长期间，硬把这个正在走下坡路的红军团队拽上先进行列。原军政委，后来就任广州军区副政委的刘新增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他是个有心人，他当团长，是九十一团建设得最好的时期之一。曾任十二军政治部宣传处干事窦芒在1979年6月12日的《解放军报》头版头条中写道：郭团长的工作笔记本上记满了部队建设需要解决的问题。从连队的政治教育如何安排，到战备训练怎样改革，以至哪个连队需要一只灯泡，哪个连队修猪圈需要一袋水泥，哪个干部住房紧张需要安排等等，发现一条记一条，解决一条销一条，不解决不销“账”。
现在郭锡章又一次在工作笔记本上力透纸背地写道：松散——军队之大忌。
久无战事，和平环境，军队易松易散；商品经济，渗透、侵蚀、影响。逃避艰苦生活，正规秩序难以形成和巩固；久驻一地，少流动，易腐；兵员崭新，方法老旧，不适应。
马克思说，管理是人类共同劳动的产物，自给自足，小型分散的农民经济产生单一的家长式的管理。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经济建设中抓好管理就是效益，就是生产力。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怎样抓好部队的管理，提高战斗力？使部队在现代化战争中打得赢，不变质呢？
郭锡章带上军务处长潘殿勇及司令部数位参谋人员，来到苏北新沂某团，他曾经努力奋斗过的团队。来到团里，郭锡章谢绝了团长、政委让他住团招待所的挽留，一猫腰住进了四连连部。
在某团，他规定蹲点人员必须和战士“五同”（同吃、同住、同操课、同劳动、同娱乐），并且24小时轮流值班，认真检查，不放过每个角落。他摆出一副不找到“病症”不回头的架势说：“我就要看看现在部队到底有什么新情况，到底能不能管得住？”郭锡章在某团一蹲就是三个月。
郭锡章扑下全部身心，像科学家观察实验对象一样，表现出巨大的耐心，他把连队切割成空间和时间的细部，进行细密的观察，透彻的思考。
夕阳抹红了村落，随着嘹亮的军号声，一天的操课结束了。饭后，郭锡章信步向连队旁边的菜地踱去。在将军的潜意识里，饭后正是业余生产的好时候，这种活动，可以舒展筋骨，陶冶情操，活动量也不大。连队菜地生产的意义，不全在于丰收的喜悦，更主要的是它像针线包一样，是一种从延安时期流传下来的传统，它让战士们亲近土地，找到一种家园的感觉，它培养战士们爱劳动的精神。
郭锡章来到菜地边一看，菜地里三三两两，一个班左右的人在浇水、除草。一问，原来现在连队的菜地也实行“生产责任制”了。每天晚饭后，一个班的人进行菜地生产，其他人自由活动。至于到哪儿活动，怎么活动，连队干部一问三不知。
郭锡章折回来，来到营区外的公路上。某团营区外是一条从山东通往江苏的交通要道。这条路，将军曾经是那么稔熟，它的每一棵树，每一株草，甚至每一粒沙石都曾见证过将军在这个团队任团长时奔波操劳的身影。眼前这条路的变化让将军为之瞠目：只见昔日坑坑洼洼，灰尘漫漫，满目荒凉的黄土路，现在变成了平整笔直的柏油公路，公路两边小吃店、小卖部、发廊、卡拉OK、歌舞厅、桌球、汽配汽修等上百家小店一溜儿排开。华灯初上时，霓红灯闪烁，不绝于耳的叫卖声、唱歌声、锅碗瓢盆的杂响声、拉客女嗲声嗲气邀请声，引得将军的眉宇拧成一个深深的“川”字。然而这还不打紧，更令将军不安的是，马路上三、五成群的士兵，衣帽不整，勾肩搭背，或吼着怪腔怪调的歌，或冲拉客女吹口哨……若干年以后，郭锡章回忆说，那些散兵游勇真像放羊一样。
对于战士在业余时间这种放任自由的状态，此时那些连队干部呢？那些毕业于各类陆军学院的学生官们虽然掌握全套步兵指挥知识，却不懂管理士兵的艺术。他们在心理上，感情上，常有意无意地与士兵保持一段微妙的距离。即使他们意欲献身国防事业，但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很难品味、理解、融和士兵那种质朴且有些粗糙的感情，这种感情是一种只可意会的神韵，只有老军人才能体悟。学生官们在精神上太矫贵了，他们不和士兵一起玩，不和士兵一桌吃，士兵在想啥，有什么思想疙瘩，连队干部茫然无知。甚至有个连队一位排长为了追求一份自我空间，竟然在士兵住的排房里为自己隔了个小单间。
军原军务处长潘殿勇向笔者说起一个故事：有一天夜里，他为四连一名战士掖蚊帐时，发现里面鼓鼓囊囊的被子唱的是“空城计”。原来这名战士溜到40里外另一个连队的老乡那儿过夜去了，天亮回来时，为了躲开营房门口哨兵的视线，他翻墙而入。那时某团的围墙旁边有一排猪圈，翻围墙时踩在猪圈上刚好跳进来。他回来后，仍旧参加连队的早操，连、排长们还蒙在鼓里。这种现象的发生，原因是年轻干部们不屑于查铺查哨，在查哨登记本上，有时为了应付上级检查，随便找个战士在查哨本上签一个名字。
郭锡章发现，一些干部正在偷偷地放弃管理和控制士兵的权力，逃避责任。面对这种甚忧的现状，将军将目光投向我军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管理，一时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我军从建军之日起，就非常重视民主管理，坚持从严治军。废除了旧军队的雇佣制度和军阀主义的带兵方法，确立了人民军队官兵一致的原则。毛泽东同志还亲自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开展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红军指战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古田会议又确立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三大原则，使那么多解放入伍战士“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
1930年5月，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革命军队管理教育的七条方法：干部要深入群众，要群众化；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体贴战士；干部要处处以身作则，做战士的表率；干部要学会发动战士自己教育自己、管理自己，走群众路线；说服教育重于惩罚；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反对命令主义；赏罚要分明。这七条方法不仅在当时，而且现在仍指导着我军的管理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我军颁发了《内务条令》和《纪律条令》，毛泽东同志明确了军队干部三大任务，即会练兵、会带兵、会用兵打仗。
解放战争时期，为适应大兵团作战需要，把提高纪律和统一性作为管理的重要目标。全国解放后，又把“五统四性”作为我军正规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并相继颁发了各种条令条例。这些方法，充分体现了我军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反映了我人民军队的本质和管理的客观规律，是千百万革命先辈实践经验的总结，是用鲜血和生命凝结而成的。无论在战争岁月，还是在和平时期，这些方法均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我军发展壮大的重要条件。
事物是不停地发展变化的，管理目的、手段、方法总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现在当个连长，不是拿着驳壳枪喊个“冲呀”就行了。时代的发展，要求管理 手段和方法，也要随之改进。如果不顾客观情况的变化，机械地套用过去经验来解决问题，传统必然会失去生命力，部队必然会削弱战斗力。
一项大的决策方案要出台，郭锡章首先决定集中群众智慧，充分发扬民主作风。他指示军军务处给部分具有丰富带兵经验的团、营长写信，请他们总结新时期部队管理经验教训，提出具体解决办法。随后又组织各团军事主官集训，探讨、交流管理工作方法和经验。在集训中，有人提出“封闭式管理”。郭锡章听了，不太赞同，他说：只有开放式管理才是过得硬的，才是长久的，也只有开放式管理，才能看出一支部队的素质。
这期间，郭锡章为军司令部机关及所属师、团主官开列了《领导科学》《现代行政学》《军事管理研究》《有效的管理者》《军事管理与基础》《现代管理学》等十几本书，请他们细细研读。其中《有效的管理者》《领导科学》在郭锡章的提议下，被列为重点学习教材。当然这些书，郭锡章早就熟读了。军原政委刘新增在回忆文章中说，1978年，全军召开“三学”代表大会，时任九十一团团长的郭锡章作为南京军区唯一的代表发言。那时，我就发现他在读《领导科学》这本书。他给我谈了读此书的初步感受。我感到，这本书很值得领导干部读一读，书中既总结了我们传统的领导工作经验，又借鉴了西方现代领导思想，很有启发性。
不难看出，一种全新的管理方法在郭锡章脑海中已呼之欲出了。郭锡章看问题具有很强的前瞻性，他仿佛站在高山之巅，他崭新的部署常让部属们感到吃惊。他总是适时地提出新的目标。等部队到达目标时，他深邃的目光又瞄准下一个了。
1987年5月，郭锡章带领军机关工作组到某团贯彻《南京军区基层管理教育研讨会》精神试点。好风凭借力，孕育多时的新时期部队管理方法：“三全管理”诞生了。三全管理，由全方位、全时间、全员额三个部分构成，是对人、财、物、时间、信息、机构等要素实行全时空管理。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以达到不隙一处，不虚一时，一留一人，做到时时，处处、事事、人人，都置于严格有序的管理之中。
随后不久在政委温宗仁、副军长徐文义、副军长兼参谋长陈炳德、政治部主任张宝康等领导深入调查研究，合力推动下，在三全管理基础上，“三管齐下”“三方共管”应运而生，合称之为“三三系列管理”。
“三管齐下”就是寓管理于教育、训练全过程，通过教育训练，强化管理效果，使教育、训练、管理同时开展的三项工作，形成一个整体，凝聚合力，齐抓共促。“三管齐下”要求各级领导，各个部门，以及各项工作都要互相“协调”，消除内耗，疏通梗塞层，从而提高管理工作的整体效益。
“三方共管”，即部队主动地组织协调地方政府和军人家庭，调动其积极因素，及时有效地教育、制约和规范指战员在股役期间的言行。把地方政府和战士家长的国防观念和成才期望，转化为现役军人争当优秀的实际行动。对来自军营“围墙”外的各种影响加以过滤，趋利避害，使地方、家庭成为部队管理的“外动力”。
1988年8月，十二军在三十六师召开实行“三三系列管理”，加强部队正规化建设经验交流会，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成斌应邀参加。事先王副司令员对这次会议来龙去脉知道得并不多，但他一走进三十六师某团营区，就顿时为之一振：营区内窗明几净，地上不见一个烟头，一星纸屑，指战员操课、生产、生活秩序井然，士气高昂。会议一始，王副司令员只是认真的听，听着听着，推开先前准备好的讲稿，即席发言：我只能就当前部队的管理提几点看法，只能泛泛谈谈，现在我就讲我看到的，听到的……十二军探索出了新时期部队管理的新方法“三三系列管理法”，它意义深远，下一步将在全区推广，它揭开了我军管理工作新的一页……
1989年，十二军部队进一步贯彻落实军党委《关于全面实行“三三系列管理法”，加强部队正规化建设的决定》，组织部队认真学习和观看“三三系列管理法”的资料汇编和录像片，进一步深化认识，增强做好新时期管理工作的自觉性，年初，军组织了千余名基层主官集训，提高了基层军官的管理能力，各单位进一步贯彻落实条令条例，深化“三三系列管理”。随着“三三系列管理法”在全军深入广泛的执行，一时间，刹住了各类责任事故的发生。
1990年，中央军委颁发了新的《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和新时期加强部队管理的一系列指示、规定。十二军党委以“三三系列管理法”，全方位，全时间，全员额地推行新条令，掀起一个学习贯彻新条令的高潮，并对部队的管理情况进行了检查，部队松散现象，不良现象，不良倾向得到进一步纠正和克服。1991年9月，在南京军区组织的军容风纪大检查中，十二军有18个单位，接受了检查，合格率达98%。
1999年12月，在“临汾旅”召开编撰《二野劲旅——十二军史话》工作会议
微 信 号 | 我爱临汾旅（ID:walfl-nj）
文 图 | 刘跃清
编 审 | 刘跃清
编 辑 | 刘俊彪
缅怀！
联系客服
